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昨天才看到葡萄老哥的长文，最近今天没有看论坛（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直在构思主题帖）。然后，葡萄老哥的长文没那么好回复，因而又拖到了今天。

首先是葡萄老哥的卷首语，师徒制和家族制是不同的，我在历史中也没发现盘踞在中央的“笔杆子”有任何先进性，哪怕一点点先进性，历史的结论是，我们的“笔杆子”连伊朗的教士阶层都不如。

跳过葡萄老哥的卷首语，关于组织术和救亡图存，我的一段废稿与葡萄老哥的第一段是高度类似的。

但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葡萄老哥对常凯申汪精卫之流的评价的，他们就是100%买办，他们不仅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也要对9.18和抗日战争负责。

（1）大革命的总路线

（1.1）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滑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所有不借助社会底层力量的救亡图存道路都失败了，列强越来越强，中国越来越弱，中国开始逐渐由半殖民地向殖民地过渡。

1931、1937日本侵华是果，随着中国不断衰弱，随着列强日新月异列，随着中国和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在一战后逐渐从半殖民地的位置滑落才是因。

内因，随着中国开始从半殖民到殖民地的过渡，中国的有产者不仅无法压制底层，而且面临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是彻底放弃自我、成为列强的买办？还是彻底放弃产业、联合底层的工农？

对外，随着一战和一战的结束，英、美、日三大列强不是重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开始争夺把中国彻底殖民地化，这就是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的背景。具体说就是，欧洲列强大半扑街，奥匈解体，沙俄原地爆炸虽然被列宁斯大林勉强救了回来，但也失去了绝大多数侵略属性，执掌世界海权的英国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势力开始崛起但又没完全崛起。

与经济殖民中国的西欧列强比起来，对中国有直接领土要求的沙俄和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沙俄原地爆炸之后，日本失去了陆权列强的制衡，在英国海权势力削弱但美国海权势力尚未真正崛起之前，日本也逐渐失去了海权国家的制衡。

在中国逐渐从半殖民地滑落到殖民地的过程中，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失去了近乎所有的钳制力量。二战时期东亚的局面，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时期就已经特别明显了。现在的中国大学盛产巨婴，过去的莫斯科中央大学盛产巨婴，但过去的中国绝对容不下巨婴，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危险。

这就是五四运动的背景，也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背景，也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党的背景。北方李大钊，上海陈独秀，广州孙中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面旗帜，所有进步的青年学生，中国自1848年积累的所有进步力量，都在向这三面旗帜汇聚。

进步青年学生、进步力量，是按照地域汇聚到三面旗帜之下的。三面旗帜中两面属于中共，再叠加苏联胜利对于中国的影响，这才是中共党员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这和孙中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具体说来，

北方所有省份汇聚到环渤海文化圈，环渤海文化圈的核心是北京和天津，北京的代表是李大钊的北方党，不仅在北方各省建立党组织，而且长期从事兵运，也因此损失巨大；天津的代表是周出身的南开系，当时，天津是北洋军阀下野寓居的地方，所有北洋失势的势力、所有环渤海文化圈不愿意当买办的进步力量，汇聚就是南开系。

巴蜀、荆楚、江淮的长江干流地区（最主要的是介于秦岭-淮河和长江干流之间华中地区，也包括南北部分接近地区）汇聚到上海。

湖南、江西、福建的南中国地区汇聚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有参与者心知肚明但又不能明言的是日本的直接威胁，东北、山东半岛、台湾，日本已经锁死了中国的绝大多数沿海地区，所以，才有了中国自1848年以来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三面旗帜中，李大钊的北方党和兵运路线是第一枚弃子，他们处于面对日本的第一线，所以才有了上海陈独秀和广州孙中山的联合，陈独秀的工运路线必要时候也会成为弃子，通过罢工瘫痪英美对中国的干涉干涉能力，只有孙中山的依靠侨运、商运在广州和广东建立根据地，才是唯一的活棋。

日本锁死了北方，英美控制了长江干流，新兴的珠江流域成了唯一的希望。大革命，就是中国所有进步力量，把唯一的希望交托给了广州和广东，交托给了孙中山，交托给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交托给了北伐军。

（1.2）大革命的总路线之争

在中国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过渡之际，有产者选择买办化还是选择底层化，是大革命的总路线。

所有选择放弃自我的有产者，都是选择了他们的产业，也是选择了坐视中国沦为殖民地，所以他们在后续的所有变革都成了列强的打手和买办。

所有选择放弃产业的有产者，他们都是选择中国底层的工农站在了一起，他们选择了救亡图存，他们后续经历的一切磨难比选择放弃产业更难。

至于中国底层的工农，他们一直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诉求。

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主流的路线是改良主义，进步的有产者联合工农，这样的改良会特别不彻底，但也会特别的温和。

但随着大革命的进行，随着南中国农运的蓬勃发展，以南中国的宗族地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出现了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的趋势。

最终，大革命失败了，整个南中国的进步青年和进步势力被三座大山联合绞杀。

大革命是中国所有进步势力联合起来的大考，谁得分高，谁得分低，谁得负分，历史都给出了公正的答案，这样的得分是一切宣传都无法扭曲的。

第一、高度买办化的江浙商团是中国最反动的势力，他们在长江流域、在上海也占据着列强之下最高的地位，他们只会彻底买办化，给英美这种海权帝国主义国家当走狗，常凯申之流就是三座大山联合起来镇压中国底层工农的刽子手。

第二、新兴的珠江流域商团和南中国的进步地主，是中国最软弱最具有妥协性的势力。失去孙中山这样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之后，他们的整体表现是不及格的，最终导致整个南中国的进步势力被屠杀一空，大革命的崩盘也带崩了长江以北的北中国，华北和华中本来就是弃子，结果唯一的活棋华南输了，自然是满盘皆输；其中的汪精卫之流最后成为日本的走狗，充当日本殖民中国的工具，得分比常凯申之流还低。

第三、整个长江以北的北中国，也就是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进步势力的表现都是合格的，但他们代表的路线和模式，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对抗日本侵略者。

第四、整个南中国和北方边疆地区的农运路线是中国得分最高的进步势力，以毛、方志敏、彭湃、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者得分接近满分。

（1.3）大革命失败之后，救亡图存就从单中心变成事实上的多头制

商运，侨运、学运 ，工运，农运，多路线并行，靠的是各种基层组织，而不是所谓的中央。

所有的中央派派系，都是强行给自己加戏的小丑，王明之流如此，刘周之流也是如此，没有本质区别。

事实上的多头制，这一点毛是清楚的，朱也是清楚的，作为摘桃派的王明之流是清楚的，作为窃国者的刘周之流也是清楚的。

但中共的组织依然是抄袭第一代列宁式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所以中央时时刻刻都在破坏多头制，军事斗争局面稍微平息，中央就要以路线斗争为名掀起权力斗争。

路线斗争？他们也配？

所有的中央派系本质上都只有权力斗争，他们连路线之争的门槛都没摸到，只要记住这一点，你们就不会对他们有过高的期望。

中国从1848年至今只有两次总路线之争，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2015年末和2022年末的现今，所有在这两者之间的路线之争，要么是前一次的余波，要么是现今这次的前奏。

（1.4）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共的社会哲学“矛盾论”诞生了

如果按照马恩派以“机械决定论”为内核的社会哲学，当中国绝大多数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应该诞生一种叫做“历史必然性”的东西。

但事实上是，在大革命高潮的时候，中国绝大多数进步力量联合起来的同时，代表中国的所有反动力量的“三座大山”更是联合起来了。

此时，所有进步力量和所有反动力量将会进行一场绝对对立的斗争，这才叫总路线之争。

所有的历史必然性都是倒因为果，总路线是争赢了，而不是等赢的，更不是别人背着你赢的。谁赢了，谁的路线就可以主宰一个时代，直到下一次总路线之争；谁输了，谁的路线就进入蛰伏期，直到下一次总路线之争的时候，才会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死灰复燃，刷漆翻新。

这才叫矛盾论。

不是那帮喜欢跟在军队屁股后面跑的笔杆子写出来的落后时代半步的理解叫矛盾论，不是王凡西之流的中托写出来的哲学著作叫矛盾论，不是权力斗争的时候篡改历史叫矛盾论。

第一个时代是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南方诞生了太平天国，中国北方诞生了义和团。随着列强暂时放弃瓜分中共转为扶植满清政府，中国沦为半殖民，因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时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满清政府和汉人封疆大吏，纷纷成为列强的打手，以同盟会为代表的各种革命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旧军阀依然充当列强的打手，所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派，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把买办化的军阀踢下去。这个时代，压在中国底层工农身上的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不甘心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的买办的。

第三个时代就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的时代。一战之后，整个中国风雨飘摇，开始向着殖民地滑落，因而整个中国社会都被卷入进来，才诞生了总路线。

总路线的诞生前提是把中国所有阶层都卷入的危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其实也短暂诞生过总路线，随着列强暂时放弃瓜分中国（由鲸吞改为蚕食），被三座大山联合镇压下去了。一方面，三座大山赢了，另一方面，被瓜分的危机也暂时解除了，所以整个总路线都进入了蛰伏期。

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孙中山和毛看似有差别，但他们代表中国本土派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决不向帝国主义投降这一点是特别坚定的。与他们相比，

汪精卫之流代表了最坏的一种投降主义，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常凯申之流代表的第二坏的投降主义，向英美帝国主义投降。这两种投降主义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代表的是列强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所有说常凯申之流是借英美之手抗日的都是在洗地，作为买办政权，常凯申之流是通过向英美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捞好处，他们代表了英美的利益，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唯独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常凯申之流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因为他们在从中国攫取利益，所以与日本侵略者存在利益冲突，而不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

事实上，还有第三种投降主义，以王明之流为代表。所有投降主义为自己辩解的说法，都是指望外国背着他们过河；所有投降主义的本质都是在出卖中国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从内外矛盾角度，所有投降派代表的都是列强的利益，而不是中国本土的利益。

在中国从半殖民向殖民地滑落的过程中，所有投降派都狠狠踹了一脚，这就是为何中国的底层工农、中国的本土派无比厌恶投降派的原因，不论哪一种投降派我们都厌恶。中国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滑落的过程，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大的大考，考了低分、考了零分、考了负分的地区和阶层，是无论怎么宣传都无法揭过去的。

（1.5）现代总路线之争：2015年末的体制内建制派，2022年末的体制外建制派。

中国实体经济的颠峰是在2015年，当时出现了特别明显的经济过热现象，实体经济到顶了。2014~2015年的克强经济学选择保实体，所以我称之为体制内建制派。以中国的体量，保实体长远看一定是没错的，哪怕出现暂时的经济困难，苟过去就是了。保实体代表中国绝大数人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也是没错的，当唯生产力论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将生产力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准总是没错的。

结果，2015年末体制内建制派被边缘化了，脱实向虚成为主流，哪怕我们都不信共同富裕了，“实业误国、地产兴邦”这种路线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然后就有了2016~2019年三年经济的惊涛骇浪。

2020开始的三年封控和2022年开始的俄乌，进出口都是逆势上涨，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经济的泡沫。所以2022年末，因为上层开了一年的会，因为上海的外泄，借助封控还是开放的议题，体制外建制派开始讨论“资本和人本”谁先谁后的问题。

结果是，2022年末，上层会开的差不多了，京冀的疫情也压不住了，无通知、无准备就开放了。体制外的建制派认为人命更重要，信誓旦旦认为依然会采取压峰措施，即使开放也会做好各种防护的准备，就这么被背刺了，总路线出现了，讨论却无疾而终。

我认为“资本还是人本”的总路线，不仅是当今中国的总路线，还是这个时代世界的总路线。但是经济已经陷入死局了，2016~2019三年过完就经济没治了。疫情和俄乌带了的市场，极大的缓解了中国的经济，所以2022年末就是最后的机会，需要猛打方向盘才能有救，当时正好可以拿疫情和封控作为借口。结果是猛踩油门，那么经济就彻底没治了。

经济的死局使得一切改良主义的道路也已经出局了。这个时代总路线已经出现了，很显然，没有任何改良主义存在的可能性。

（2）“不讲政治”是我前一篇着重强调的一点，葡萄老哥和方平老哥都忽略了这一点。

（2.1）“新民主主义二创”和“宋教仁的宪政”

先说葡萄老哥说得“新民主主义二创”和“宋教仁的宪政”。胡温的“新民主主义二创”是葡萄老哥的观察，“宋教仁的宪政”应该是葡萄老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三共的趋势。葡萄老哥你的观察很敏锐，但我要说，这恰恰是我特别担心的一点。

从共产主义理想到社会主义现实，我总结是“去农”。

从社会主义现实到 “新民民主主义二创”，我总结是“去工”。

从“新民主主义二创”到“宋教仁的宪政”，我总结说“去市民”或者“去中产”。

这一路政治理想的滑落特别的丝滑，去农去工就是去底层，此时已经抹去国民中的“人民”二字，去市民就是去中产，然后建成“贵族共和”，此时需要在“人民”二字的原位置加上“贵族”二字。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就属于“市民共和”这一档次，不加前缀的共和就等于“市民共和”，他们还没达到“人民共和”这一档次，但我们滑落之后连“市民共和”这个档次都保持不住。

这就是我在想“资本还是人本”的总路线时候，得出了共轭双解中的一个，“现代种姓制度”，典型代表是印度和美国。资本模式走到尽头，帝国主义国家成为超帝国主义国家之后，厉害的会主宰世界海权，不厉害也能主宰自己所在地区的所有陆权和海权。此时，三座大山彻底联合，就进入了奴隶制度的终极模式“种姓制度”。

资本模式的最终解，现代种姓制度有三个典型特征：以贵族共和制为核心；三座大山合而为一，彻底联合的结果就是三位一体，社会阶层彻底固化；超帝国主义主宰世界海权，或者所在地区的所有陆权和海权。

一句话，社会的金字塔来越陡峭，最终结果不是变成倒图钉，而是变成多层的塔，这种多层的塔就是种姓制度，是近乎永固的结构。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种塔式解构是多层的生日蛋糕。所以啊，蛋糕做大的结果未必是分蛋糕，更大的可能是形成多层的塔式结构蛋糕，这种塔式结构的蛋糕近乎永固。

（2.2）建国以来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盘踞中央的“笔杆子”不讲政治。

建国以来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盘踞中央的“笔杆子”不讲政治。

建国以来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盘踞中央的“笔杆子”不讲政治。

首先，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三三制原则使得边区政府超出了苏区政府的层次，成为了囊括所有阶层的统一战线。

建国之后，虽然后来毛也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但建国之后的政府，先是五马之二落马，然后是政协边缘化，最后是反右扩大化。

事实不会骗人，盘踞在中央的各大派系，在建国之后成为盘踞在中央政府的各大派系，他们不仅容不下民主党派，他们连自己的同志都容不下，所以他们讲政治？

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那么建国之后的中央政府呢？不仅容不下民主党派，而且容不下自己的同志，党同伐异。他们讲政治？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知识分子”的问题，只要这些笔杆子容得下民主党派，所有的知识分子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为什么陕甘宁边区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反而解决不了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有三三制原则，建国之后，连五马进京的计划局都被政务院搞掉，合并成国务院，那么，政协成为摆设不就是理所当然了吗？

政协处理不好外交和军事问题，但连内政都不让政协参与，盘踞在中央政府的这些“笔杆子”也真是厉害啊。

最后，陕甘宁边区的时候，“笔杆子”在负责什么？宣传和外交。

事实上，只有这两个算是“笔杆子”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政府、经济，你不会以为这帮绣花枕头真的懂吧？他们懂个毛线？“笔杆子”一个个都是官迷，他们就懂权力。

“笔杆子”向上抢夺毛的“政权”，也就是监国的权利，类似让位于袁世凯的孙中山，只要北洋军阀一有破坏民国的现象，孙中山就号召掀起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笔杆子”向下抢夺“三三制原则”下的“治权”，也就是行政权。严格来说，笔杆子只能管宣传，治理国家要靠专业的文官系统，按照三三制原则组织起来。

这帮“笔杆子”的觉悟连伊朗的教士阶层都不如。

建国后如果严格按照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原则组织中央政府，那么，

第一、中共中央控制“政权”，让出治权。也就是，保留监国的权利，让出行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组织政府。控制“政权”的中共中央负责制定方向，掌握“治权”政府负责具体执行。

第二、中共的“枪杆子”控制军权，中共的基层组织控制基层。

第三、中共的“笔杆子”控制宣传和外交。

怎么说呢？

在建国初的时候，中共的“笔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是断层的存在，在外交领域也是断层的存在。

结果这帮“笔杆子”个个都是官迷，全都去当官了，去做超出他们能力的事情，唯独不去当“笔杆子”。

在抗日战争阶段形成的“统一战线”和“三三制原则”本来就是组织政府的基本原则，结果这帮官迷非要破坏这个原则。

所以，我对这帮盘踞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笔杆子”的最终评价是：不讲政治的官迷，为了当官而破坏政治原则，没有治国的能力却去做自己擅长的事。

建国至今的所有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的问题，然后才是经济上的问题。政治上的失败，导致的经济的失败。

（3）未来在“巴蜀-荆楚-江淮”地区。

葡萄老哥的长文也涉及到一些国内地缘和文化圈的内容，这恰好是我最近在构思的主题帖的内容，相关的内容简述如下。

（3.1）华北、华中、华南三分

中国的文化划分是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是华中、华南，北方是华北。

中国的政治格局却是以长江干流为界划分为南中国和北中国，南中国是华南，北中国是华中和华北。

唐朝之后，华北形成了官僚地主阶层，华南形成了宗族地主阶层，华中则是兼而有之。

近现代的大考，华南的宗族地主阶层彻底买办化，主流是卖国；华北的官僚地主阶层盘踞在中共中央和建国后的中央政府，以窃国为己任。

从文化圈来说，唐朝以前，华北以太行为界，分为道家文化圈和法家文化圈，但唐朝之后就区别不大了。

华南是儒家文化圈，以江西、福建、浙江为中心，流行朱熹的“闽学”，陈朱理学本质上劣化的儒家，或者说是“村霸级儒家”。

华中的文化圈则是最为特殊的，一般的叫法是“原始道教文化圈”，更古老的叫法应该是“巫文化圈”。

（3.2）公与私

其实没什么黄帝族、华夏族或者汉族的概念，严格来说中国只有后发的、独占北方的“女娲族”和同源但更早迁到南方的“先民诸部”，各种分分合合的历史构成了神话时代。

从文化上来说，现在的华北、华中、华南都是女娲族文化，但不同的地缘导致华北、华中、华南的文化出现了不同的倾向。

华北的地缘导致的特点是“公胜私，公不胜私”，也就是强调集体主义，但容易被儒家窃国，导致集体主义成为单向的权利和单向的义务，最终失去了集体主义的本义。

华南的地缘导致的特点是“私胜公，由私生公”，也就是强调宗族，但最终会在宗族内部产生出“公田制”这样的公有制残余；南方的宗族地主大多数都属于常凯申之流，但南方底层饱受压迫的客籍农民却因此产生了太平天国和土地革命这样的“耕者有其田”和“周期性分地”的农村公社制度。

“公与私”贯穿了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公”是社会的基本属性，“私”是组成社会的个人的基本属性。

严格来说，公与私都是社会的基本属性，是不可消灭的；贫穷孕育公平，富饶产生私有；同一个社会的不同阶层，越是底层越倾向于公平，越是高层越是倾向于不公平。所以，马恩派的“消灭私有制”是宗教性质的妄言，后续所有的“公有制”本质上就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集体主义”。

我是北方人，所以我知道集体主义的威力，但我更知道集体主义是多容易被“窃国”的儒家扭曲。简单来说就是，“干活嫌人少，分饼恨人多”，把集体主义的权利和责任扭曲成单向的，结果，只有干活的时候是真集体主义，分配的时候是私有制。

虽然华北、华中、华南同属女娲族文化，但其实华北和华南都走向了极端，华中才算女娲族的正统传承。华北更偏“公”，结果往往是不公；华南更偏“私”，日常中没有任何“公”。与华南、华北比起来，华中才算是在“公与私”之间处理得比较好的，公私兼备。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道路在华中，也就是“巴蜀-荆楚-江淮”地区。

文明是生存术，文化是组织术。未来的组织术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只能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推断，这就是我最近在构思阶段的主题帖，还没彻底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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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唯生产力路线以及走到了尽头，我觉得河里很多人最大的错觉是觉得自己能够在“资本还是人本”的总路线上选边，其实，没得选的。

只要是底层就没得选，也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未来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靠自己力量争取的。

再微小的力量也是力量，有多少力量，才能争夺到多少的权利和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