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五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原本是想叫“狂风”的）。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串联120节电池，收报机45伏，要30节。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临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386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129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窜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贴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大刘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满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129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侦察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侯洪臣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算上漳河店战斗，他是第二次把情况搞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做，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斥候兵动作最快，大家早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紧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大刘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一个月后，刘春雷就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

二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一个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骑兵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不一会功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他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了冲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老陈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二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