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十二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刘春雷只好趴在马鞍子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今河北冀县瓦窑镇）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59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作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4万人锐减为2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五月份到十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岔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六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61年少将）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象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琢磨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 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 “干我这一行，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象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的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高有低，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解放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岗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岗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岗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委员长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岗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岗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岗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注：“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岗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岗村也学习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岗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和共产党比着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岗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划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象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象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嚎，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

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

八路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