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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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团(十二)

十二

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刘春雷只好趴在马鞍子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今河北冀县瓦窑镇)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59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作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4万人锐减为2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五月份到十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岔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六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61年少将)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象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琢磨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 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 “干我这一行,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二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象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的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高有低,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解放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七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岗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岗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岗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委员长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岗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岗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岗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注:“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岗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岗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岗村也学习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岗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和共产党比着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岗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象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划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象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象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嚎,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

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

八路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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