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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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团(十六)

十六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噪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做了一些调整。

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他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8开2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也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129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

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象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9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决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十二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41年的洪涝、42年的干旱、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90%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26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14000多石、牲口2000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42年4月—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250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在42年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的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两……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17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象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划: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帐,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 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拣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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