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空军生涯――天下大乱――祸从天降 -- 一直在看

写《父亲的空军生涯》，写到了文革、写到了天下大乱、写到了那场浩劫带给我们的国家、带给我们的民族、带给我们老百姓的到底是什么。听到了这么一种说法：“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对文革没有什么感觉，也不反感。”一副事不关己的轻松态度。

这一切一切还用去亲身经历吗？！难道从过来人的记述里，我们得不到任何教训吗？平反又怎么样？官复原职又怎么样？那些死去的“牛鬼蛇神”、“武斗烈士”，那些正直风华绝代却拿青春去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那些壮志满怀要去解救全世界的“革命者”。。。当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时而我们却把全部精力放在“阶级斗争”上。。。可笑吗？可悲吗？还想再来一次吗？那些美化文革的别有用心的人，您有下一代吗？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去上山下乡吧！让他们去互相撕咬吧！让他们去泯灭人性、去监视、举报自己的亲人吧！让他们过“艰苦奋斗”、一穷二白的日子去吧！还怀念文革吗？那就去吧！

我痛恨文革，我痛恨那个让人性中的“恶”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年代。我鄙视那些为文革翻案或者睁着眼说瞎话美化文革的人。我鄙视那些记忆短暂、对那些文革受难者的悲惨经历吹毛求疵的人。那些持：“我没见到，你拿不出证据，所以整件事就没有发生过。”论调的人。跟那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却至今不肯承认的刽子手、王八蛋们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祖国是多灾多难的，我们的人民是多灾多难的。为了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再遭受同样的痛苦，为了我们的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我们的老百姓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们要以史为鉴，时刻警惕，永不忘记！

根红苗正的父亲，热爱祖国的母亲，似乎什么样的政治风暴都不应波及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但现实却总是出人意料的。

1969年11月，完成复杂气象教学任务的父亲从浙江嘉兴返回部队——华北某空军基地。正好赶上林彪一号令，部队一级战备，所有人员取消休假，准备打仗。父亲自然也不例外。

转眼到了1970年1月，父亲很久没有接到母亲的家信了（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周通两封信），父亲觉得有些反常。

一天，父亲接到通知，要他执行一个紧急任务，立刻到北空保卫部报到。父亲一下火车，就被部队的车接到北空司令部，有关领导跟他谈话，要父亲执行这样一个任务：

把家搬出北京（部队派车、派人），家属随军到部队，2天内完成。

到母亲单位后，不许与任何人争吵，不许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不许发脾气。

母亲单位的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不许反驳，只能听着。

立即执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告诉父亲。

要解释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就要从头说起：

按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家最值得关注的阶级异己份子应该就是我母亲了。

她是归国华侨。

我的姥爷因为过关卡时不向日军岗哨鞠躬，被日本鬼子打成重伤去世后，母亲从此就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盼着自己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可以保护老百姓不受外国人的欺辱。

上中学后，母亲参加了马共在新加坡华校里的外围组织，用演话剧等形式，到处宣传进步思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10月，年仅14岁的母亲就毅然回国。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母亲虚报三岁参军，加入我人民空军部队。

详见拙作《父亲的空军生涯——莫须有》http://www.cchere.net/article/249409

1954年母亲从部队复员，经过三年的学习后，母亲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农业机械厂当技术员。这个厂后来曾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内燃机制造厂之一，现在自然也逃脱不了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命运——工人下岗，工厂土地被卖，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增长点。

母亲一回国就积极要求进步，在部队顺利的入了团，但向党靠拢的过程就显得相对漫长，大概积极要求进步了将近10年，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参加空军后，收入在当时算比较高的，老家的亲戚们自然把父亲的工资当成手头紧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特别是父母亲结婚后，北京的家就成了迎来送往的免费“旅店”，客人不断。

由于母亲的海外关系，我们家的动态本来就很容易引起一些警惕性强的“卫士”们的关注。现在我们家又来来往往这么一批操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鬼鬼祟祟、土了吧唧的陌生人。有些人更是提高了“警报”的等级。

一次，大概是1960年左右，我的奶奶和叔叔（父亲的弟弟）来北京家里住。可能是住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警察同志上门“摸情况”来了。

写到这我说几句题外话：那就是我们老家的方言问题。父亲是浙江永嘉人（听说永嘉人杰地灵、楠溪江也很美，有机会我一定去回去看看），老家的方言很多，说“十里不同音”一点也不夸张。由于小时侯跟奶奶呆的时间很长，我一直以为自己听的懂浙江话，起码听的懂永嘉话。但现实是残酷的，实际上我只听的懂奶奶那个村的“老家话”，其他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外语了。

我们的老家话挺有意思，例如普通话里“不”这个字，我们老家就念“NO”，跟英语发音一模一样。

奶奶第一次到北京时，“NO”的我母亲一愣一愣的，不明白这个浙江山沟里出来的老太太为什么会讲英语！

咱们再回到警察同志到我家家访的事，警察见了我奶奶，问：

“老太太，您从哪来呀？”

“南越（应该是永嘉南岩，岩这个字在老家话里念‘越’）”这警察一下提高了警惕：南越？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区呀！

“那跟您一块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我儿子。”

“他从哪来？”

“刚乡（应该是江西）。”这警察同志不由打了个机灵，心说什么“刚乡”肯定是“香港（英帝国主义的地盘）”，亏得咱知识丰富，要不非被这老太太蒙喽！

表面上警察同志不动声色，稳住了我奶奶。转头这老兄就把这情报汇报给上级了。

从此之后，我们家就成了当地派出所的内控对象，被严密的监视着。

母亲自然是蒙在鼓里，依然积极要求着进步。直到有一天。。。

厂领导告诉我妈说上级有人要找她谈话。见了面才知道是两个自称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要跟我妈谈谈。

母亲很高兴，以为是上级机关派人来关心一下本厂要求进步的职工呢。通常“入党积极份子”经过这样一次谈话后，就该被发展了。

同时也有点困惑，因为这次来谈话的干部级别太高，市委组织部的！可能是重视归侨吧。

于是我妈就一个劲的汇报自己如何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如何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以及自己最近的思想动态。

整的俩组织干部哭笑不得，于是点了我妈几句，暗示她多谈谈家里复杂的社会关系。

这个问题对我妈来说，介绍起来可太熟练了。回国以后，自己都记不清楚交代过多少次了。

于是我妈把自己的家庭介绍了个溜够，什么我姥爷怎么去世的、家里还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的。。。最后还向组织干部表态：自己一定勤奋努力，争取为祖国多做贡献；真心真意、决不含糊、哪里需要、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等等等等。

最后谈的两个上级领导忍无可忍，打断了母亲的“准入党宣言”。问她：

“听说你婆婆是从南越来的？”

“我只知她是从浙江永嘉来的，没听说她到过南越呀？”不过母亲想起我奶奶一口一个“NO”，也糊涂起来了，于是又答：

“这事还要问一下我爱人，他从没提过我婆婆出过国。”

“那你小叔子是不是从香港来的。”组织干部又问。

“他在江西（共青城）呀，到没到过香港我也要问一下我爱人”。

谈话结束后，我妈就生起我爸的气来：“好你个‘一直在飞’，家庭情况这么复杂，还瞒着我！”

等父亲从福建一回来，我妈就审问他。

问的我爸是一头雾水！这哪跟哪呀？莫名其妙！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这事连北京市委组织部都惊动了，真是说不清楚了！

父亲连夜赶回部队，找有关领导汇报此事，会同部队保卫科长等人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查阅相关档案，发现了XX民警当时跟我奶奶的谈话记录。这才真相大白，后经过部队与地方政府协调、对这一误会做了定论，撤除销毁了所有相关材料，算是清除了我们家的一个“历史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