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四） -- 老拙

之一，

之二，

之三

怎么办？

其实左尔格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国的两个战略情报机构继续完成任务。

左尔格知道，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点，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就要求他多说，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说起，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一共写了5万多字，一直写到1942年3月，也就是写了半年之久。后来的情况证明，左尔格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中西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方文说他跟左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左尔格谈过他的身世，还是通过他的供词了解的。这说明，左尔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内的所有供词都是极端秘密的内容，对最可靠的战友都不能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了。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这就要求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要么不说，说出来的必须经得起查证。左尔格作为情报人员肯定知道，日本特高决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关键时刻他为掩护中国的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后来的情况同样证明，在日本特高怀疑到上海方面时，左尔格的掩护说辞确实暂时迷惑了大桥。

后来的情况说明，无论我上面的推测是否实际情况，左尔格的做法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的作用。

否则，如果左尔格象“神秘西人”那样一言不发，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上海情报课就不可能继续工作8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奇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左尔格被捕后，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中共上海情报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续。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过了两个多月，1935年11月18日，国民党特务又将特科上海办事处破获，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并没有溃散，剩下的少数人员在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徐强领导下继续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难的时期，徐强组织特科的剩余人员，经过半年搜寻找到了流浪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与国民党接触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传递国民党上层欲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意图。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上海特科被改组为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之所以能够担负这项任务，是因为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1937年调延安工作时，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名日籍党员。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教授王学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1.28事变后，日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同文书院团支部则在同学中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到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王学文，加入中共，开始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打入日军高层。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就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移至上海，于是设法调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接上联系。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满铁上海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派驻上海委员，打入日本驻华情报机构。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纪光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纪光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在南京，有西里龙夫、李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得森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张明达担任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1941年10月，左尔格、尾崎秀实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纪光，吴纪光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应该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左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的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纪光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纪光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吴纪光明白，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提着脑袋深入虎穴夺虎子的行动。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在万不得已时，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况，但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啊。因此，听了潘汉年的决定后，吴纪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向联络员程和生传达。果不其然，程和生听了上级的决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打了个冷颤挤出一句：“就这样决定了？”

吴纪光看着程和生的样子，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坚定地说：“决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后的希望问“如果中西功持反对意见呢？”

程和生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功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没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上级指示时，便带着一种情绪。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另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中西功倒反过来劝他，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来，就在程和生请示上级的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地思考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电报后同他谈话的表情。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区”，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都会因为与他关系密切而暴露。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网。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网就存。他走，情报网就亡。就这么简单。

“建立这样一个深入的情报网是多么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下定了决心。这时，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坚持留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也要冒着同样的危险留下来坚持。这事，必须征求西里龙夫的意见，并且与他商量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的办法。想到这里，中西功立即乘夜车赶往南京。

两人一见面，开门见山，根据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情况，推测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中西功说。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中西功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向东去”，西里龙夫就必须在南京坚持，其实冒着同样危险，但他知道，西里龙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标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具体时间的确切情报，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中西功寄希望于尾崎秀实，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见到尾崎秀实，就有希望。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西功不知道，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尾崎秀实不仅供出了左尔格和他本人的各种活动情况，而且在供词中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提到了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提到了中共在同文书院建立的支部，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果特高课大桥警部补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不难把当年同文书院中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学生列出一个名单，从中不难发现，中西功在上海同文书院曾经因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而遭逮捕并被停学一年的档案记录，也不难发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东京因参与“无产阶级研究所”的活动而先后被捕的记录。如果特高课发现中西功这时候秘密回到东京，只要跟踪和窃听他的电话，看他与谁联系，立即就能逮个正着，让中西功有来无回，将中共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然而，特高课大桥警部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正在倾听着左尔格滔滔不绝的供词，企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之四）
• 从现有资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