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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蓑笠翁

关于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知不知情，官方的的说法是说周恩来不知情，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周恩来是被动的卷入这场狂风暴浪之中的。（1） 事情果真如此嘛？事实上周恩来从罗瑞卿事件就开始涉入，并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知情，反而是积极的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30日，在林彪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中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而正是周恩来告诉林彪关于毛泽东决定整杨尚昆。（2） 在11月1号，杨尚昆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杨尚昆对周恩来说：“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到，也有些事情你不了解…照目前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说：“不至如此，你放心。”（3） 根据王力的回忆，毛泽东在65年夏天就当着周恩来的面痛骂杨尚昆，并责问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4） 在杨尚昆同周恩来谈完之后，在12月10号离京到广州。

在上海会议召开过程中，周恩来亲自布置机组人员携带武器把罗瑞卿“押送”到上海，防止罗瑞卿叛逃。（5） 周恩来告诉吴法宪要严格保密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吴法宪告诉周恩来罗瑞卿曾经打电话到北京找吴法宪，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不要接罗瑞卿的电话。这个时候彭真正好打电话来找吴法宪，周恩来阻止吴法宪去接电话，并告诉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彭真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吴法宪表示对此很不理解。（6） 可见从杨尚昆到罗瑞卿，再到后来的彭真，周恩来都是知情的，并且在上海会议期间对彭真采取了封锁措施。1965年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实际上当时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却难得有如此兴致让广东人叶剑英唱评弹！周恩来用这种特殊的形势表示对毛泽东整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为原来受过罗瑞卿的气而感到舒心开怀。（7）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谈话。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5月5号和6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3月31号，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周恩来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以坚决的支持。（8）

而就在不久之前，1966年3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9） 但是仅过半个月。周恩来却私下背地里抛开其他常委做如此表示，后果动机可谓非常恶劣。

在中央常委中，周恩来示第一个作如此表示，以示忠心。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陈云曾经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什么发生如此表示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0） 而周恩来则是向毛泽东臣服的第一干将，离开中央集体率先表示同意错误意见，因此对于文革的发动，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远远不是仅仅用被动的卷入，说了几句违心的话那么简单。周恩来做的不仅单纯表示向毛泽东效忠，而且变本加厉，拿出实际行动来拥护对毛泽东的支持。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批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说这个纪要很好，很重要…不仅适合军队，还适合地方。4月16日，周恩来认为此批语一般化，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陈亚丁根据周恩来的口述重新起草了个批语。江青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做了推敲修改，22日刘志坚送周恩来审定。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废止211号通知，10日用新批语代替，但是时间仍落款为4月10日。新批语相对与旧的，着重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 （11）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恩来指出彭真的“路线”是错误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12） 1966年4月16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并且代表中央同彭真谈话三次，指出其所犯错误。（13） 毛泽东敢于趁刘少奇出国访问之济拿彭真开刀，这同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5月1号，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14）

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毛泽东多次谈到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建议林彪做一个关于政变的讲话，这就是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的由来。（15） 戚本禹在论及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比刘少奇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林彪讲话之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5月21号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6） 其实，周恩来不仅大讲特讲防止反革命政变，还大力吹捧林彪，号召全党群众要紧跟毛泽东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以毛泽东是非为是非的做法，试问周恩来的党性跑到何处，这与做毛奴又有何二样？

周恩来开宗明义的讲，“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笔者注，周恩来在此很批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与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计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5月5号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谈到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所采取之策－－“剥笋”政策。毛泽东说：….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周恩来讲：“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笔者注--这是党内第一次把彭罗陆杨作为一个反革命集体对待)，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彭（真）是高山倒马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此外，周恩来在这里大力褒扬林彪。周恩来：“… ‘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地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 ‘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最后，周恩来告诫全党：“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也就是说顺毛者生，逆毛者亡。正如聂元梓在访谈中表示：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不仅去扶毛泽东，而且江青下楼，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可见，周恩来不仅死心塌地的做毛奴，而且爱屋及乌，做江奴亦心甘！(17) （吴法宪回忆到，周恩来带黄永胜和吴法宪等人前去找江开团结之会，周恩来要黄等人在楼下等候。江青一开门，周恩来赶紧上前扶江青下楼。）那么无论毛泽东如何非法妄为，周恩来都是要恶毛之所、打毛之欲打，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的第一打手，文革的第一帮凶。无论是从建国时期的高饶事件，还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关于彭德怀所受的迫害同周恩来的关系，可参阅拙做：《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到文革初期的彭罗陆杨，文革中的迫害刘少奇一案，杨余傅事件，贺龙之死，文革中所有被专案组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周恩来都是身体力行的执行毛泽东的旨意，忠实的充当了第一打手角色。在执行过程中，从来没有提过异议，这说明周恩来是非常心甘情愿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并以此向毛泽东表示“忠毛到死”，迫害别人则成为自己可以获得死后不被鞭尸，脸上不会被画叉叉的必要行动了，也可以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当516通知发布之后，周恩来在6月底访问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在周恩来在1966年6月27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目前，我国的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粉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阴谋。这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我国广大人民，正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 虽然陈伯达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6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陈伯达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如此意见，但是周恩来除了在地拉那表示支持，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多次表示要横扫牛鬼蛇神！两次公开表示赞同陈伯达的意见。 (19)

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20) 当毛泽东在8月4号下午和刘少奇刀剑相见之后，决定换马。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录，当时的副主席名单是林周二人，但是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以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周恩来而且可以不顾历史的真实，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但是林彪知道接班人是“烫手山药”，极其免强为难。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当林彪到达北京时候，是周恩来和汪东兴上飞机同林彪谈话，力劝林彪。但是当毛泽东对林彪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应该有个登台演说才好啊！”但是林彪知道这是毛泽东要他表态，攻击刘少奇等，林彪以不明就里为由推辞不干。周恩来表示可以找别人代写。于是周恩来找雷英夫谈话，要其为林彪准备讲稿。 (21)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不是不知情，而是对于毛泽东的部署率先带头表示支持，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自身的地位，“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观点，对于位数不少的干部无疑敲响了警钟，只有顺从毛泽东的旨意，不可违背，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消除了重大阻力。(22) 周恩来非常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想法，而且以毛泽东的喜好做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成为文革第一帮凶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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