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陵碑：也来说一说李家祖孙 -- 土生

前面土生说了让李广获得“飞将军”称谓的，不在其自身的武力，而在于深得身边将士的爱戴，可以“其身正，不令而行”，这其实是为将者的一个境界。但对于大家所熟知的“李广难封“这句话又该如何解呢？是才能不够，还是造化弄人？现在再看看武帝的爷爷文帝怎么说：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看来，其才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文帝的赏识。并且值得一提得是，即使在文帝，景帝时代，大汉帝国对匈奴战略上依然处于守势，李广能独镇一边一定是建立在许多战斗胜利的基础上，虽然，这七十余战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由于国家战略的原因，李广在文帝时“不遇时“，到武帝时呢？武帝开始对匈奴大规模怔讨，机遇似乎应该来了。但李广五次参与其间，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总体上来说，李广少功。究其原因，应该不是李广的才能， 五次出征，有两次是以少对多而失利，两次没有遇敌，一次任后军，作战机会很少。而且重要的是，每次出征，其行军线路，带兵的数量都由武帝或卫青决定，少有变通余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出李广并没有得到武帝的器重。这并不是才干的问题，而是武帝的用人方法决定的。说到这里，就不能说说武帝的三大将：卫青，霍去病，还有李广利。史家有言：“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再请看

《史记》卫青传：

　　 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卫青）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原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这段话说出了卫青等获武帝恩宠的根本原因：外戚。武帝选用外戚有其考虑和当时的背景，而且，武帝并且有意宣扬自己重用外戚。同时，卫霍本身的成功更加坚定了武帝的信心。在武帝的心中，对于人才，是什么概念呢？ 请看这段话：

《资治通鉴》汉纪十一

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这里“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这句话很重要，它其实为李陵后面的遭遇打下了伏笔。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如果人（帝王）能识才，人才则到处都是，杀几个无所谓“，无可否认的是，这里，武帝是认为自己是能识才的人，这是武帝向世人炫耀自己“圣明”的一种方式。另外，这里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武帝）用你就是人才，不用你，你就什么也不是。所以，武帝重用外戚，并扩展到这些外戚的附属，而且通过许多方面来显示重用外戚是天经地义，卫霍等人的显达是源于皇帝的恩泽。

这里我们讲“李广难封”，而那些封侯的人，除卫霍以外，通过征伐匈奴而得侯的几乎（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跟从卫霍的裨将或校尉。这些将领中许多“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李广也曾作为卫青的裨将出征，但他并不是卫青的嫡系，这甚至成了李广自杀的一个潜因：

《史记》李广传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指武帝）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出东道。军无导，或失道。。。。。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里的公孙敖是卫青的哥们，是嫡系。有立功的机会，还是让自己的兄弟先来，至于李老将军，还是多跑跑道吧。所以及至李广自杀，其儿子李敢找卫青算帐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终其一生同匈奴博杀的老将，到死也没能获得一战单于的机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匈战争是显示皇权和皇帝“圣明”的舞台，只有皇帝亲点的卫霍才有自己的空间，李广们如果连投靠这些外戚的机会都找不到的话，那你就自任倒霉吧。所谓怀才不遇，就是如此了。

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说"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

土生对于这段话中关于汉匈胜负的原因在于“国力”是深以为然的。在同人于野兄的《读史的三个境界》中提到“天下大势“，当时的大势就是汉匈“国力相去悬绝”，汉对匈的战争，其过程不论，胜负早分。在刘邦的平城之辱的时候，大汉朝可以说还是内忧外患，实力不强。到了武帝，汉朝经过百年经营，尤其是”文景之治“，国力早已今非昔比，国内人心已经归汉，虽有”七王之乱“，但很快平定。既无内忧，这已是巨人与矮子的较量。所以，才有“ 以卫青之柔懦，霍去病之骄恣，犹能绝汉以立大功，岂有他哉。”这个说法，虽然有些过分降低了卫霍的作用，但其本意还是对的。

所以，有河友前面提到李陵的时候，将处罚李陵与否上升到动摇国本的高度（汉为匈奴所灭）。土生觉得这是没有看到大势：百多年前都不会，也没有，何况今日？都说时事造英雄，就是在这在这大势之中，才出现的卫青，霍去病，还有刘彻。所以，土生才有武帝是一个摘桃子的人之说。即使这样，武帝以数十倍于匈奴的国力，也才获得惨胜，国家人口几乎减半，这也是吕氏所说“并非战略的胜利”的原因。同样，装备最为精良的卫霍的军队，在以倾国之力的支持下，在对匈作战中，也常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认清了着个大势，会有助于我们分析卫霍以及李家祖孙的情况。从根本上说，卫霍以及武帝的成功，其背景是当时汉匈“国力相去悬绝”；而李家祖孙三代的悲剧，却都和上述三人的个人性格有关。这里不说霍去病射杀李敢，以及霍本人的骄恣性格。单说武帝，其极其自负的性格，惟我独尊的自我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祸国殃民。殃民前面已经点到，在君即国的时代，作为天子的武帝如何“祸国”？这要从他几乎断送大汉朝的根基：太子说起。

作为一个大汉天子，能宠信一两个象江充这样的骗子也没什么奇怪的，但让江充在长安大搞“巫蛊”运动，制造恐怖气氛。最后逼得太子不得不起兵自保，最后自杀，却不得不说武帝要负主要责任。要说武帝这个人，什么人在他下面也不好做：平息太子的“叛乱”后，汉武帝曾奖赏所有参与平叛的人员，但等到后来汉武帝弄清事情的真相后，又下令诛杀所有参与平叛的“功臣”。这怎么说？当初支持太子的，不用说，人头早已落地；不过不用着急，那些杀他们的人，不久也让武帝送到同一地方去了。你选择左，还是右，结果一样。有聪明的说，我不选择行吗？有啊，在这次事件中持观望态度的北军统领任安，就因为其观望，没有帮太子，后来也让武帝砍了头。我KAO，这还怎么玩？

至于后来，才有了“钩弋夫人”的被杀，才有了霍光这样的传奇大臣：大汉朝命运最后就系在霍光的一念之仁上，这算依靠外戚成功的例子。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说武帝“祸国殃民”并不为过。

不过，让土生感佩的是武帝晚年所发的”罪己诏”,这是存世的最早的罪己诏。以这个为标志，武帝终于认清了什么是真正的“国本“，有如凤凰浴火重生。仅凭此，他也可列于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列。

可惜的是，我们将要谈到的有关李陵的故事，是发生在这浴火重生之前。这似乎注定就是一个悲剧。我们这里浅谈了当时的天下大势，汉武帝的用人和性格特点，以及卫霍成功的大背景，有了这些，当李陵出场的时候，我们也就对其命运走向有了一个基本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