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小蓑(笠翁)所引用的史料 -- 十八亩段

阎铭在在１０月３０日《党史信息报》撰文说，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知道林彪有一个关于紧急战备的“一号号令”。因为“一号号令”，军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在“九一三”事件后成为清查对象。我的父亲阎仲川，作为当年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号号令”的记录、整理、执行者，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现将此文摘编如下：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０周年大庆。北京一片节日气氛，但各级军事部门却是在高度戒备的状况下度过的。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的欢庆活动，他们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了各种应变准备。边防部队严阵以待，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空军预先将一架直升飞机停在端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保证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能够迅速转移到城外预定指挥位置；父亲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携带电台到天安门城楼待命，随时将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方动态通报给中央领导人。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父亲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

１０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沙俄就贪得无厌，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因此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周恩来就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为了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的决议，１０月１７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对老同志们说，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周总理要求老同志于１０月２０日或稍晚离开北京。此时，毛泽东已去了武昌，林彪到了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临走嘱咐周恩来，让他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１７日随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进驻既定指挥位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１０月１８日晚２０时左右，黄永胜的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赶到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座。黄永胜传达了林彪从苏州发出的战备指示，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父亲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父亲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

“一号号令”的大体内容是：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１９）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１９日和２０日应特别注意；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在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又考虑，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指示，根据二炮的性质，不便向全军传达，便另写了一个指示，编为第二号号令。随后，又向总部机关和情报部门分别发出了第三个、第四个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

事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以及文件的编号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本身提出置疑。

１０月１９日，苏联代表团抵京，双方开始举行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此后许多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而“一号号令”在被全军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也逐渐作了调整。１９８６年８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又过了８年，１９９４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实录》客观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作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同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编著者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分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16日至于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毛泽东去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聂荣臻去了河北省邯郸。叶剑英去了长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未雨绸缪，无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作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名地口述：“一、……；“二、……；“三、……；“……”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备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记下来了。”我说。“再念一下。”我照念一遍。“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处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我去的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上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什么建议？我想听听。”叶群重复了我说的那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我抓起电话机，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到北京的黄永胜。总机说，黄总长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我让总机把黄的电话接过来。我对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六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您记一下。”黄永胜答应一声：“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林彪传出“六条”指示后，北京的黄永胜怎样向下传达的，我毫无所知。这一期间，我作为林彪身边唯一的秘书，从未接过黄永胜本人的任何电话。黄永胜与叶群的热线一直不断。在黄永胜眼里，与一个秘书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一号令”曾被认为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这样别有用心地胡说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人云亦云，他们说什么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出“一号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下边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双雕”。既想借“一号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又想假“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朱德、陈云、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当然也把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和陶铸惨死在安徽的责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头上。这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故意捏造的“历史”。事实是：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条，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疏散到哪里去，怎样疏散，他并未具体过问。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

　　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的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事实是：林彪发出“六条”命令（所谓的“一号令”）以后，我军各部队（主要是驻“三北”地区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后不久，敌人方面也相继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已呈现剑拔驽张之势。在战云密布的紧气氛之下，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

　　我作为国防部长的值班秘书，此时在精神上感到一种压力。一方面，我感到我这个角色的份量确实不轻。林彪委托主管军委日常工作，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处于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适当，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否了如指掌。然而他现在远离北京，远离毛主席，远离总部的作战参谋机构；他既不看文件，又不亲自接电话。唯一能够帮助他掌握一些情况的，就是秘书值班室直通北京的电话。这电话机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为我值班贻误了情报的传递，就会酿成大患。另一方面，我整天和各种情报资料打交道，这些资料不能全盘端给林彪，只能经过我的判断、选择、分析和综合之后，扼要地讲给林彪听，可是我的军事素养和现代科技知识水平又很差，怎么能保证工作中不出误差呢？我怕误事，决定将这些忧虑报告给叶群，看她说应当怎么办。

　　“我看照现在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对叶群说。“危险什么？”叶群惊奇地问。“现在爆发战争的迹象很多。苏、美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台湾的蒋介石都想乘机动手。对方的真正企图是什么，现在还弄不清楚。要真的敌人先动手，我们肯定要被动挨打，吃苦头。”“你根据什么这样说？”“我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首长是国防部长，现在远在苏州，什么情况也不能及时了解，怎么指挥打仗？”“他不了解情况，就得怪你们。”叶群盯着我说：“你们秘书给他讲文件，报情况，误了事我就找你们是问。”“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及时给首长讲，也已经晚了几天了。我的情况主要是来自林办留在北京值班的秘书。情报部门把情况报给总参作战部，作战部报告毛家湾，毛家湾再报苏州，我再报告首长。这样一辗转就是一两天了。苏联的飞机从蒙古起飞到北京用不了一两个小时，打导弹只要几分钟；而首长一两天后才知道情况，这不危险吗？”“那你说怎么办？”叶群也没主意了。“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我想起码应当保证情况传递的准确和及时。为了及时，最好减少中间环节。总参作战部向首长反映情况，再不能只靠文件传送，更不必经过毛家湾的值班秘书转来转去，而应有一个总参作战部和苏州这里直接联系的渠道。我的意思是；总参作战部应当把重大的敌情动态及时用电话传给苏州。”“这样可以。”叶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个电话给总参的阎仲川，让他们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分秒不能误。你还可以告诉空军情报部，让他们也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这样双管齐下，情况就来得更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