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一)驰援赣西 -- numzero

《李秀成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因翼王与安王、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梁困打镇郡，分军来逼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九泰〈定三〉领军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度度<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敌桐城，保固皖省。。。。。。时清朝帅士每日万余与我见仗，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余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营盘三座，力战力敌，是以保固桐城，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后见势不得已，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e11]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那时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来救桐邑之困。［未解宁国之围，前段亦说明］。兵由棕扬〈枞阳〉渡江齐集，我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至桐城之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军逆面备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邑，谨备制敌之师，候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此是无为州汤〈仓〉头与镇江汤头分别。］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自无为至汤〈仓〉头到巢县，清将不知姓名，此经成天豫之手，那时我（在）桐城。］即移军，成天豫带领人马上打庐江，仍然攻破庐邑，派军把（守）庐江，即引军上界〈氵卑〉河，攻大关，包过桐城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坦，清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大败。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诚者数万之众。当过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德树、稣〈苏〉老天半路想〈相〉迎。当即计破霍丘县，攻破此城，交张乐（行）为家。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同清将李续宾对战，在松子牌<童司牌>失利之后，与清军两迎，胜负未分。［斯时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恐前后参差，故而明载，一觉〈览〉可知。”

按照《自述》的说法，李秀成“力敌桐城，保固皖省”的背景是石达开将桐城一带的精兵全部“诱去”，仅留“残军六七千人”，因为“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乃至交战之时“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在“翼王出京之后”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他“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且又“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而后“破舒城，得六安”。

由于李秀成在自述中言之凿凿，一向以来很多论者都引这段记载来证明石达开远征将安徽精锐全部带走，使安徽陷入只剩老弱残兵的困境中。然而对照史实，却有较大出入。

首先来看文中提及事件的时间表：

1856年

10月21日--12月2日(石达开回京前1月至回京之时)：

李秀成奉石达开命救援桐城，至12月2日，因清军重兵屯压，遂转攻为守。

11月20日--11月27日(石达开回京前1周)

陈玉成在宁国与邓绍良交战失利，石达开率靖难之师击退清军，此后即得韦昌辉首级，“将打宁国之兵交陈玉成管带”，留其继续支援宁国，本人于月底回京。

12月4日-11日 (石达开回京后1周)：

李秀成率桐城守军与进攻之敌秦定三，福济等军激战，击退敌人进攻。

12月23日以前(石达开回京后3周)：

援助宁国的陈玉成奉命率军改援桐城(陈玉成最晚于22日已经撤离宁国)

1856年12月23日--1857年1月10日期间(石达开回京后1月)：

陈玉成与李秀成在枞阳商议退敌之策，而后李秀成返回桐城。

此间，石达开调迓天侯陈仕章自天京前往安徽赴援

1月11日--31日：(石达开回京后2月)：

陈玉成克无为，随即与迓天侯陈仕章会合占巢州，后又克庐江。

2月3日--3月3日(石达开回京后3月)：

此时皖北援兵云集，据清军奏报说达“八九万之众”(难免有夸大)。陈玉成兵进桐城，截断清军粮道，而后与李秀成“两面合攻，清军大败”，随后两人分头追击，陈玉成克舒城，李秀成克六安。

这份时间表清楚地说明，桐城，无为，巢州，庐江，舒城，六安等一系列战斗发生在石达开回京主政期间，因此其背景决不可能是

石达开为了远征而将人“诱去”，“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老弱，不能为用”。

再从历史的进程本身来看。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中明确地说，“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这也明确指出，六安桐城等系列战役胜利是在石达开主持军政期间，而不是出走后取得的。

那么，是否如福济等人奏搞所说，这一系列战役“皆出石逆之计”，换言之，它们是否是出于石达开的战略部署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在桐城告急至时，陈玉成本来是援宁国的，如果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可能不管宁国就转去桐城的。尤其宁国形势十分危急，陈玉成和李秀成私交再好，也不敢擅自做主。(事实上陈玉成前脚刚离开宁国，后脚宁国就失守了，如果是他违抗军令造成的宁国失守，那够得上军法处置了。)

其次，更说明问题的是迓天侯陈仕章的军队，他是从天京出发前往安徽战场的，当时除了石达开谁也调不动天京的军队外出，何况是位候爵呢。1月初，陈李在枞阳会面，商议定了退敌方案后，陈玉成随即攻占无为，而此时陈仕章也已经赶到，并同陈玉成会合攻巢州。换言之，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在枞阳商议退敌之计的时候，陈仕章已经从天京出发前往这里配合他们了。从时间上看，陈仕章离开天京前，陈李根本没时间把枞阳会面的结果上报天京，那就只可能是石达开此前已经知道二人将在这一带展开反攻，才派出陈仕章的军队的。如果说不是石达开指示陈李在这一带展开反攻，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派了陈仕章率军到这一带来，那他也绝不敢擅自做主去跟着陈玉成打巢州的。

第三，当时太平军其他各战场全都奉命严守，只有皖北一线展开反攻，石达开不但知道，还特意派人来支援反攻，可见这的确是出于他的授意。更明确地说，在全线执行的都是坚守战略的情况下，没有石达开在战略上的特别部署，陈李是不能擅自发动反攻的，即使出于形势需要被迫反攻，也不可能得到安徽其他部队有效配合与支援。除了陈仕章外，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实施他们的退敌和反攻计划以前，安徽已经是援兵云集，清军奏报说皖北的太平军已达“八九万之众”，这当然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可以看出的确有不少军队被派来支援陈李的行动。这些军队当然也只可能出自于中央----也就是石达开从天京方面进行的调遣。由此也可看出，安徽是石达开精心确定的战略反攻的战场。

那么，李秀成说“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以及他和陈玉成枞阳会面商议退敌之计，又如何解释呢？窃以为，这于福济奏章所说的“皆出石逆之谋”并不矛盾。两者间是“战略决策”和“战术实施”的关系。石达开选定安徽战场，以陈玉成和李秀成之军发动反攻，同时从天京派出军队支援他们，而具体的作战方案是陈李自行决定的。

实践证明石达开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选中陈李作为反攻的主将也是有眼光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自桐城至六安，连战连捷，把战线从安徽一路推进到湖北，如果不是因为石达开受安福二王牵制，被迫离京远征，则以当时的局面，太平军克复武汉应当是指日可待的。

也许是因为记错了，或者是出于邀功诿过的心理，《李秀成自述》中关于这一段史实中石达开的影响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桐城六安等战役发生的时间及石达开的战略决策对取得这些胜利的意义，本来也并没有大的争议。然而许多论者述及石达开远征的影响时，《自述》中这段错误的记载却又每每被拿来作为石达开远征将精锐尽行带走的证明，针显然是不恰当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自述》中关于这一段史实中石达开的影响的记载是有错误的，当然也就不该再用这段记载来证明石达开远征“将安徽一带的精锐部队尽数拉走，只留老弱残兵”了。

最后补充一句，庐州失守于1855年底，距离石达开避祸离京一年半之久，《自述》中将“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也作为石达开将安徽精锐晋皆“诱去”，只留“不能为用”的“残兵”的例证和恶果，明显是有悖史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