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一)驰援赣西 -- numzero

金钟 王洪峻

由四川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五日在大渡河畔的石棉县举行。来自全国八个省、市、自治区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七十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代表共提供了近三十篇论文、资料。这是继南京、苏州和两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会议根据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集中讨论了关于石达开的评价和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石达开的评价

与会者一致指出，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应以1857年6月出走天京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对于石达开前期活动的评价，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石达开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家、政治家，文武全才，深得众望，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前期功绩卓著，应予肯定，但后期所犯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所以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投降乞死，晚节有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在后期走上了分裂主义道路，率部离开老根据地，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从而，断送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在大渡河紫打地全军覆没，投降变节，成为农民革命的叛徒。

二、石达开与“诛杨密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石达开在“杨韦事变”中的立场是正确的，表现是好的。当他全家被害，自己只身脱险后，仍能以大局为重，率靖难之军驰救宁国。后在平定韦氏之乱和总理朝政、力挽危局的斗争中都建立了功劳。但在石达开是否参与“诛杨密议”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根据《李秀成自述》，联系石达开事后对杨秀清被杀一事的态度，指出不能完全排除韦、石曾密谋杀杨的可能。同时，也主张不应把密议杀杨一事同后来韦昌辉借“密诏杀杨”乘机掀起的天京暴乱不分青红皂白地拉扯在一起，从而认定石达开是韦氏同党；但是也不应因为石达开后来采取了反对韦昌辉的正义立场，就将原来他曾同韦氏有过“诛杨密议”一事加以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参与谋杀东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的一条孤证，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材料。而在《石达开自述》等材料中确可以证明，石达开事先对杀杨之事一无所知。其实，所谓“诛杨密议”不过是洪秀全事后推卸责任的说法。

三、如何评价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的是非功过

这是本次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对石达开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是非功过也应加以区别。在当时形势下，出走天京是石达开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杨韦事变”后，石达开毅然起兵靖难反对韦昌辉，合朝同举石达开主持朝政，迅速扭转了局面。石达开受到全体军民普遍的赞扬和拥护。这就招致了洪秀全的猜忌，受到安、福二王的掣肘和排挤，甚至“明图戕害”石达开。不仅使石达开继续“提理政务”成为不可能，而且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因此，洪、石交恶，矛盾急剧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石达开出走天京，避免同洪秀全兵戎相见，这使太平天国避免了一次危机和内讧，避免了又一次“天京悲剧”的重演。石达开出走天京是积极的办法，舍此一途，别无他路，责任主要应由洪氏兄弟负。石达开的错误，主要在于天京出走之后，率部远征，离弃皖赣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1857年6月上旬，石达开发布“为沥剖血陈，晓谕各军民”的告示，这是他走上既同天王分裂，也同太平天国分裂道路的起点。自此以后，石达开率部转战九省，开辟新的战场，牵制了大量清军，但却始终没有回到君臣携手的道路上来。一种纯然的内部矛盾，只因最初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而终致造成身死国危，全军覆没的悲剧。这一责任则主要应由石达开负。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和远征，不仅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石达开本人的转折点。对此，洪秀全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石达开负。石达开骄傲狂妄，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不讲团结，不能象李秀成那样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忠贞行动”来争取洪秀全的信任，以后又率部出走，骗走二十余万太平军将士，大搞分裂活动。特别是在洪秀全削去二洪王爵、用实际行动表示改正错误之后，多次向石达开发出求援呼吁，石达开不仅坐视不救，一兵不发，而且斩杀来使，散布不满。从而，给太平天国造成了灾难和无可补偿的损失，也使石达开自己走向毁灭。

在分析石达开所以走上分裂道路的错误时，有的同志指出，不仅有石达开的主观原因，同时还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天京事变后，随着石达开个人的声望达到顶峰，他头脑膨胀，不可一世，大有收拾局面非己莫属之慨。再加上小生产者的狭隘和自私，使他不能正确处理同洪秀全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他与洪氏兄弟的个人恩怨和农民革命根本利益的关系，以致个人主义恶性发作，铸成“干古遗恨”。在石达开走上分裂道路的问题上，他周围的助手和幕僚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多为封建文人，出于攀龙附凤、成为开国新贵的野心，热衷分裂，鼓动石达开“割据自雄”，独树一帜。这是不能辞其咎的。

四、石达开在大渡河是“投陷被俘”，“受骗被俘”，还是“投降变节”

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投降被俘，并用“其心也苦，其错也大，其死也壮”三句话来概括石达开被俘前后的表现。在被俘前，石达开把“舍命以全军”视为大义所在，并无卖身求荣乞求个人活命之心。但另一方面，由于石为失败主义情绪所支配，悲观绝望，愿以一死为其部下求降乞生。结果是自入敌人设置的圈套，本人舍了命，三军将士的性命也并没有保全。石达开的行动玷污了太平天国的旗帜，葬送了部下，也玷污了他自己。他虽然死得悲壮，但他的死又蒙上了一层投降的黑纱。对石达开这种错误行动，既不应盲目赞美，也不能指为叛变投敌。农民起义领袖往往集光荣与耻辱于一身，这是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住所决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受骗被俘。石达开是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农民革命将领，为太平天国革命英勇战斗了一生，是同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陈玉成、洪仁?、赖文光等英烈并列而无愧的。面对失败，他没有丝毫个人“俎上求生”的侥幸心理，而是想用一己之死，换取部众的生存，以答谢天王，作忠臣义士。他堂堂正正、正气凛然地前往清营商讨“善后”，结果为敌所俘。在清朝的法庭和刑场上，他“神色怡然”，视死如归。石达开舍生取义的行为是悲壮的，但又是极端错误的。舍命非但没有“全三军”，反而使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分裂出走，在大渡河紫打地陷入清军重围。在此形势危急关头，石达开一面命令将士放下武器，一面写信向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乞降。石达开由分裂出走到最后投降变节的这段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

五、关于石达开失政的原因

与会者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对石达开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大家一致指出，必须看到石达开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遭到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有一些起着不可忽视作用的偶然因素。而“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

(一)从石达开1857年开始远征之后，特别是进入1862年以后，全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的各种弱点充分暴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失败已成定局。(二)石达开在屡受挫折之后，迷信天命，心灰意懒，悲观绝望；在战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他走上分裂道路后，避开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江南地区，远离主战场，企图到清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南地区另辟根据地，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于一时。这种战略思想纯属幻想，只能为清军提供各个击破之机。(三)石达开率部远征之后，必然如鱼离水，如鸟离群，石达开部必然成为一支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孤军。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失去支持；在军事上被动挨打，节节失利，处处败北。将士离心，一部分人返回天京，斗志涣散，叛变投敌之事常有发生。当石达开部抵达大渡河时，已成强弩之末。(四)轻信土司千户王应元受赂让路的许诺，上当受骗，孤军深入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陷于绝境。又恰遇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而石达开对此却毫无估计和必要的准备，终至失去抢渡良机，被清军合围而失败。

上述一些因素和矛盾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石达开既不可能在分裂道路上悬崖勒马，这些矛盾就无法解决，其结果必然导致分崩离析，以至全军覆没。石达开个人的才能，也无助于这一结局的改变。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抵销了石达开赖以战胜敌人的种种条件，使得他的耀眼的才华，在远征整个期间完全黯淡无光了。

此外，会议还就如何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太平天国的史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还学习两广会议边讨论边实地考察的办法，参观了大渡河紫打地、松林河等古战场和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