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前期民政-安庆易制和翼王经略江西(1) -- numzero

太平天国在1853年3月攻克天京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有点错估了形式，乐观过头了。因为从武昌到金陵，长驱一千二百里(又说一千八百里)，连克名城重镇，所过之处几乎望风归附，实在太顺利了。大约以为真有天父天兄在帮忙，可以无往不力，所以对近在城下的江南大营不屑一顾，以总共十来万的有限兵力，投入扫北，西征，天京，镇江--扬州--瓜洲四个战场，以为用了多久就可以象从武昌东下金陵那样顺利地“扫穴犁庭”和打下江南半壁。---- 这种盲目乐观和极端自负的情绪在太平天国发布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论文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洪秀全的“上帝次子”身份，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本来自己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到这时候似乎不那么清楚了，真以为自己代表天意了。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在口头上怎么宣传不说，但如果心里面真以为自己一举一动都可以代表天意的话，那这种自负肯定会坏事。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但军事上盲目乐观，制定了和实力不相称的战略目标(后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政治上也强行推行自认为代表天意的一套政策----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天朝田亩制度》：拆散家庭，编成男馆女馆，用军队的方式管理民众，强迫民众从事国家指定的劳动，将所有私有财产收归圣库，然后平均分发粮，油，盐，乃至禽类，将土地全部收为国有，拟平均分配，而生产所得也全部上交，取消商业店铺和私营手工业，全部由国家包揽。。。。。。

　　应该说太平天国会推行这种政策并不奇怪，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向来很有号召力，太平天国既觉得自己胜利在望，又认为自己顺应了天情故得天助，那推行起这些政策来自然也就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用现在的话说，大有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架式。

　　只有一点政策和绝对平均主义无观，这就是拆散家庭。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所谓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人性等说法，虽然不排除他们有私心(比如可以为自己选美，建宫殿)，但主要是因为过份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因为他们洪杨相信可以在一年半载内打下北京，所以要求大家再等一年半载，毕竟军事化管理的简单划一有其独特的优点，减少了很多行政问题。这种想法不能说是完全不讲理的(当然，搞特权化，自己妻妾成群不让别人团圆是应该批判的，“男行女行”政策执行时也失之过苛。)后来当杨秀清确定不可能断情内完成扫北任务后便着手恢复家庭了。

　　以上种种政策遭反对是消说的，并且其严重打击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力发展近乎停滞，也是不问可知的。根据潜伏在天京的清军间谍头子张继庚给江南大营头子向荣的《上向帅书》的报告，天京建都之时(1853年3月中)圣库中存银1800万两，至1853年10月，也就是后面要说的石达开离开天京主持“安庆易制”之后1个月时，只剩下800多万两，这种严重的入不敷出就是恶果。

　　为什么这里特别提一下石达开离开的时间呢？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安庆易制”的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石达开从金田起义时期起就一直兼管财政，换句话说，他是圣库制度的执行负责人。这一点说明石达开在最开始和洪秀全杨秀清在绝对平均主义方面的认识没有大的差别----自黄巢以来的起义者们渴望“均平”渴望了近千年，直到太平天国终于有条件实践了，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甚至所有的起义骨干，在这个时候的认识恐怕都差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不能用现在的理论认识高度去要求农民起义者们，要理解他们走的弯路(我们新中国不是也走了几十年弯路吗)，另一方面后来的观念转变说明他们是有务实精神和调整政策的勇气的。并且，起义者们大抵都经历了石达开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只不过有快有慢，有主动有被动，所以石达开后来的“易制”才不是一人一地的政策，而是有代表性的，可以成为国策的。

　　现在看一下定都天京半年后太平天国的政治形势吧：

　　西征战场：太平军西征仍然采取过去那种跳跃式前进的办法，对城池随占随丢，占领的地方也不设官治理，因为好高骛远，想等天下打下来再考虑治理的问题吧。可是攻南昌三个月不下，走马换将也不成，这时候杨秀清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认识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形势未必能向期望的那样进展，不能做长期周旋的打算。

　　天京：上面说了，7个月时间就花了1000万两银子，占天京总圣库存银的一半以上，照这个速度下去，再有半年就得财政枯竭了。而“圣库”还不同于一般国库，全天京老百姓的家财尽收于此，指望着它吃饭过日子呢，这样下去不等“清妖”来，天京老百姓就得起来造太平天国的反了。

　　我在这里约特别说明的是，这种花费还是在不算太浪费，甚至说，在石达开掌管圣库期间，还是比较节省的，减少得快是因为坐吃山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这年12月，圣库就只剩下不到100万两银子了，大致计算一下的话，在石达开管圣库这6个月，平均每月净减105万两，之后3个月，平均每月净减370万两，猛增了3.5倍，这说明原先还是比较节省的。正因为如此，也说明光靠节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开源才行。可是太平天国此前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攻克城池后夺取库藏，“打先锋”(就是没收地主的浮财)，“科派”(就是向大户摊派)，以及老百姓“进贡”，这都不可能长久，也不是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不能再光想着荡平天下，而不得不考虑眼前设官安民，治理地方的问题了。

　　另外除了圣库的银钱，粮食和日用也开始出现危机，《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份额开始发不下去了，不得不减额，后来竟到了“若资乏粮尽之时，或减半给发，或全不给发。如江宁城中一概吃粥，扬州城中煮皮箱充饥”的地步。

　　各地民众：套句现在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是说天父天兄保佑，说自己代表上帝普救世人，可是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时间长了还有谁信你呢。其实太平军从武昌东下南京时，总体而言是很受民众欢迎的，甚至有的官吏乡绅都积极“犒迎王师”，砸孔庙等等最多令读书人反感，可是没读过书的农民毕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天朝田亩制度》一尝试在各地推行，立刻招来强烈抵制，天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杨秀清后来自己公开承认，民间有“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的情况。天京以外就更不必说了，湖北刚进军不久，“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而安徽则“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民众仗着“顽悍”，公开抗命，再发展下去没准哪天就要起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东王杨秀清决定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太平天国公认“文武备足”“谋略深深”的翼王石达开去安徽，其任务是开辟安徽根据地。这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节制西征，改正原先过于急躁的跳跃式的进军战略，拿下清军临时省会庐州，攻占各军事据点和州县，派兵驻守，并把安庆建设成天京的牢固屏障。第二，平息民众的反抗情绪，恢复社会秩序，组织生产，为太平天国开辟粮源和财源，在经济上支援整个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杨秀清显然不仅仅是希望石达开打下庐州或者暂时安抚民众，更希望他为太平天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所以石达开这次后来被称为“安庆易制”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人一地的活动，而是开府安庆，节制整个西线(皖赣鄂)军政民政，他是直接代表了天京政府和东王杨秀清。

　　不过，这时太平军其实只控制了极为有限的几座城池，而石达开的军事任务又主要是开拓安徽，所以，这次易制主要是发生在之后几个月建立起来的安徽根据地。

　　太平天国“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设官安民之事”的作风，从这时候起终于开始彻底改变了.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4期 2004年2月20日 ※
• 【定稿】西西河电子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