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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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关于古代周边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后来中国衰落的原因

关于中国的发展,一直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得中国缺乏竞争的动力,从而限制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是儒家思想的守旧和中央权力的独大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之缓慢。

中国疆域的扩展,是从黄河流域向四周的辐射,这个扩张到宋代结束(唐代的版图的确辽阔,但是很多都是羁縻性质的,不能够算是真正的领土;清代是另外的一次扩张时期,它和儒学无关,是国防前线问题,而且得到的多数都是当时自然情况不佳的地区,当然东北除外)。宋代不仅放弃了大理,也放弃了交趾。这个时期正是我在《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所说的儒家的第二个阶段。

宋代以前,中国面临的都是游牧民族的袭扰,通过稳定内部来抗击还是可能的。但是宋代就不一样了。

宋代自开国以来,先后受到辽、金和蒙古/元的威胁,最终亡于元。这些政权在本身稳定以后对宋朝的威胁,本质上都不再是游牧民族式的威胁,而是封建政权之间的威胁了。除了南宋初年的短暂中兴以外,基本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状况,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宋代对武人的歧视和限制。

宋代得国于后周的孤儿寡母,自然担心别人学它的样子,故而对武人防范甚严。皇帝,枢密院和兵部三分兵权,最终权力在皇帝手里。武将不久任,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武将升迁缓慢,地位低下,军人没有地位,这些都使得宋代军力不强。南宋初年,形成了准藩镇,军力大为增强,然后朝廷又收兵权,军力于是再度衰落,以至于闹出了“符离之溃”这样的笑话。后来在蒙古/元的压力下有所振作,但是依然受制于朝廷的牵制政策,有人而不能用,终至于亡。

二。文人通过科举入仕,不必关心现实。

文人以科举入仕,只要谨慎小心,不犯错误,通过三年“磨勘”,即可升官,这样的官僚队伍自然没有活力。国家的发展和他们的升迁无关,为什么要为之费神?如果有人能够通过功劳升迁,岂不是堵塞了他们自己的机会,因此不能够给那些人这样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能人做事,难上加难。

三。儒家的保守和反对改革。

宋代的儒士是历代最舒服的儒士,有自己的尊严(太祖立誓不以言论杀人),但是很保守,程朱理学就出在这个时期。我在《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对程朱理学所起的作用有具体的描述。宋代虽然程朱理学基本受到压制(程朱理学的危害从明代开始),但是读书人的缺乏活力则是已然存在的了。

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仁宗的时候曾经有过“庆历革新”,很快就因为阻力太大而销声匿迹。富弼对宋代积贫积弱有亲身的感受,神宗时入朝还建议神宗持重为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得罪四方,终于失败。哲宗绍述,党争不已。至于徽宗用蔡京变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只是设法增加收入,以便应付支出,不仅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各种矛盾,以至于弄出了“六贼”。

四。中央政府只关心自己的干强支弱,面对强敌宁可纳贡也不肯给地方以可能增强实力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中国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却没有能力通过竞争增强自己,而是设法委曲求全,得过且过,以便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综上,周边环境对中国发展不利一说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关键在于国家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始终是分离的。

后来中国衰落的原因,我觉得是如下几个原因:

一。程朱理学的空讲“心性”使得国家的精英阶层--读书人--失去了对现实的敏感而只是坐而论道,不切实际,陷于党争而无法自拔,明朝末年这一点尤其严重。

二。中国始终讲究德治列于法治之上,其结果是难于形成近现代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契约精神,具体论述可见我的《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一文。

三。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明清两代又回到了宋代以前,而且重农抑商,压制言论,搞得万马齐喑。清代以弓马得天下,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压制使用火器。结果弄得太平军从地下挖出来的明朝火炮居然比清朝的还要好。

四。明清两代的对外政策,讲的是制造万国来朝的虚荣,而不关心实际的利益。欧洲人探险是为了谋利,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却只是为了宣扬国威和可能的搜寻建文帝下落,完全是亏本买卖,耗费极大,难怪仁宗上台即下令停止,宣宗稍有恢复,随后也就停止了。

综上,我认为后来中国衰落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始终是分离的,国家利益的大多数承受者对国家政策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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