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 一 -- 电子赵括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逐步占领东三省。9月21日，英国再度放弃金本位制，此后陆续有国家放弃金本位制。1932年初，英国建立对内（英国及殖民地）的贸易保护制度，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以及国际局势的动荡都给给中日两国的经济造成冲击。1929年由美国引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初期，银价暴跌，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无意中获得了有利的经济地位。然而东三省的沦丧在给中国造成经济上巨大冲击的同时，英国放弃金本位制，银价随即回升，有利于中国出口的因素消失，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之东三省的沦丧导致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缩小等因素，中国民族工业在1932年以后倒闭停业半停业激增。例如棉纺企业，1934年在上海的19家民族资本纺织企业中，完全开工的只有5家；天津6家中2家停产，4家减产；丝绸企业中1934年的生产仅为1930年的30%。

对日本而言，九一八事变理所当然引发了中国的抗日浪潮，对华贸易随即暴跌。一直到32年初日本对华出口的大宗纺织品（包括在华日资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3。在上海（抗战前上海的轻工业占全国轻工业的44%），日资企业中国工人自发罢工，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一二八抗战中日本的借口虽然是什么人被杀害，提出的条件中就包含“取缔抗日运动”。而随着中国纺织业经营艰难，不少被日资企业乘虚而入，到了34年日资企业规模反而有所扩大。中日两国在经济利益上竞争乃至冲突之势愈演愈烈。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英国脱离金本位制，标志着一直以英镑为轴的国际金本位体系崩溃。此后列强相继脱离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崩溃已成定局。从1931年到1936年，德，英，日，美，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脱离了金本位。1931年12月日本新内阁（政友会内阁，首相犬养毅）成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当日即宣布禁止黄金输出，日本脱离金本位体制。对于高桥藏相而言，面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第二是为日本侵略东三省筹集足够的军费。高桥藏相采取了降低利率发行公债的通货膨胀政策，希望以此刺激经济恢复，承担日益增大的军事开支。一直到1936年死于二二六事件之前，高桥藏相采取了日本经济史上被列为典型的通货膨胀政策。其年度财政收入对年度财政支出的比例，1931年为89%，1932年为66.8%，以后维持在60%左右。其中军费开支比例巨大。1931年到1936年间“满洲事件”费11亿日元，陆海军军备改善费13亿日元，时局匡救费8亿6千万日元。1932年以后日本军费激增，到1936年达到10亿7800万日元，占年度财政支出的47.2%。财政收入中，公债借款比例激增。1931年为7.9%，1932年激增为32.2%，以后基本上维持在33%。高桥上任时日本发行的公债总额约60亿日元，此后以每年10亿日元的速度增长，1936年底达到约100亿日元规模。为了实行其财政政策，高桥上任后不久即三次下调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利率，并将发钞规模由原来的1亿2千万日元增加到10亿日元。同时为了防止黄金外流，1932年7月1日制定了资本逃逸防止办法，33年3月制定外汇兑换管理法。

高桥财政的初期，日本尚能够消化其巨大的赤字公债，通货膨胀压力不大。30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潜在的廉价劳动力。在政府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生产设施和劳动力均有余地，廉价劳动力也可以保证垄断资本，尤其是趁机兴起的重工业资本的利润，因此1932年下半年以后日本经济逐渐恢复，33-35年的日本经济在列强中相对运转良好。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巨大赤字财政的消化能力显然是有限的，什么时候将达到尽头，高桥藏相本人也抱有忧虑。按照他本人的设想，1933年赤字财政达到顶峰，1934年度开始逐渐削减。但是这个方针因为涉及到军费的削减，遭到军方强硬反对而无法实施。此后日本政坛更迭，高桥一度离任藏相，但新内阁（冈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得已再度请高桥出山。在1936年度的日本预算案中，高桥判断日本的赤字财政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要求削减军费，尽可能避免增加公债发行，遭到陆海军的强硬反对。《东京朝日新闻》曾经报道过高桥藏相表示了所谓的财政生命线：“财政上信用维持的最大危机，在于执著于国防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军工生产纯消耗，投入的资金打水漂），财政信用崩溃后国防决不会能够安稳。”然而他的表态不但不能得到军方的理解，反而导致他本人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丧命（前一位藏相也是因为反对军方无效，忧郁成疾不得不辞职，不久后病死）。从此日本再无任何政治势力和人物能够阻止日本经济走向军事化和垄断化。

滑稽的是，高桥藏相虽然反对军事经济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恰恰是在他的政策下走上了战争经济的轨道。高桥本人意识到军工方面投入的资本无法简单取得回报要求削减，不肯削减的军方当然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获得“回报”。不知道高桥本人地下有知，是不是也要感叹造化弄人了。1932-1935年度日本的直接军事费用为46亿，其中约30亿投入到了军工生产以及重工业部门。按照陆军预算，军需品生产投入的9亿日元中，7亿投给了民间军工企业，另外2亿投给了官营工厂。海军军需费的16亿中，75%投给了民间企业，25%投给了官营工厂。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刺激了日本的军工企业的同时，也对各大厂商造成了重大影响。1934年1月，根据日本制铁会社法日本钢铁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新成立的日本制铁占有日本生铁产量的96%，钢块的51%，钢材的43%。1936年因为军需，日本钢材紧缺，造成所谓“铁钢饥馑”。在极力扩大国内生产的同时，日本一度取消了生铁进口关税，从美国进口的废钢铁激增。日本并未能摆脱对外依赖。

机械工业在军工的刺激下，其产值在1931-34的四年间增加了2.5倍。虽然和欧美列强仍然有较大差距，其中和军工相关联的电器，化工机械，汽车，飞机，船舶等的进步令人侧目。但是高级机械仍然依赖于进口。化工行业在农村化肥使用以及军需品的火药，爆炸物，毒气等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也高速发展。石油行业也采取了措施，要求国内石油厂商都要保持一定的储备。当然严重依赖于外来进口这一点无法改变。经过这一系列变动，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卢沟桥这六年，日本产业结构大调整。工业产值中，纺织业由37%下降到26%，采矿业由26%增加到34%，金属机械工具类从18%激增到36%，成为日本第一大工业。日本工业结构完成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调整。

1931年12月13日当高桥藏相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外流，日本脱离金本位制度后，日元随即狂跌。宣布时100日元兑换49美元，到31年底仅两星期就下跌到100日元兑换34日元，进入32年后一直低迷在100日元兑换20-30美元，11月曾经跌破20美元关口。日元的下跌虽然有利于日本的出口（日本在中国市场上有所回复，部分得益于此），但是如此狂跌也将导致日本原料进口成本上升，助长资本逃离，日本政府对此也不是没有忍耐的限度。1933年3月，日本制定外汇兑换管理办法，3月8日将日元同英镑挂钩，规定1日元兑换1先令2便士。此后日元基本上维持在对美元100：28-29的水平上。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日本终于在1934年脱离了经济危机，首先表现出好转。1934年日本对外贸易超过了恐慌前的1929年，1935年达到1931年的两倍，49亿日元。除苏联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金额指数还不到1929年的一半这个大前提下，日本的贸易回升，引人注目。以1929年世界各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指数为100计算，

出口：1931 1933 1935 年

世界：57.2 35.5 34.9

英国：53.5 50.4 58.4

美国：46.1 31.9 43.5

法国：61.1 37.4 41.4

德国：71.2 36.2 31.4

日本：53.4 86.6 116.3

进口：1931 1933 1935 年

世界：58.5 35.0 34.2

英国：71.8 56.3 63.2

美国：47.8 33.3 47.0

法国：73.7 49.7 36.5

德国：50.0 31.3 30.9

日本：55.8 86.5 111.6

写到这里，让我联想起葡萄的一篇文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哪位能找到不妨帮忙顶一顶），文章中提到日本是列强中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其根源在于九一八事变后对东三省的掠夺。我手里虽然是日方资料，对此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例如1933年日本对满洲国的贸易“转为顺差”，1936年日本对外进出口贸易中，伪满所占份额分别为70%和43%。然而日本对满洲的开发实属掠夺性，伪满成为其产品的倾销地，这种经济“发展”显然不能持久。“满洲Boom”早早就失去了后劲，并导致日本将目光又投向了华北。早在1935年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日满经济圈”的界限，并认为不久的将来“结成充分的日满华经济圈是东亚经济安定必须期待的东西”。看到这里赵括不仅哑然失笑，掠夺了朝鲜台湾不能摆脱危机，侵占了东北也不能摆脱危机，其根源难道不在于自己对于这些地方的掠夺性开采导致了自己没有后劲？不反思这些，每到危机关头就去想下一个掠夺目标，四处树敌的同时难道就真的能为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从更深层的角度而言，这种数字上的“经济发展”掩耳盗铃。上述的统计中日本本国经济状况好转，同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满洲国怎么样却只字不提。日本此时不过是从东三省掠夺了物资往自己家里搬，自己家当然看上去丰富多了。如果对伪满采取掠夺而不是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之尽头，显然是非常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