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理论?韩德强访谈非主流四下 -- dafemren2

忍不住转帖.正在找前几期的访谈看.

这意味着，在“铁幕演说”之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政策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美国的市场向对方开放，同时容许对方贸易保护，美国算得上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大善人”。这是一种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或者称为“超级自由贸易”。一般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的住“超级自由贸易”的冲击。英国从1845年到1914年期间采取过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其代价是到1900年前后，英国的工业地位不但被美国超过，而且被德国超过。但是，美国战后初期的经济力量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尽管是超级自由贸易，美国仍然是贸易顺差，它的商品还是可以出口到各国，其他国家的商品还是进不了美国。但是，对于欧洲和日本而言，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的工厂可以开工，工人可以生产，“赤化”的危险慢慢消失。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和扩大，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需求增大，其结果不但没有使美国的出口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

正是因为美国在战后奉行了单边自由贸易的对外经济政策，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达长20多年的黄金时期。当时，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以8%、9％的速度增长，美国的增长比较慢一些，是4%－5％左右。除去通货膨胀因素，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整体达到了4.4％，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速度很低，事实上很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从1973年到1990年代初，该指标只有2.2％，即及只有五六十年代的一半。

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在当时都增加了，西方经济，我看是，真正迎来了一个“双赢”的时代。如果说这段时间有输家，那就是美国，它确实有些吃亏。正如英国搞单边自由贸易衰落一样，美国搞单边自由贸易也衰落了。美国工业生产占西方世界的份额下降了，从五十年代初期的50％一路下降到70年代初的25％。那么这个份额被谁夺去了呢？是被欧洲和日本夺去了。大量的商品从日本和欧洲涌入美国，使美国由贸易顺差逐渐转到贸易逆差。

这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想像一下，你把货物卖给了美国，拿到了美元，但是美国没有相应的东西卖给你时，你是否会惊慌呢？这正是欧洲和日本在1960年代的问题。他们拿到美元就发慌，就到美国去兑换黄金，这样，美国的金库就被提空了，出现了多次黄金危机。我的印象中，1959年、1968年、1971年都发生了黄金危机。到1971年黄金危机的时候，尼克松眼看金库见底，大事不好，就向盟友们摊摊手，耸耸肩说，“多乎哉，不多也”，断然下令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使美元和黄金脱钩。此后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制”时代，而美国则从单边自由贸易的极端，一变而为超级贸易保护，单边贸易保护。即要求欧洲和日本开放市场，却收紧美国海关的进口大门。

为此，美国多管齐下。第一，是使美元大幅度贬值。1971年时，1美元兑360日元，到现在呢？1美元兑110日元左右。汇率是贸易上的核武器。我把贸易战的武器分为若干种类。第一种是常规武器，就是关税。比如说，我要阻止美国纺织品机械的进口，保护中国的纺织品机械行业，可以设立一个40％、50％的关税。但这个关税既对美国有效，也对日本有效。这是全面防范的关税壁垒，所以说，这是常规武器。其特点就是除了阻止你的对手，还阻止了你并不想阻止的对手，伤害无辜，引起各国的共同反对。后来又发展一种新的关税保护方式，就是“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就是精确制导武器，说炸你，决不会把你旁边的那些房子炸掉。比如说，日本宣称，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大蒜的农药含量超标。他不说欧洲也超标，也不说泰国也超标，就说中国超标。这样的话，日本就能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引起的贸易争议最小。此外就是核武器，即汇率战。就是一旦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话，所有的中国出口商品都便宜了，竞争力都增强了。你看厉害不厉害？70年代初“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国就对他政治上的盟友们、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使用了汇率战这个核武器。不光是对日元贬值，对马克也贬值，对英镑也贬值，都贬值。由于汇率战烽烟四起，各国货币争相贬值，这才有70年代的“停滞膨胀”之说。

第二，是实施产业转移，将本国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美国商品不是成本高，竞争力弱吗？那好，我把底特律的汽车厂搬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工资是美国的1/10。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发达国家有一个“产业空心化”趋势，这就是美国、日本、欧洲的工厂，迁到第三世界来，这样，他们本国的制造业就日见萎缩，本国第三产业大发展，会计、律师、设计、服务、Ｔ型台的时装表演都繁荣。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所以给产业转移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名称，叫产业空心化。我觉得，产业空心化这个概念名不符实。对于欧美国家来讲，他们70年代以后实行的叫产业核心化。你看，他们是把低利润、可控制的加工环节甩到国外去，把高技术、高利润、难控制的环节留在国内，是不是核心化？

美国企业家们发现，这实在是一个高招。五六十年代，美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不那么自由。美国工会的力量曾经很强大。工会签劳资合同，一般就是3－5年。工会说，现在物价涨了，你老板的利润也涨了，咱工资也得涨。老板签完劳资协议，紧接着就涨物价。然后工会又要涨工资。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工会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样，就造成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所谓“成本推动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所以说，只要工厂开在美国，工资就降不下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工人涨工资，正好扩大内需，给老板生产出来的产品提供了销路，这是一个工人和老板的双赢时代。但从微观老板的角度看，他恨不得一脚踢开工会。后来，投资自由化以后，美国老板就威胁工会，你不是要罢工吗？这回我准备好了，我把工厂关了。你不是想罢工吗？我正好把工厂关了。这一招对美国工会打击非常沉重。结果，整个70年代，就变成老板和工会拉锯战的年代。这个拉锯战的年代一结束，到了80年代，工会逐渐就不行了，大家看到为什么美国工会现在力量不强？那就是已经被打败了。

货币贬值和产业转移，这是美国回应欧洲和日本挑战的两项根本措施，而这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实质。问题在于，欧洲和日本也不是吃素的。你打汇率战，我跟上。美国把工厂开到拉美，日本就把工厂开到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低，印尼工人的工资更低。结果美国的竞争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膨胀，到去年竟达约5000亿美元，是90年代初期的5倍，是70年代初期的几十倍。所以，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竞争激化、产业转移、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产业转移浪潮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萎缩。道理是这样的：当底特律的汽车工厂迁到墨西哥时，美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墨西哥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作为整体，其需求萎缩了27000美元。当然，这只是一级计算，实际需求下降并没有那么大的幅度。因为，美国工人还可以得到50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所以需求只下降了22000美元。又其中，5000美元可能用于汽车的降价，从而扩大了汽车消费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变成CEO的高工资和股东的高利润。CEO的工资是怎么提起来的，就因为全球化涨上来的。1980年美国CEO和工人的工资比是40：1，工人如果是3万，老板是120万，到90年的时候，上升到85：1，97年是326：1，99年的时候就是475：1。凭什么CEO的工资坐直升飞机一样的上涨？因为利润来得太容易，产业转移造成巨大的利润空间。CEO的工资上升会造成私人飞机产业的兴旺，豪华轿车业的兴旺，山间别墅业的兴旺，这也可以带动一部分需求。股东的高利润会产生进一步投资的冲动，新投资则是新需求。所以，这样一来，实际的需求下降，不到27000美元。但是，由于其他各级的需求增长都赶不上一级需求计算时的需求下降，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需求还是下降了。

这里还需要补充对墨西哥的需求分析。如果美国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之后，所有的产品全是用于出口的，不在在墨西哥本地销售，这样就可以给墨西哥带来净就业机会和需求的增长。如果美国厂商把工厂设在墨西哥，同时在墨西哥本地销售，你会发现墨西哥本地的汽车工厂就会倒闭。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产业转移的又一大原因，就是要绕过各国的贸易壁垒，挤垮本地工业。如果这样，则墨西哥的需求有增长，也有损失。它得到了1个汽车工业的就业机会，失去了5个汽车工业的就业机会，经济就进一步萎缩。

因此，从逻辑上分析，由于全球竞争激化，70年代后世界经济应该呈现一种螺旋萎缩的趋势。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用4项指标来分析世界经济的运行状态，即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国债余额占一国GDP的比例（简称国债率），银行利率。如果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低，国债率低，银行利率高，则可以判断，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期。否则，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国债率高，银行利率低，则世界经济处于萧条期。这是根据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判断指标。我们知道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需要有财政盈余把一部分需求藏起来，比如说把3亿美元攒起来不花，不花就使得需求下降，从后抑制经济过热。到在危机时期，我再把钱花了，就是扩大需求，让危机能够变得缓和一点。这叫熨平经济危机，通过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危机变得平稳。

五六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9%、10%，美国也有4%、5%、6%，失业率则都很低。西德和日本只有1%、2%，而美国也只有2%、3%。各国财政不但没有赤字，有时候还有盈余。美国只是由于打越战，才有几百亿美元的赤字。银行利率则比较高，5%、6%不等。现在呢？这四项指标都处于战后最糟糕的时期。首先是经济增长率。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零增长，失业率上升到5%以上，国债率则上升到130%，银行利率则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0.5%。欧洲经济在90年代一直是低增长，大约只有2%左右，而失业率则高达8%、9%，有时候甚至是12%，被称为“欧洲病”。利率也很低，欧洲央行利率是2%。各国的国债率呢？我们知道欧洲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有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规定各国国债率不得超过60%。现在德国、法国都想突破这个数字，因为谁突破这个数字，等于国债消费的好处可以为本国选民所享受，而风险则可以向整个欧盟转嫁。美国怎么样呢？美国90年代被称为“新经济”，一枝独秀，其实是各国资金流入美国造成美国经济的泡沫化。2000年3月，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美国的经济泡沫崩溃，进入萧条状态。国债率也高达60%左右，而失业率则上升到6.5%左右，银行利率则下调至1%。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用中国作对比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中国的国债余额只占GDP余额的25％，这个25％就让我们每一次人代会都要讨论：积极财政政策什么时候退出？赤字什么时候能减少？大家可以计算，25000亿人民币的债务，按5%利率计算，每年国家仅债务利息支出就将达1250亿元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农业税总和。如果把这笔钱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就不会不农村师资的流失，学生的逃学。所以，项怀诚就会到中央电视台上解释说，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退，退了我们的GDP就要降低一个百分点，二个百分点。你看我们的机场、港口、道路、桥梁，不都是用国债修起来的。没有国债支出，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怎么消化，工人就业怎么办，银行坏帐会不会增加等等。同样道理，如果日本没有130％的国债投入，修建桥梁、道路、码头、港口和工厂，那日本经济就可能是高额负增长。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各国的60%左右的国债投入，这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也可能零增长或负增长？

再看利率，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无可降。中国的银行利率是1.98%，这就使我们手持现金大量增加。如果利率降到0.5%，是不是大家都不想去银行存钱了？利率下降可以降低投资成本，降低分期付款消费的成本，本来可以促进需求的增长。但现在怎么降利率，需求就是不动。这不是说明世界经济的萧条已经很深了吗？

失业率呢？比如说，美国的官方统计失业率是6.5%，什么概念？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当然是高失业率。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里还不包括已经失望，不再不找工作的人。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就干脆领失业救济金算了。还有，应该把监狱里的人数算进去。为什么要统计监狱里的人数呢？里根政府的一个政策，就是要取消福利。取消福利，就会造成要犯罪率上升。你犯罪，我就把你关进监狱。六十年代美国监狱内的人数一直在缓慢缩减，以至于到1975年为38万，而到1995年有540万美国人被监禁，占18岁以上男子人数的5%，每五个黑人男子中有一人包括在内。这样加起来，和欧洲的10%左右的失业率就接近了。中国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

此外，还有一个数字值得重视，即个人信贷消费形成的债务。2001年1季度，美国国债，加上居民信贷消费债务，加上企业债务，总共是31.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0％多一点。我不知道其中居民信贷消费债务是多少，估计在10万亿美元以上。这笔债务和国债的效果一样，可以拉动需求。但也和国债的问题一样，是寅吃卯粮，是以未来的需求为代价维持现在的低增长。

发达国家普通低增长、高失业率、高国债、低利率以外，发展中国家更是凄凉一片。从中国往北看，俄罗斯、东欧各国，90年代经济负增长50%左右；从东欧往南，土耳其，刚刚发生过金融危机；土耳其往南，中东地区，炮火连天；中东往西，埃及、摩洛哥各国，也是危机四伏；越过撒哈拉沙漠往南，整个是第四世界，除了饥饿、瘟疫和战争，再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国际注意力；越过大西洋到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先是洗劫墨西哥，接着是巴西，阿根廷，造成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从拉丁美洲越过太平洋，就到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的阴影徘徊未去，四小龙、四小虎成了四小虫、四小猫。

如此看来，中国经济倒真成了一枝独秀了。在全球性萧条中，只有中国经济还有增长。大概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特别不能想像经济萧条是什么滋味，还以为世界各国经济还在增长呢。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的1/30左右，中国经济的局部增长根本就改变不了世界经济总体萧条的趋势。甚至相反，由于中国以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税收和地价大量吸引外资，中国的繁荣可能还会加速世界经济的螺旋下降速度。

可见，事实也正如逻辑所分析的一样，完全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市场只能造成世界人民的福利最小化。

问：你刚才承认，在全球经济的萧条中，中国差不多成了唯一的繁荣国度，而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反对全球化？

答：因为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国，又是全球化的受害国。受益的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了。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劳动力价格那么便宜，那么训练有素。这个社会还强制性稳定，不象其他地方游行、罢工不断。中国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是多少投资进来，劳动力价格都上不去。要把这个投资放到泰国，劳动力很快就被吸干了，然后，工资、地价就会上涨。放到中国不见动静。中国海纳百川，容量太大。就是这个原因，深圳打工者的工资就没怎么涨。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来到城市，这样，只要你想在这个工厂呆着，工资就涨不上来，甚至还要往下跌。为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个模拟。我是老板你是工人，我问你，每天工作12小时，拿12小时的工钱，行不行？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就想在城市多赚点钱，好回去盖房子娶媳妇，就一口答应，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工资是增长了，你的工时是延长了，但是，社会上的就业岗位减少1/3。你会发现，这时在门外抢饭碗的人越多了。到第二年，老板就会说，小王，现在企业不景气，工资得降下来，降到你原来干8小时的工资，但活还得干12小时。你肯定说，我不干。老板就会说，工厂门外还有很多人要干这个活，有的是人，你走吧。这叫恶性循环。由于工资低，工时会延长，由于工时延长，工资会更低。这样就进入一个工资下降，工时延长的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点值也不怕，因为中国的工人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所以，世界各国产业转移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最后都跑到中国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如果以上叙述你都同意，这里头就包含着我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理由。第一条理由就是，全球化逻辑、自由竞争逻辑对工人特别不利。各国工人被迫在全球资本面前争抢饭碗，群众斗群众，让老板占了太大的便宜。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是数量极少的数千家跨国公司，他们的CEO和股东。第二条理由是，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前景不利。“四小龙”、“四小虎”的奇迹是依附于外资的经济增长奇迹，一旦外资撤走，本地经济立刻全面衰退。中国由于劳动力丰富，离这一刻还比较远，但是外资仍然时刻以撤资相威胁，使中国经济的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第三条理由是，外资占领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使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日益缩小，在低利润的市场上相互打价格战，更加没有可能发展自主的高技术产业。

事实上，就在中国经济受惠于全球化，吸引来大量外资的同时，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几乎同时全面衰退。自主技术企业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只好给争夺给跨国公司作配套厂商的打工机会。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享受了好处。许多国家是只得到坏处，没享受好处。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在中国特别流行。

问：你的描述的确与教科书上的差别太大了。虽然你似乎既有逻辑，又有事实，两者对应的似乎也不错，但还是难以让我信服。

答：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让你信服。说得不中听一点，你在市场神学中浸染太久，陈疴难起啊。不过，我感到，你还是诚恳的，愿意深入交流的。这样，我也愿意进一步讨论一下，我与亚当•斯密的区别在哪里。

说到自由贸易好，是因为自由市场好。自由贸易无非是把各国市场作为统一市场来看待而已。如果说自由市场能够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话，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也能让世界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了。这是大家都在学习的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每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世界利益也就最大化了。

因此，当我全面驳斥了自由贸易理论后，不得不进一步指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行不通，为什么贸易保护才能让世界人民利益最大化呢？根本原因是斯密的市场理论错了。

市场有双重属性，从静态看市场交易是自愿平等的交易，是双赢；但从动态角度来看，由于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市场又是不自愿、不平等的交易，是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

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用100块钱买了一件衣服，兴高采烈地回到宿舍，同学一看说，我的才花了20块，款式、面料一模一样。于是，你马上惊呼上当，追悔莫及。但是，当初你在商场买衣服时，你得到了想要的衣服，他得到了想的要钱，双方绝对是双赢啊！要害在那里，就在价格上。在衣服的制造成本、销售成本、销售价格等问题上，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你只知道它好，你不知道它值多少钱；而卖方掌握这些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定价权实际上不在你手里。掌握信息少的一方是弱者，而掌握信息多的一方是强者。价格有利于强者。

还有一种情况叫力量不平衡。即你知道成本是多少，但就卖你这么多，你还得买。比如说房子。北京市的房子是全国最贵的。其实，多层建筑的建筑成本每平方米大约是500块钱，高层建筑的也就是700块钱，包括配套设施都在内。这个信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现在你要买房子，要5000块钱一平方，你买不买？你还得买，否则你住哪儿啊？总不是住到通县农村去吧，那里的房价甚至只有800元一平米。你在北京工作，就得住在北京，就得接受北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现实。更何况，你还能赚回来钱啊，慢慢给银行给工就是了。这样，你明知开发商赚了大钱，但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力量的不平衡。你会发现，由于各种形式的垄断广泛存在，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平衡也是广泛存在。理论上讲，每一个平等交易的背后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力量的不平衡。因此每一个交易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

因此，价格是买卖双方不平衡力量对比的一个平衡点。就象我们的杆秤，“小小秤砣压千斤”，秤砣和重物力量肯定是不对称的。但是，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杆秤处于平衡状态。这个平衡状态其实是对不平衡力量的一种度量。同样，市场交易的价格也是对买卖双方不平衡力量对比的一种度量。所以，看上去每一笔交易都可以在某一点上达成平衡，但是价格不一样，就强弱对比不一样。有人声称，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东西都可以卖得出去，不可能有过剩。这也对，但他就是没有以什么价格买出去。零价格完全可以把彩电一卖而空，但是你卖吗？

更进一步，强者在交易中将弱者的财富拿过来以后，更有时间、精力去收集信息，更加有机会等待、拖延，从而成为下一次交易中的强者。弱者失去了财富，更没有时间、精力去收集信息，更受到饥饿和寒冷的逼迫，从而下一次交易中的弱者。这样，无数人的无数次交易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起义、暴动、战争，赤地千里，尸骨遍野，使全社会利益最小化。

从控制论角度讲，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就是一种正反馈。什么叫正反馈？就是系统的输入变量又经过系统放大成为输出变量，输出变量又部分成为输入变量，再被系统放大，这样，原始输入变量就会被不断增强、放大。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因为亚当•斯密的模型假设，市场经济是一个均衡经济，从而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即所有厂商都是长不大的，价格下降了，大家生产东西少了，价格上升了，大家生产东西多了，这样输出变量的增加会导致输入变量的减少，从而系统会稳定在一个均衡状态。马克思说的“价格围绕价值轴心波动”的价值规律，其实也是一种负反馈模型。既然是负反馈，就不会有厂商被淘汰，也不会有新厂商的进入和现有厂商的逐渐壮大，不会出现垄断，更不会有两极分化，这样，市场就是无比美妙的自动调节器。既充满活力，充满竞争，又处于负反馈的动态均衡状态。

然而，市场竞争的现实却是一个正反馈。正反馈有正反馈的好处，即变量会被迅速放大。如果铁路有厚利可图，那么全社会的资金会迅速流入铁路建设，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产业的发展，使铁路在短期内铺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但是，正反馈也有坏处，即正反馈不可持续。麦克风和音响就是一个正反馈，早期的麦克风有严重的自激叫啸行为，产生短路，使系统崩溃。现在的麦克风在电路中加入了一些负反馈，才使我们能够得到所需要的音量。经济系统的正反馈同样也会崩溃。仍以刚才的铁路为例。在铁路迅速扩张的早期，巨额利润吸引巨额投资，带动钢铁、机车、煤炭、木材、水泥业的投资增长，带动全社会的就业扩张，工资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铁路货运的需求增长，使利润增长。这样，就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铁路，使各种铁路建设的物资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同时，铁路容量迅速增加，远远超过客货运需求的增长，铁路运输价格战烽起，投资利润急剧下降，乃至出现巨额亏损。随后就是连锁反应，钢铁、机车、煤炭、木材百业萧条，经济进入危机时期。这就是说，经济活动的正反馈特点造成了经济危机和繁荣交替的周期。正反馈不但造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垄断和战争，还造成资源在一起一伏间的巨额浪费。正反馈逻辑说明，每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全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正是由于正反馈特性的重大理论后果，所以斯密及其开创的西方经济学都竭力构造种种负反馈的均衡模型，以证明市场经济的完美无缺。

比如，大家都知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瓦尔拉斯手里变成了数学模型，叫一般均衡模型，或瓦尔拉斯均衡。瓦尔拉斯均衡有两类，一类是只有消费者的均衡，另一类是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均衡。消费者的一般均衡模型是这样的：假设有N个消费者，有M种商品，每种商品对于每个人的效用不一样，比如我认为一瓶矿泉水值0.1个效用，他认为值0.2个效用。那么，通过自由交易，总可以找一个均衡点，即一个特定的价格组合，使所有人在这个价格组合上都满意，就是让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达到均衡。

问题在于，正如瓦尔拉斯自己承认的那样，能够达到这种均衡的前提是，商品的消费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比如说，喝一口矿泉水，第一口我渴啊，所以效用就特别高，我愿意用高价来购买；当我接着喝，喝到最后一口时，我都要撑了，最后一口效应最差，白给我喝都不要。既然如此，我就不会对这个商品有无限的需求，需求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自动下降的。这就是商品消费效用上的负反馈模型。这样，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总是存在这样一个均衡点，使每个人的边际效用最大化。

如果有一个人，他消费某一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正反馈，会怎么样呢？贪得无厌，没个够，会怎么样？那就不可能找到平衡点。

我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它消费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其实甚至消费每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都是有可能递增的。要害在哪里？商品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解渴的，解饿的，保暖的，这种属性的消费边际效用的确是递减的。对于消费者来讲，吃面包也好，住房子也好，边际效用都是递减的。但是，商品还有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常常是边际效用递增的。比如，我们买一辆奥托车4万元，它可以解决你交通工具的需要，在高速公路时代，能够让你以车代步。这个4万相当于你喝第一口水，效用最高。以后，再增加一些配置，如气囊、自动天窗，CD播放机，或者改善发动机性能，这些都是附加功能，就生理感受而言，其效用是递减的。按照效用大愿意支付价格高的特点，4万买基本效用，后面递减的效用我只会花3万、2万、1万。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会用30万买一辆奥迪呢？这不是犯傻吗？买矿泉水，你会花在最后一口上的钱比第一口的钱多吗？你不会。但是买汽车就会。汽车消费就是属于有强烈社会属性的消费。商品的价钱越身，购买者的身份和地位就越高，这就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这个属性的特点是边际效用递增。就是说，你花30万而非4万，才能满足你的社会地位需要。如果你要追求顶级社会地位呢？就必须花1000万购买凯迪拉克。事实上，在两个人以上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任何商品都有双重属性。我们为什么要挑衣服的款式、面料呢？看上去是在挑衣服的自然属性，其实是在挑衣服的社会属性，说得通俗些是为了气派、时尚、有风度。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商品社会属性要远远大于自然属性，两项合计，大部分商品的综合边际效用是递增的。由于商品边际效应递增，所以根本就达不到均衡。

瓦尔拉斯还有一个生产型均衡。详细模型我就不讲了。单讲该模型的前提。前提如果错了，整个推理过程就一钱不值。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生产是线性的。用生产函数表达就是：αF(x)=F(αx)。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100个人在一个工厂生产的产量，和100个人平均分布在10个工厂的生产产量是相等的。这就叫生产是线性的。

其实，生产根本就不是非线性的。如果是线性的话，那么就不存在分工合作的效应。斯密不是讲分工能够带来收益吗？100人在1个工厂里生产，要远远大于10个人在10个工厂里生产，这就是分工的效应。由于分工效应的存在，生产的边际效用就是递增的。由于生产的边际效益递增，所以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如果生产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还会有世界500强企业的出现吗？

分工导致生产边际效益递增，这是逻辑推理。如果看经济史，大家都会知道有一本书，写美国产业发展史的，叫《看得见的手》，是美国的一位真正可以称得上经济学家，也是管理学家的人写的，他叫钱德勒。钱德勒提出了两个概念，叫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两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标准概念。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就会下降，单位产品的综合成本会下降，所以生产的越多，利润就越大。所谓范围经济，是指一个企业生产或销售多种产品，这多种产品共享采购、制造、销售、地租、管理等各方面的费用，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利润增长。这意味着只要多销，必然厚利。

大家想一想，比如联想的员工出差，为什么就一定要住三星级以上的宾馆？为什么它能盖的起高楼？为什么它的总裁能有50、100万的年薪？凭什么呢？凭的就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带来的递增的边际效益。如果你在联想采购部工作，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你给厂商下的订单是100万块主机，100万台显示器，100万个键盘、鼠标，而一般的批发、零售商下的订单则是10个、100个或者1000个。小批量订单，单件采购价格可能要500元，大批量订单，单件采购价格就可能降低到250元。为什么呢？因为大批定单下来以后，生成能够均衡化，生产效益就可以提高，成本能够下降。大量的零星定单则会使企业要么闲死，要么忙死。其次，大批量订单可以节约生产企业的经销成本。假设这100万块主机是通过广告、批发、零售的经销体系出去的，那么所有广告、批发、零售厂商都要赚钱。现在所有环节都不需要了，一下子节省了大笔的经销成本。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竞争越激烈，经销费用越高。现在，中国市场上，商品的生产成本平均只占零售价格的一半，有的像矿泉水什么的，甚至只占零售价格的10%。

由于在采购、销售、广告、运输各环节都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企业做得越大，单位产品的利润就越高，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低。也因为这个原因，自由竞争必然向垄断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原来是很多小厂商之间的竞争，最后有一些技术好、管理精的企业就把别的企业吃掉了，它自身的规模效益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就变的更强，然后继续把更多的厂商吃掉，结果同一市场上的几万个厂商就迅速的缩小到几百个、甚至几个厂商。

在斯密模型中，由于均衡模型自由竞争可以永远进行下去，不可能出现垄断。如果我们考虑的交通运输成本，甚至可以说，无数小厂商自由竞争的市场从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人们常常以为19世纪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比如说，美国的19世纪40年代，由于没有铁路和汽船，陆路运输靠的是人扛、肩挑、马拉，所以运输成本非常高，这样，费城的纺织品和纽约的纺织品就不构成竞争。随着铁路的出现，全国的商品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异地厂商就构成了竞争。但是，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没有十几年，全美范围内各行各业或者出现卡特尔，或者出现托拉斯，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垄断。到了1890年的时候，美国不得不出台了《反托拉斯法案》来反对垄断的趋势，实际上并没有反对住。到了1900年的时候，美国两百家最大的工业公司，它们的产值达可以接近美国总产值的30%。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原来被局限在一国的垄断公司越出国界进行竞争，但是，很快我们发现，到90年代出现了全球跨国兼并的浪潮。你看汽车产业，原来有美、日、欧，加上发展中国家，有几十家大汽车厂商，但是，以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兼并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为典型，一连串跨国兼并案，可能使全球汽车业在21世纪初缩减成6大集团。

由此可见，斯密模型其实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虚构，与现实经济的发展毫无关系。可笑的是，现在从官员到编辑、记者、大学生，大家所学习的，大学经济学的博导、教授所传授的知识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吃饭的家伙，而并不是能够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

你可以比较一下，究竟是亚当•斯密说的对，还是我今天讲得有道理。

问：我开始同意你的理论了。但是，我很奇怪，你说得道理其实很浅显易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皓首穷经，钻研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斯密、李嘉图在我眼里能够一直是需要崇拜、仰视的大师？为什么你这样具有原创性的、真知灼见的思想却不能写入教科书？

答：你的问题太多了，我一个个来回答。其实，我这种认识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经济学是一个学术孤岛，所有的其他学科，历史、政治、哲学、伦理都否定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我们知道，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产生了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局面。但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模型，一举取消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争的矛盾，认为追求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最大化，就能够导致社会的、长远的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斯密经济学一出，从理论上就取消了任何其他社会理论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其他社会理论都反过来对斯密经济学构成否定。

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特别明显，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获取越来越突出的社会地位，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其他各学科的命运似乎都江河日下，后继乏人。这其中，当然与经济学给人产生的联想有关，以为学经济学可以赚钱、谋生，而其他学科则似乎需要科学兴趣和社会兴趣。其实，斯密经济学的功能并不是教人赚钱，而是使市场经济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我们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的功能类似，那是使社会主义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到，经济学的逻辑可以解构一切其他学问的必要性。

比如说历史学，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无论是孔夫子还是海瑞，都懂得土地兼并，会导致流民涌入城市，使王朝崩溃，从而要求抑制土地兼并。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正反馈特性的认识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统治者都懂得要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以防止王朝加速崩溃。

国外的历史学现在也进展到了这个地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派，即年鉴学派。我认为这个学派代表了未来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美国的历史学家华勒斯坦。华勒斯坦的理论叫世界体系理论，与年鉴学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布罗代尔的体系中，世界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生活层次，变化很少，不纳入市场交换。例如家庭劳动，占全人类劳动总量的一半，但从未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层次，小商小贩，农贸市场，竞争程度高厂商众多的产业，就活动在这个层次。因此有人类社会起，就有市场经济存在。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层次，这是大商人、大资本家活动的领地，其活动垄断、隐蔽、与权力关系密切。资本主义的竞争从威尼斯商人时期开始，就不是自由竞争，就是得到政府权力支持的垄断性竞争。看看今天的财富排行榜，那些排行榜上的人整天干些什么你们都不清楚，他们全都进行的是秘密交易。最后他们大把大把的赚钱，这就叫做资本主义。500年来，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三个层次的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但是，市场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垄断巨头们管辖的范围却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盛，把市场经济给吞噬了。因此，500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历史。

其实，我的概念和布罗代尔有点不同。我认为，透明的、公开的市场交换就蕴含着不透明、不公开、不对称、不平等的成份，只是在小商小贩阶段，其不对称、不平等、不公开、不透明的程度还比较浅，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交易的积累而不断加深。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就会产生垄断，产生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不是资本主义反市场，而是市场经济产生资本主义。这当然，有点绕了，大家可以慢慢辨清楚。这只概念理解不同，在事实层面的认定上，我和布罗代尔是异曲同工的。

然后就是华勒斯坦，他是布罗代尔中心主任。华勒斯坦将世界理解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所谓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若干国家居于中心地带或核心地带，若干国家居于边缘地带或外围地带，若干国家是属于半中心半边缘。那么中国属于哪个地区呢？中国可能是属于外围到半中心的地带，甚至是外围地带。外围地带受核心地带的支配和剥削。外围和中心都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外围要发展成为中心型的国家则非常困难。这就可以解释，当年的八国联军今天仍然主宰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所谓新兴国家，其实只是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许多人常常梦想，中国搞了资本主义就能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不知道更有可能是成为外围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拉美化。为什么拉美不进步啊？为什么坦桑尼亚不进步啊？为什么博茨瓦纳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呢？并不是说那些国家自己不努力，而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决定了你就是被盘剥的外围和边缘。这正如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都去做老板了，谁来当工人呢？尽管不排除少数工人可能成为老板，但绝大多数工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为老板增加了财富和权势。华勒斯坦的作用就是这样，用详实的历史资料说明，所谓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发达国家的说教，其实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劝说不发达国家接受剥削秩序的说教而已。

问：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的确大名鼎鼎，我也曾听说过。听你这么介绍，他们的思想似乎与马克思的并不一致。你怎么评价马克思？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我个人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缺陷之一。在中国，自由市场理论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80年代初期，当中国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时，其基本理论依据就是价值规律。然而，价值规律实际上无非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价值规律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格则围绕价值轴心波动。这一规律能够成立的前提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资源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这样，当某种商品价格上升至价值以上时，其他厂商可以进入该领域，使价格下降；反之，如果价格下降至价值以下，则会有厂商退出，从而使价格上升。如果考虑到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技术垄断、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垄断、学习曲线垄断、转换成本垄断、以及空间垄断和时间垄断，则垄断壁垒将阻止资源转移，使价格长期高于价值。这其实正是世界范围内能够形成中心―外围的等级剥削体系的经济学原因。因此，垄断存在，则价值规律不存在；价值规律存在，则垄断不存在。更进一步，垄断存在，则“经济规律”不存在；“经济规律”存在，则垄断不存在。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的早期改革家们才能够想象和憧憬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顺利泛滥。记得西方有一家大媒体，将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这其间的某种真实、苦涩和反讽意义，恐怕会令马克思的英灵在地下不安。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一位思想大家。但是，我更崇尚的是他的立场和价值追求。实际上，思想家并不是都能够摆脱时代的局限和烙印。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政治学的吸收就是如此，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吸收何尝不如此？

问：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位大家，叫罗伯特•L•海尔布鲁纳。他提出了一个所谓海尔布鲁纳难题。他说，人类历史很长，已经6000年了，市场也早就存在。然而在亚当•斯密之前，却没出现过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却出现过许多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我的朋友卢周来说，这个难题还可以中国化，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经济学大师，以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到今天为止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但是，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难题。事实上，从亚当•斯密起，市场经济就被绝对化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就消失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就消失了。因此，从斯密起，经济学就被伪科学化了，被神学化了。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种经济伪科学、经济神学能够广泛流行？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

第一，斯密为什么会构造出这样一个经济神学？（我现在开始称它是经济神学了。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济模型实际上和中世纪研究的“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多少个天使”的命题几乎是等价的，是毫无意义而貌似神圣而神秘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能够让你拿博士，拿教授，拿奖学金，拿各种好处。我们今天整个干的就是这些事情，似乎这样才是社会科学。在中国，由于马克思讲过，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实现数学化就不算科学，大家对数学也有一种特别的崇拜。）

应该承认，实际上斯密本人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研究的学者。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在他整个的研究当中不像后来的位置那么突出。斯密本人还知道市场有弊端，后来的人把“看不见的手”神圣化，把这个发明权的“荣誉”强加给斯密。但是，这样实际上也把耻辱强加给了斯密。这些后来者有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等，包括我们今天的弗里德曼等，他们把斯密抬到了神位上。顺便说一句，其实，按照斯密经济学的标准，弗里德曼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最多只是一个经济学的票友，他的真正头衔应该是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缺乏整体了解，对复杂而漫长的人类历史更缺乏认识兴趣，但是的确深信“看不见的手”，大力鼓吹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把弗里德曼抬成新自由主义的大师，实在是斯密门下后继乏人的表现啊。

当然，斯密体系的确有神化市场的内在倾向。为什么？斯密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牛顿力学构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模型。比如牛顿的天文学把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互相作用的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一个均衡的、亿万斯年可以没有变化地延续下去的星系。其中，每一个行星都是自我为中心的，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每个行星都是一个引力中心，万有引力的相互牵引构成了一个均衡的太阳系。这个模型给亚当•斯密一个极大的震撼。事实上，牛顿力学不仅影响了斯密，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了整整若干个世纪的思想家、理论家。亚当2斯密自己甚至还写过天文学，赞叹牛顿力学的精美。他所做要做的，就是在人类社会寻找一套类似的完美模式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样，他认为原来人和行星一样也具有引力，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然后相互作用，相互平衡，最后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均衡不变的人类社会。在这个世界中，看上去是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然而整个世界却处于完美和谐的均衡状态。按照这个模型，每一个人都在生存，都在买，都在卖，都在运动，正如每个行星都按可计算的轨道在运动一样，但是整个市场没有变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没有新的公司进入，也没有旧的公司退出；既没有跨国公司的成长，也没有大量现有的公司被淘汰；这个世界是一个静止的世界，就向太阳系是一个静止的世界一样。这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背后的牛顿力学的静止世界观。

这套世界观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家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教我们要用发展的、联系的、变化的眼光去看世界。仔细想一想，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模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李嘉图在斯密基础上构造的价值学说。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做到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相反，其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受到静止的和孤立的世界观的影响，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价值规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被新自由主义利用，成为中国市场神话的来源之一。

其实，在亚当•斯密之后，自然科学又发生了重大的进展。到19世纪，自然科学就开始摆脱牛顿力学的静力学模型，转入到热力学时期。热力学模型和静力学模型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牛顿世界是一个无时间的世界，一万年以前和一万年以后是没有变化的。热力学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热力学有二大定律，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是封闭系统熵增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还比较符合静力学世界观，第二定律则揭示了一个不断衰败、不断混乱的世界，一个从有序到无序的世界。假设一个系统与外界封闭，既无能量交换，也无物质交换，则该体系将自动趋于最大程度的混乱程度。假如，把我关在一个铁笼子里，七天之后我可能就断气了，再过若干天就化成一堆分子原子了。我这个人的每一个构件其实都存在，就是人不存在了。同样，如果我们这个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交通通讯网越来越快速密集的工业社会，一旦停止能源和物质的输入，则整体世界有可能衰败、瓦解。有关热力学的世界观意义，可参看8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作者是杰米里•里夫金等。

接下来就是达尔文的进化学。如果说，热力学揭示的世界是从有到无，从有序到混沌，则进化学揭示的世界则是从无到有，从混沌到有序，从分子原子变成我们现在的人。同样在80年代，另一位作者，比利时的普利高津，写了一本书叫《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从化学、生物学角度揭示了从混沌到有序的内在逻辑和世界观意义。很有意思，在这个号称崇尚科学的时代，这两本推翻牛顿世界观的重要科学著作，并没有流行开来，而是被淹没在无数西方译著的丛林里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乌有之乡书吧去找（网址：www.wyzxwyzx.com），别的地方肯定已经没有了。

熵定律和进化论学说，其实已经推翻了牛顿力学所构造的静止世界观，从而使亚当•斯密的学说失去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支撑。人类的经济世界其实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而是既有从无数小企业通过竞争形成跨国垄断企业的过程，即从混沌到有序，又有大型垄断企业由于缺乏资源或内部斗争而分裂解体的过程，即从有序到混沌，因此对人类的经济活动的描述更应该借鉴热力学模式和进化论模型。当然，人类活动其实比分子原子的热力学运动和生物界的进化运动更复杂，因为人类是唯一有思想，能够改变自己需求的生物。不但静力学模型无法描述，热力学和进化论模型也都无法真正描述。描述人类社会的理论，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事实上不能够到自然科学中去找，而只能在人类灿若群星的思想家的思想库中去寻找，去综合，去发现，并接受复杂的人类历史和当下的人类活动的检验。

第二，既然斯密经济神学其哲学基础早就被推翻，又不能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为什么这种经济神学仍然能够广泛流行？

我认为，斯密神学的真正支撑实际上是来自市场竞争中的强者。有了斯密神学的解释，弱肉强食过程就成了人类利益最大化过程，强者就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者。以往一切约束弱肉强食的道德、习俗、政策限制都可以被冲破。事实上，如果没有斯密神学，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崇高历史地位，就不可能将以抢劫、杀戮、奴役、欺诈、犯罪、战争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合法化。本来在中国商人被认为是“无商不奸”，你造成土地兼并，造成两极分化，所以，要对你进行抑制。斯密则说，做生意，把生意做大，你就会对社会作了最大的贡献。因此，斯密学说事实上是让商人获得了上帝般的地位。

斯密比较幸运的是，就在他的学说发表之后不久，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似乎给亚当•斯密的学说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但是，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巧合。在没有亚当•斯密理论指导的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很发达，因此技术也长期在整个古代世界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市场万能论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但是，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也周期性地积累起两极分化，造成王朝崩溃，生民涂炭。将这两方面的事实综合起来，没有任何可能将市场神化、绝对化。因此，斯密经济学是静态经济学，解释不了历史现实。大家仔细想一想，所有读过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其实只知道模型，不知道历史！我讲的这些经济史，许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假如一种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经济历史，那么对不起，我个人认为，这就不是经济理论！道理很简单。社会科学的认识途径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做试验。亚里斯多得说，两个质量不相同的小球掉下来，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不相信？那咱就到比萨斜塔去求证。自然科学的实验对象可以控制。社会科学的实验对象可以控制吗？通货膨胀的后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做一个试验，10%是什么后果，20%是什么后果，你能做实验吗？做不了试验！社会理论只能拿历史作实验室。历史是社会理论的实验室。如果你这个理论通不过历史检验，对不起，那你就是自娱自乐，就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问：什么？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吗？

答：其实，这种看法恰恰是对市场经济的无知。市场和计划，资本和权力，竞争和垄断，从来就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两种基本手段，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手段。事实上，你要是翻开历史仔细看，市场经济从来就存在，当然计划经济也从来就存在。我国的商朝是由商族人建立的。商族人是什么人？按照《尚书》的讲法，商族人“肇牵牛车远服贾”，就是牵着牛车到远方去做买卖，是一个做生意的民族。有可能所谓商人的称呼就是从做生意的商族人演化而来的。在地中海早期，爱琴文明时期，克里特岛就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贸易中心。克里特人做生意是能抢就抢（力量极度不对称时），抢不来的就用货物交换（力量相对不对称，可以赚差价）。当时海盗和商人是一个概念。有一次克里特人去见外面的首领去，首领就问，你们是海盗还是商人？这绝对不是侮辱性的，而是很尊敬的问。古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市场非常发达，除了发达的一般商品市场以外，还有特殊商品，奴隶贸易，即劳动力市场。买卖双方就奴隶的劳动能力进行考察，通过讨价还价确定价格，这不是市场交易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而且有懂得调节利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例如，春秋时期的齐国首相管仲就是这样一位大经济学家。管仲小时候在齐国都城南门外做生意，和一位叫鲍叔牙的合伙，管仲还老是欺侮鲍叔。不过鲍叔可是个大好人，说管仲多拿多占是因为管仲家里穷。后来鲍叔做了齐国太子的老师。公元前685年，这位太子又当上了国王，这就是齐桓公，鲍叔理所当然地成了首相人选。但鲍叔为人很豁达，不计名利，和齐桓公说，如果齐国想平平安安过日子，我就行。如果齐国想称霸诸侯，必须要请我的朋友管仲来。齐桓公一听大为惊讶，就叫管仲来，出了一道难题考管仲。齐桓公说，寡人缺钱花，想收点房屋税，行不行？管仲说，不行，这不等于让人家把房子给毁了吗？那时候房子可能都是茅草房，说拆就拆。齐桓公又问，收树木税行不吗？管仲说，那不等于让人家把树木都砍光吗？齐桓公再问，收人头税行不行？管仲说，这不是让老百姓不生孩子，搞计划生育吗？齐桓公着急了，说，那怎么办呢？管仲说，不要用国家的税务官员去征税，那样容易产生腐败，要利用商人的市场网络去征税。每个人都要吃盐，做农民的需要铁锄、镰刀，做女红的需要剪刀、铁针，把盐和铁的生产放开，销售放开，但从生产到销售的关键环节由国家来专营，即统一采购，统一总批发，一文钱收购，五文钱批发，这样不就可以收到四文钱的税了吗？这样，商人的生产积极性和销售积极性可以调动，国家不需要庞大的税务官员队伍，老百姓还不会怪政府，也逃不了税。齐桓公一听，龙心大悦。此后，齐国果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管仲则是后世效仿的贤臣良相。《管子》中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很遗憾，由于我们老是看不到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就认识不到《管子》的思想的价值。管仲为齐国建立的体制，其实就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到秦始皇以后，中国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起了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筑了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客观上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货币的统一在欧洲是最近才完成，而文字的统一则还遥遥无期。虽然秦始皇主观上并不懂得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统一基础还是秦始皇打下的。到了汉朝，这一基础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的市场经济就特别发达。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将全国划分为10大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商业中心城市。至清朝时期，市场经济最为发达。农业商业化趋势不断扩张，棉、麻、桑、烟草各有专门的生产地区，这些地区所需的粮食要从其他产粮区购入，形成全国粮食市场的繁荣。清朝人口比明朝增加近4倍，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增大，以至从1500年到1800年全世界，主要是南美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入中国，购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与斯密同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休谟甚至说，幸亏中国离英国远，要是离得近，在土耳其的位置，英国的白银一分钱都存不下。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应，则是发达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出来就轰动国际学术界，为什么？因为这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太远了。一个被称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国度，其技术居然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是很难被理解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李约瑟难题：既然从秦汉到18世纪末，中国的技术一直是先进的，技术的流向一直是以从东到西流为主，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技术先进的中国啊？却发生在了经济和技术都落后的英伦三岛呢？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技术进步持一种直线论的观点，即过去进步的，现在应该更进步；过去落后的，只能在落后基础上改进。事实上，技术和社会都具有多样性，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一样，都可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与多样性相应的突变性。一个落后的技术体系可能通过突变而成为先进，一个先进的技术体系可能由于渐变而失去先进性。这正如生物进化一样。猩猩比猴子聪明，但某种猴子却可能因为一次基因突变而成了人，更聪明。当然，猩猩如果也发现突变呢？是不是可能出来一种比现在的人还要聪明的人？

总之，我们关于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理论从有待根本上进行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体系到了再一次脱胎换骨的时候了。华勒斯坦写了一本书叫《开放社会科学》，就充分表达了这个意思。遗憾的是，绝大部分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以及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还都沉浸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模式中，即静态世界观的模式中，一时还难以更新。

问：你这样说的倒是痛快淋漓，但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办呢？我们抛弃斯密经济学，接受一种不受富人欢迎的经济学说，能够谋生吗？

答：可以。我现在讲的经济学，可以称为竞争经济学。竞争经济学首先是不带价值判断地分析复杂的经济活动，揭开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其次，如果你是企业家，你会懂得怎样去和对手竞争；如果你是记者，你会懂得怎样写出深度报道；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会懂得怎样处理政府和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你是大学生，你会更加容易地认清人生的道路的多样性，选择自己的人生；如果你立志改造社会，使社会变得更加适宜人居住，你会懂得那些是人为力量可以做到的，那些是人为力量做不到的，从而懂得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去实现，依靠什么力量等等。

这本书我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萨缪尔斯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萨缪尔斯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在美国发行超过1000万册，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我为什么要拿他作靶子呢？因为斯密神学以后有了不断的发展和补充。如果只批斯密，有人会说，斯密的小错误早已经更正了，其论证也已经发展了。所以，必须批判斯密经济学的最新版本。

事实上，我并不是唯一批判斯密神学的学者，我只是比较彻底而已。20世纪下半叶，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叫新制度经济学。该学派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企业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学派事实上论证了计划的协调效率比市场高，因而从逻辑上否认了斯密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但是，由于斯密神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该学派很谨慎地只承认自己是对斯密经济学的补充。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居然被中国的市场神学利用，用来摧毁国有企业。

问：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应该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答：在斯密神学指导下，一切都市场化，市场化越彻底越好。哪些地方还有计划存在，哪些地方就是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大家都一直接受一种理论，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还是客气的，完全按照斯密逻辑，应该是“小小政府，大大社会”，甚至是“无政府，全社会”。

如果我们认识到市场是有内在缺陷的，市场会导致两极分化，会有正反馈型的崩溃，会有经济危机，那就需要由政府权力的介入。政府就变得必不可少，如果政府变得必不可少，那么这个经济就变成了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混合经济是萨缪尔森提倡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萨缪尔斯是一致的。我批判的只是萨缪尔森继承斯密的部分。萨缪尔森是一个折衷主义大师，可以把市场神学和否定市场神学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综合在他的教科书里。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部分基本上是市场神学部分，而宏观经济学却是反市场神学的，是要求政府干预的。萨缪尔森是出于折衷而提出混合经济，我是出于理论的完备而提出混合经济。

大家有没有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决定》所勾勒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套混合经济体制。任何现实的经济体制都是混合经济体制。欧美国家是不是混合经济？欧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0%――60%。这个财政收入使用全部是按国家计划进行，而不是按市场进行。由于市场总是造成两极分化，所以政府要进行转移支付。就是从富人那里收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穷人基本生活保障。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能没有这套转移支付体系，都不能离开计划调节和干预，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纯粹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混合经济。

如果混合经济体制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抨击一切国家存在，抨击一切计划存在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就很可能会把中国引向分裂。如果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在中国收买的第五纵队。这个第五纵队在中国的代表是谁？厉以宁、吴敬琏、樊纲、江小娟、张维迎、林毅夫等等。就是这些人。事实上，大多数高校经济学老师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第五纵队的影响。大量的政府官员、编辑、记者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第五纵队的洗礼。甚至我们军队里的一些将领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熏陶。认为国家还要军队干什么，国家最小化，那军队是个大头，那么把军队扔掉那不就最小化了吗？这种逻辑在军队里就会逐渐冒出头来，越来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这正是当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说的情况。李斯特说德国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搞贸易保护。但是，德国的编辑、记者、政府官员统统被英国收买，成了自由贸易的说客，当了英国在德国的间谍。李斯特还讲，当沿海居民同情外国人超过本国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你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沿海地区的居民同情、向往外国人，是不是超过本国人啊？超过关心内地啊？这种情况就使国家有可能有汉奸，有危险。

我刚才讲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构造了一个混合经济的框架，但有点不得已的味道。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对决议的影响很大。如果完全执行，很可能把国有企业给统统瓦解掉（股份制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在事实上谈到计划的地方，决议用的词汇却是统筹、协调、规划、管理。这样被动的混合经济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要的是一种主动的，恰当选择的混合经济。

要害在哪里？不承认政府和计划的必要性，就不需要强调什么国家主义啊，爱国主义啊，集体主义啊，这些概念就都不需要有，贪污腐败就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承认混合经济，就得承认计划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形式之一的合理性，那么对不起，就必须要有利他主义存在，就必须要有集体主义存在，就需要有整体优先的价值观念存在。

这一点就是混合经济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大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市场至上的理论，为什么愿意接受亚当•斯密的理论？斯密说得多干脆，不但老板可以是利己主义，工人也可以是利己主义啊。我们每个人只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就行了，整个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可以从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从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一心为公中的价值中解放出来。斯密给我们每个自私自利者都授予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光荣勋章。这是斯密给我们的精神贿赂。然而，如果中国人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帝国主义者的新殖民地。整个世界这样走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第N次世界大战。当然，每次战争都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似乎按照斯密逻辑也说得通。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没有雷达，有没有卫星，有没有波音飞机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了所有这一切科技进步，却没有了人，人都在战争中死光了，这样的科技进步还有意义吗？

因此，最后我想说，假如中国需要的是计划和市场共存的混合经济制度，那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一批以国家整体利益至上的，甚至人类利益至上的，新一代理想主义青年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