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五) -- 王外马甲

共:💬162 🌺977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五)

各位河友:

《蒲公英》从这一章开始就要“不再抗日、改打内战”了,这是马甲我从未涉及的领域,刨坑的时候心里难免忐忑。

所以想事先声明一下:马甲我保证以认真的态度写字,并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也请各位河友(特别是版主)在审阅的时候给予严肃指正,一旦发现不妥当的苗头请及时提醒,以免误己误人。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议论的时候能够保持一定的宽容,言辞上适可而止……

总之,挖这个坑的目的只是想让大家觉得有趣,如果为此而感到“闹心”,那就未免有点儿划不来了。各位的意下如何?

——————————————————————————————————————————

台源寺战斗结束之后,伞兵二队就撤离了战场,把清缴武器、转运军粮以及处置战俘之类的事情都交给了游击队。

(有网友问马甲:国军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日军战俘的?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领是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在这方面也属于孤陋寡闻。但既然被提问了,也只能抛砖引玉的讲几句,希望能够得到高人的指教。

应该说,国军对待日军战俘还是很不错的。广西和湖南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一般都送到贵州镇远的战俘营,这个建筑群就设在镇远县城里面,如今是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宿舍教室、礼堂操场,还有“反战同盟俱乐部”什么的,比一般的军营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鲜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战俘,甄别之后单独组队,经过整训穿上新军装——草绿色制服、船形帽——编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这些人于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后就由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军舰送回朝鲜去了。

至于“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以马甲所知,八路军方面,晋东南分区的武工队在正太铁路炸火车的时候,俘虏了一个“中将旅团长”铃木川三郎,时间是45年的1月中旬,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铃木中将”是伪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顾问,属于“文官挂军衔”,因此这个“中将”难免有点儿含糊;不过,国军方面就更含糊了。据称,他们俘虏了一个少将军官,而且还正是在这次台源寺战斗中抓获的,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个“副师团长”、名字叫三木郎……可马甲我觉得日军编制中好象没有“副师团长”这个职位,而且我在45年的湖南日军将官名册中也没找到“三木郎”是个什么人物,所以不免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误看成少将了——除此之外,马甲就没听说过在战场上还俘获过其他的将军级别的日军军官。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己并没有抓到过日本少将。当时只是把战利品交给游击队处置、俘虏兵也由他们移交给100军了)

伞兵部队之所以迅速撤离台源寺镇,是因为担心日军增援部队有可能进行反扑。“陆军突击总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攻击兵团”,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换句话说,打防御战不是伞兵们应该干的活。

部队回到了洪市镇。“中美联合部队”的营地设在机场旁边的太山村,一二分队则与大队人马隔着蒸水、单独驻扎在河对岸的邓家台。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时、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时就十分强调“服从军衔”的理念——只要是几个伞兵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谁就是领导——前些日子空降洪罗庙的时候,大家一时找不到姜队长和刘分队长、就纷纷向周之江靠拢,现在周队长不在了,听从刘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伞兵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大吃大喝。

听说国军收复了台源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表示祝贺,慰劳品成筐成担地送进军营,上面贴着大红纸、写着“鬼子肉”,实际上全都是猪肉。于是乎,当兵的整天捧着肉丸子、红烧肉,从早吃到晚,由于油水太大,搞到最后都拉肚子了。

蔡智诚发现陈保国也在大口大口地啃猪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么也喜欢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属于超度,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这家伙倒还满会找理由。

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陈保国这个和尚只是单纯反对杀生,对喝酒吃肉却是很愿意接受的。

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号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漫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象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军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的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谁知道,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象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打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居然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势全都有来历。记得萨苏兄曾经写过一篇介绍老电影的文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还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只好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也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看着日本人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

蔡智诚看见一个卖“炸糕”的小贩用大米换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怜、又白送给他几块“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动得直鞠躬:“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贩乐呵呵地摸着鬼子兵的脑袋(日本兵都剃光头)说:“娃仔,你们要早晓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对付,游击队却不大好办。

长沙城外有几十路游击武装,什么“自卫团”、“别动军”、“正义军”、“挺进军”、“复仇队”……五花八门,从8月15日以后就自发地进城来接受投降。

这些人进到城里,见到物资就搬、见到好房子就贴标签,甚至连中山东路的何键私宅也挂上了十七个单位的接收条。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们顿时着急了,连忙在各个路口张贴布告:“各地下军速回原地驻防待命,在指定区域等候国军先遣军入城……”,伞兵二队也因此增添了一个新任务——“劝阻”地下军。

“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讲解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吃饱喝足之后,如果觉悟提高了,就由伞兵派大卡车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对不起,伞兵的美式装备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饭馆门口缴掉枪械,照样押送出城。

游击队没防备国军会来这一套,所以刚开始这“劝阻”的办法还比较有效。可是,这帮人物哪里是这么容易听“劝”的,这一拨刚哄走、那一拨又来了,到最后,干脆嚷嚷着要“武力进城”……

简直是无法无天!政府官员们气得直拍桌子。

游击队想进城,政府高官可以发脾气、伞兵们也可以尽量“劝阻”。可正规国军部队也想进城,大家可就拦不住了。

99军想进长沙,因为他们奉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的指令;93军也想进长沙,不仅因为他们距离长沙城最近,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湘中子弟、在历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沙市里现在还有93军的阵亡将士墓)。这两路人马开到城下,伞兵也好、专员也罢,统统没有办法。

小官没办法,大官却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总裁面前告了一状,薛岳长官的老脸终究比不上嫡系的学生,只好收兵撤退——于是,王司令长官一声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军负责接收,第18军开进长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军开过来了,没想到,刚开到长沙城边却又出了事。

按18军军长胡琏的意思,首先进城的应该是他最亲信的第11师(陈诚、黄维和胡琏都担任过这个师的师长,这时候的师长是杨伯涛)。可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8军118师师长戴朴是个长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一激动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带着自己的人马抢到了11师的前头,大摇大摆的准备衣锦还乡了。

城里的高魁元参议官见此情形,赶紧给胡琏发电报。胡军长是个陕西人,哪里会在乎戴师长的乡情,立马命令118师停止前进,戴师长不服气,胡军长就立即上报方面军总部、直接撤了戴朴的职——倒霉的戴朴后来只好投奔了湖南老乡廖耀湘,辽沈战役时的青年军207师师长就是这位想抢11师风头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灿烂招牌、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号称驰骋疆场无敌手、打了胜仗很正常打了败仗纯属意外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他们的英明领袖,那位得到无数后人景仰崇拜和怀念的、除了运气不好浑身没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军覆没也能孤身突围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后成功守住金门岛的——胡琏胡伯玉陆军少将的带领下,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

而就在11师进城的当天,伞兵二队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有文章记述:“伞兵部队参加了长沙的受降仪式”,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伞兵二队只是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与日军“洽降”阶段的活动,受降的工作是由18军完成的。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军坂西一良投降的时间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这时候,蔡智诚和他的伙伴们早已经飞到南京,观看岗村宁次投降去了。

元宝推荐:MacArthur,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