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民造就了白求恩——河里在讨论白求恩，兄弟转几篇有关的东东 -- 双石

　　诺尔曼·白求恩在自己国家里并不出名，但在国际上却可能是最为著名的加拿大人。他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白求恩生于1890年，20世纪20年代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其成功的医疗事业开始变得迷茫。肺结核在当时是一种致命的疚病，他对此曾做好了死亡的准备。然而，在坚持一种彻底的治疗方法后，他在1927年逃脱了厄运。新的热情刺激了生活，他很快以一名征服肺结核的改革者而闻名。作为一名打破常规的胸外科医生，白求恩试图消灭“白色瘟疫”，这在医学界引来赞许的目光，同时也遭到了指责。30年代，他在政治上卷入如拿大、西班牙和中国的进步事业，使之更加引人注目。1936～1937年，他发起一支输血先遣队，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扩大了前线流动手术室的用途。1939年，他在给一名受伤的战士动手术时不幸血液中毒，与世长辞。在亿万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心中，白求恩是一名革命英雄。

　　有两部英文传记部分地使世人知道了白求恩。这两部传记在方法上差异明显，有时在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出入。第一部是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1952年撰写的《手术刀就是武器》，它是第一部关于白求恩的出版物。作者之一阿兰在1936～1937年的大约18个月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白求恩。尽管白求恩使他很沮丧，但阿兰仍然称他是“我所遇到的一位最令人激动的人”。《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就反映出作者的这种崇拜思想。诚然，崇拜英雄是该书的一个缺陷，它过分地称赞主人翁，以盲目崇拜取代了准确的事实，因而受到一些指责。我在此书的准备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阿兰和戈登对白求恩采取敬重方式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中国的一部小说。在撰写《手术刀就是武器》时，阿兰和戈登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白求恩在中国度过他最后的两年，从事了也许是其一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工作，所以，这部传记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了白求恩在中国的经历。然而，两位作者却从未赴中国从事有关的研究，而是从1948年周而复出版的《白求恩大夫》中文小说中提取资料。周而复不是一般的作家，1938年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197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手术刀就是武器》以他的小说为基础，所呈现的白求恩不够真实，加之其叙事不够精确，从而使人们对白求恩的形象产生了疑问。

　　在写《手术刀就是武器》时，阿兰和戈登都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他们得到加共的支持与合作。这种联系解释了该书的缺点和优点。其缺点显而易见，例如，它对白求恩在1935年才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的事实只宇未提，白求恩与西班牙官员的冲突导致他被从马德里输血队召回的事实也被掩盖。然而，阿兰和戈登对加拿大共产党的从属关系使《手术刀就是武器》总体上仍然反映了白求恩的本质和猜髓，他俩的成功在于能够表达短暂但仍然非常重要的东西——白求恩不屈不挠的精神。

　　关于白求恩的第二部传记于20年之后出版，它是1973年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撰写的《白求恩》。与《手术刀就是武器》截然不同，这部传记把一个复杂的人的形象彻底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我十分感激斯图尔特的传记，它使我能够把白求恩一生中细小的片断组合在一起。然而，这部传记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它强调白求恩自我毁灭的特征，无视他积极向上的精神；明显地把白求恩置于一种沮丧和毁灭的轨迹中，而忽视了他改变、成长、教诲和学习的能力。下面这个结论性句子很能说明该书的观点：“他去世的时候就像在活着：孤独和战斗”。的确，两部传记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好白求恩的实践和世界观的转变问题。阿兰和戈登展现出一个恒久的圣徒，而斯图尔特则呈现了一个“罪人”。然而，如果说白求恩是一种形象的话，这种形象代表的是活力而不是静止。研究这两部传记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手术刀就是武器》似乎“内化”了它的主题，而《白求恩》“外化”了它的主题，从而有时产生了两种白求恩的形象。本书试图既让白求恩自己的语言和艺术显示他的“内在”，又提供导致其作品和艺术产生的一些“外在”的背景。斯图尔特在1977年出版的《白求恩的心智》一书也带有这种特点，不过远不如本书的内容详细和全面。

　　本书无意写成白求恩的一部新的传记，然而它以重要的方式重写了白求恩的传奇，指示了他作为人、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形象。本书发现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资料，其中涉及白求恩在西班牙被解职的原因、和与白求恩浪漫和政治依恋感的争议有关的一些资料。例如，近来从前苏联共产国际档案馆获得并保存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中的大量的报告，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对1937年白求恩不体面地从西班牙遗回加拿大的原因所做的推测。有关资料表明，这与白求恩的情人——一位叫卡依萨·冯罗斯曼瑞典女人有关：西班牙当局认为她在政治上有污点，甚至是法西斯的一个间谍（见第四章）。

　　为了重新审视白求恩的价值，我们必须重读白求恩。本书旨在把他本人重新介绍给读者，因此，我尽全力接触原始资料，即白求恩自己书写的、或用他那永不损坏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言语。这使我能够对历史资料做出一些小的纠正。例如，白求恩对他在中国的一次马拉松似的旅行所做的描述以各种方式得以出版，其中包括1938年由加拿大和平民主联盟出版的小册子——《从汉口到西安》。看了它所依据的白求恩的原始信件之后，我可以把因不合出版者的政治口味而被删除几个段落予以恢复。这个小册子的出版者认为，不应该让北美的读者知道：1938年在中国帮助国民党的美国飞行员因几次从中国飞行员那里提取报酬和好处而不受欢迎。不过，在读了白求恩打字稿之后，我可以得出结论说，做这样的编辑方面的修改是非常稀少的。当然，这实际上是对白求恩作品擅自改动的唯一的一次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例。　　本书还再现了白求恩的多数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组描述白求恩和其他肺结核病人面临恐怖和遭受煎熬的图画。1927年，白求恩把它画在褐色牛皮包装纸上．然后订他在纽约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一间小屋的墙壁上。这组画大约有20米长，有11个配有诗歌的画面。《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丢失了许多年，原件似乎消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基地布菜格要塞。十分庆幸的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元金·林克教授发现了壁画人物的老式幻灯片，把它们的复制品捐给了米古尔大学的奥斯勒图书馆。他们同意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壁画。此外，本书还插入了白求恩的所有油画、几幅紊描和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

　　我在书中按照其创作的时间安排白求恩的作品，把它们分为几个部分，以便与他生活的重要阶段相吻合。为了使内容更加清楚．我对拼写、标点符号和连字特等偶尔作了微小的修改，但没有标明。我很少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白求恩的书写通常没有错误。鉴于他在中国与英语书面语和口语隔绝长达几个月，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重大修正，我都把它们放在方括号里。

　　白求恩写给妻子弗朗西丝的一小部分信件，由泰德·阿兰根据手写原件重新进行打印。他对自己难以辨认为白求恩的字体，偶尔插入一些省略号。由于缺少原件，我不得不利用阿兰的副本，并在本书中把这些符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本书内容广泛，几乎包括现存的白求恩的所有文字作品。限于篇幅，我只好放弃白求恩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1篇较为深奥的文章，只把它们列在成果目录中。其他我能找到的东西都包括在本书中了。我希望对我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去看一下本书后面的《关于本书资料的来源》。

　　本书在风格上的一个特点，是在选用每个白求恩的作品之前，都在章节的引言和简短的按语中引用他的话，但不用脚注的形式注明出处，想必读者能够参看接下来的资料原文。白求恩在记载其大半个中国的艰苦跋涉中，提到了数十个中国的人名字和地名，我保留了他原来的拼法。然而，我判断熟悉汉语拼音的现代读者在几处会被白求恩使用的韦氏拼音所迷恋，所以把它们变成汉语拼音的形式，其中包括毛泽东这样熟悉的人名和北京这样著名的地名。

　　我们认为白求恩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积极分子。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在他49年的一生中只有最后的4年才为政治所占据。在涉足政治之前，白求恩的生活充满激情。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渴望生活，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感，急于想帮助自己的病人，对引发疾病的不公正现象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带有极端的仇恨。这些情绪促使他走向政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一生就是从对政治漠不关心到极为关注政治的一种旅程。

　　白求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是一个使周围的人为难和不安的人，同时也具有个人魅力，其能量和热情可以把购物这样的繁琐之事变成快乐。白求恩散发激情，把它传给周围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希望这样受到保佑还是折磨。

　　同样重要的是，白求恩一生中都有着一种自我表达的强烈要求。他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多才多艺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在手术、爱情、政治、图画、素描、诗歌、信件、小说、照片、广播、剧本、公共演说、甚至医学文章和医疗器械中，白求恩找到了实现表达自己激情这种强烈愿望的途径。在所有这些努力中，他出众的创造与发明才能，帮助他创作了极为创新、并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字和视觉形象。白求恩在恳求人们对肺结核实施关键性治疗方案时，嘲笑了传统的医疗方法，他的老朋友林肯·非希尔的妻子伊内兹·菲希尔曾目睹白求恩匆忙写完这篇恳清文。她说，它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的表述方式一点也不缺少来自神的天赋”。这句话也许最好地概括了白求恩的才能。

　　本书试图重新审视来自神的这种天赋，把它展示给当代的读者，通过作品再现白求恩。白求恩有着一颗燃烧的心——质朴和淳厚，把笔、话语和画笔的一切力量发挥得琳漓尽致。本书就从这颗心开始把白求恩呈现给读者。白求恩去世已久，我们无法直接知道他的体力、情感的感染力、以及他激烈的演说是如何抨击使肺结核等致命疾病无法消除的那种满足心理，但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强烈的思想和感情结晶。

　　我还希望本书让人们重新认识白求恩多才多艺的才能。正像李·布里斯克·汤普森所评价的，白求恩拒绝接受对生活的分割，他既是医生、诗人、和画家、也是革命者、设计师、摄影家和宣传家。在他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中，白求恩强调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他有着基本的社会生态学设想。他相信每个细胞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还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打击了欧洲法西斯主义和30年代加拿大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在中国向加拿大的同志们建议，“你们坚持战斗，我们将在这里战斗，它们是一个战斗。我们必定要胜利。”同样，在八路军这些农民士兵的纯朴的美德中，白求恩察觉到西班牙、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民主特性。在受伤的中国游击队员和受伤的日本兵这些看似敌人的身上，白求恩看到了征入“痛苦的群体”中的兄弟们。

　　白求恩对肺结核亲身的经历和知识使之更加相信，表面上分开的社会各个方面是联在一起的，他最后懂得了疾病与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句话虽然不是白求恩最先说出，但经常受到他的重复：“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治好了，而穷人死亡。”因此，孤立地对付疾病是无用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公正也需要得到治疗。在同疾病斗争的一生中，白求恩从相信治疗过程的单独性和技术性（以自己战胜肺结核为象征），转向把它看作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确，现在肺结核在全世界的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们中再次出现，表明如果我们希望控制这种疾病，就得要回到白求恩开出的药方上去。在阅读白求恩的作品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什么的人？什么样的思想家？什么样的共产党人？白求恩的话语显示出他极富情感，有时发怒、有时急躁不安和苛求，同样，他对人们怀有权大的同情心。他热爱人类，也同样迷恋个人和私人生活中的冒险。甚至在他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白求恩仍然能够撰写像《哑弹》这种短篇小说，庆贺一位中国老农取得了一生中不小的一次胜利。　　白求恩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在中国写的一些长篇报告，详细记裁了在抗日前线附近建设一个新社会中的复杂性，但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并不总是发展成为深刻的思想。白求恩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例如，就在从西班牙枝召回之前，他向加拿大写了一封长信——《久不写信的歉意》，论述西班牙的艺术性质。但是，这最信多半是一种令人不太满意的杂烩（反映出他在被送回加拿大之前精神上十分痛苦），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探索。其中令人信服和的引人注目的地方，仅仅是描述艺术家作用的结论性部分。“他使静态的、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不安起来。在一个害怕变革的世界里，他宣扬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安静的人。”这句话可以作为白求恩的墓志铭。

　　对于共产主义，白求恩显而易见是一位活动家，而非理论家。他坚持有必要在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有力的政党领导下实现革命的变革。1939年，他谈到自己是如何羡慕中国共产党时说，它的力量来源于“20年实际经验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教导人民群众实行地方自治，强调铁序和政府的诚实。他的语言具有启发意义。甚至在这一时期，白求恩的作品实际上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观和结构基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红色帽子的人道主义者。最后，白求恩最关心人民，人民的健康和幸福高于一切。在白求恩看来，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从恐怖、贫穷、剥削和过早死亡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手段，而法西斯主义以暴力进行剥削。他站在哪一方？白求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这种选择所基于的是生活的紧急，而不是对理论的深入研究。

　　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一位医学同行利比·帕克回忆道，白求恩曾经说“我希望能够象保罗·德克鲁夫那样大声地写。”保罗·德克鲁夫是一位细菌学家，他作为一名疾病的“征服者”，在19和20世纪写过许多推动近代科学的畅销书。白求恩对这种人的渴望，是了解他想成为艺术家的理想的一条线索。在文献成果或成就上，白求恩赶不上保罗·德克鲁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勇敢地写过。白求恩的作品并不都十分出众，但它们就像他的政治觉悟那样，随白求恩更多地投身于既定的事业成长和成熟。白求恩最好的一部作品创作于他在西班牙和中国度过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这部作品远远不止在那里唤起激烈的行动，而是用魔法召唤与法西斯进行搏斗的灵魂。除了超过纯粹的左翼报道之外，它还具有号召性和和分析性，同情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燃烧着对法西斯罪行的仇恨。

　　上述这些特点出现在白求恩的最高文学成就——《创伤》中。1938年，他在中国写出这篇颇具论战性的随笔，恰当地称之为“我所写过的最好的东西”。《创伤》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不仅显示了白求恩作品的宏伟气势，而且还蕴藏着对当代人的启示。其中，白求恩回忆了一个夜晚给华北抗战中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们实施手术的情景。在努力地缝合了他们身上可怕的伤口之后，白求恩问道，“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的军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人旁边。哎呀，他们象弟兄一样！”他写道，在社会和政治帐薄的另一边，有这些受伤兄弟的同胞——“血脉兄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资助、发起和从事战争。“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他得出结论说。

　　《创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白求恩把它当作自己最好的作品，它还集中表达了热情和政治在他身上的统一。这篇文章把白求恩和中国的“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联在一起，描述了作为医生和积极分子的两个白求恩之间的辩证统一。同样，它把残废的中国士兵的痛苦与在日本皇军面前一盎散沙的中国的痛苦融为一体，把白求恩对这个再也无法跑动的青年人的个人同情，与在他思想上对这种折磨更广泛的意义的认识结合起来。“不要可怜他！可怜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在《创伤》中，白求恩把激情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整体。　　白求恩于1938年12月写成了《创伤》，不到一年，他反而悲惨地死于自己身上的创伤。在他去世之后，动荡的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他除了作为历史人物而产生的影响之外，在21世纪的前夜是否还有一些中肯的话要说？通过阅读他的《创伤》，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与疾病和战争密切的接触，使白求恩懂得了敌我双方的老百姓承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了结束自己的痛苦，双方需要认识到共同的利益所在，团结一致反对那些忽视疾病和煽动战争的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到处充满前所未有的屠杀，因此，在白求恩去世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从《创伤》中得到启示。这部作品指挥着我们去识别冲突的根源，粉碎冲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