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旧文：走向共和 -- 冷逸

如果说李鸿章在历史上还算是个争议人物，“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那么袁世凯就一点争议也没有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做过些什么事？借武昌起义的炮火轰倒了清廷，又玩弄权术骗取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后来利用强权当上了正式大总统，最后还贪得无厌地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总之，没干过一件好事，从头到脚坏的流脓。可是，如果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和首任正式大总统就这么个德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是不是也很没面子呢？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和张之洞当仁不让地成了洋务运动的领袖。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当然还是必须肯定的。洋务运动自然不会有人提出太多批评。那么，对于袁世凯这位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也就必须承认它的积极作用。作为权倾朝野、圣眷深重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推行洋务与新政有着较少的阻力，因此他的辖区内呈现出一片“开风气之先”的景象。洋务的规模从军工而至民用，从官办而至商办，从重工业而至轻工业，从器物而至制度，进度虽然缓慢，但在当时的中国已是难能可贵、蔚为大观了。如果后人要批评的话，在清朝的大小官吏中，他也应该是最后几位才轮到。如果不考虑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危机，那么这些点点滴滴的进步未必不能成为中国“积跬步以致千里”的开始。中国的革命与改革，都不可能是“外科手术”式的外来移植，只能依靠于自己的土壤，而正是袁世凯与张之洞等人所推行的种种举措，改变了中国社会，从客观上培育了未来的革命土壤。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所依赖的力量只是百余名三合会，失败之后他也未得到人民的同情，仅被视为“蟊贼”；到了辛亥革命时，已经有了一个规模较大、比较坚定的革命团体和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武昌义旗一举，十七省立即响应。这样的转变，与其说是因为孙中山屡败屡战的精神和在海外不懈的宣传感动了全国，而是因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土壤已经形成。而土壤的培育，袁世凯、张之洞两人都功勋卓著。再打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与其说被全国人民视为革命的镇压者，还不如说被视为革命的实干家，而孙中山只是宣传家。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很快把只坐了三个月的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仅仅是由于袁世凯玩弄权术吗？事实上，袁世凯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以他为代表的治国思想的胜利。我们不能否认，一九一二年三月的袁世凯，正是“众望所至，天命攸归”。原因何在？首先，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其最主要的参照系和示范者就是近邻日本，并且革命者也是以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主，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专制势力依然强大，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漫长的专制统治的国家，因此在当时，强人政治的治国理想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其次，长期所遭受的列强侵略和压迫，也使广大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自强雪耻之心，准备着“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于是，对军事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对军事强人更加推崇。最后，中国人建设共和、建设宪政，在当时都是将之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工具理性而无价值理性。我们要宪政、共和是因为西方有而我们没有，于是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我们有了宪政、共和的话，就和西方列强一样了，便可以富国强兵了。因此，中国将作为舶来品的共和、宪政，消化在了自己的“救亡富强”语境中，而失去其本来意义。在专制传统依然强大、军事救国情绪还很浓重、对共和与宪政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办洋务素有“开明”形象、精于权术而能用铁腕推进制度变迁、建设并控制了中国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口头上也积极鼓吹共和与宪政的袁世凯，自然成了民国总统的最佳人选。较之袁世凯在国内宦海沉浮数十年塑造的实干家形象，孙中山的海外奔走似乎仅仅是一个“孙大炮”，因此，孙中山除了让位之外别无选择。可以说孙中山当时让位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他向全国人民体现了他的大公无私，而袁世凯则应天顺人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民国总统。民国人民为一下子有了两个共和伟人而欢呼。而如果此时孙中山拒绝让位的话，内战与民心的失败者都将是他。也正是因为孙中山此时的无私，开始他在日后袁世凯称帝之时能东山再起，最终成为民国国父。

虽然说袁世凯成为总统是历史的选择，虽然说中国还保留浓厚的专制残余，可封建的冰层一旦融化，要想再重新冰冻三尺就不再可能。人民已经无法接受一个为所欲为的总统，更不能接受一个皇帝。可袁世凯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华盛顿是伟人，拿破仑更是伟人，只要推进中国现代化、走向共和这个目的的合法，哪有什么手段合法性的限制？“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在他看来，只有推行铁腕政治才能实现中国的“强制性变迁”，而干扰了他这个总统的治国方略就是干扰了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进程，所以宋教仁等人要搞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参议员们对内政外交的处处掣肘，唐绍仪想发挥内阁制总理的权威、制约总统，那都只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孙中山、黄兴搞什么二次革命，更是犯上作乱，只能格杀勿论。最后，他觉得，华盛顿再铁腕都有掣肘，还是当拿破仑方便，索性穿上龙袍当起了“洪宪皇帝”。但是，人民不答应了。蔡锷的三千护国军面对他十万北洋精锐，居然战无不胜，只能说是“天命”已经不再垂青于他，历史已经抛弃了他。

袁世凯的问题不仅在于手段合法性与目的合法性的冲突，而是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具备目的合法性。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不同，袁世凯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他的走向共和有他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坚持袁家的统治不动摇，坚持袁家的利益不动摇”。面对不当总统去修铁路的孙中山、不当总理去当县长的唐绍仪，他实在是相形见绌。对私利的过分追求与对权术的过分玩弄，使袁世凯在短短三年之内，把曾经属于他的民心丢得精光，当他称孤道寡的时候，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章太炎将袁世凯称为“枭鸷”，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判断。如果说李鸿章道德上的污点还只能遮住他的部分光彩的话，袁世凯在道德上的缺陷则彻底毁掉了他的功业。其实，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不穿龙袍的皇帝还多得是，像袁世凯一样玩弄权术、贪恋权力的人也多的是，只是他们至少比袁世凯做得漂亮。

曾经有一个成为伟人的机会摆在袁世凯的面前，但他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而，上天已不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历史的机会给了另一个人――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