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回乡掠影，序 -- 蝴蝶兰

《新青年-财经报道》2007年第6期http://www.quanheng.cn/xzj.asp?id=8914

　　婴儿潮：真实的谎言

　　□ 王 勇本刊编辑

　　□婴幼儿产品琳琅满目，很多是家长从未想到的

　　 “鸡要自己刨食吃，狗要看家护院，只有猪一生安逸”，12年一轮的猪年往往被认为是吉祥喜庆的一年，但今年还有所不同。按照流行的说法，2007年是60 年一遇的“金猪年”，运势特别好。为讨个吉利，很多年轻夫妇都选择在今年生育。这自然引来了媒体的密集报道，产科爆满、月嫂急缺、婴幼儿市场火爆等现象不断见诸报端，“婴儿潮来临”被喊得惊天动地。此外，关于民众盲从“扎推”、新生儿未来会“一生拥挤”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这些报道似乎证实了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先生的论断：“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生育高峰。”

　　 然而，当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背后，剖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时，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产科爆满”是事实还是假象？

　　在报道“产科爆满”时，绝大多数媒体都把目光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准确的说，是集中在大城市的某几家大医院内生育最高峰时的统计数字，以此来说明“产科爆满”，进而确认“婴儿潮”的出现。尽管媒体报道的事实是存在的，但“婴儿潮”来临的推论却是错误的。

　　“婴儿潮” 是一个宏观现象，仅关注城市是不够的，更何况仅关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更不够了。城市产科繁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育龄人口进城。国务院2006年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30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中外出打工者占60%，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已无劳动力可以外移。倾国的育龄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的医疗设备和人员却没有明显增长，必然导致床位紧张，造成生育高峰的假象。

　　 即使仅关注北京、上海，“产科爆满”也并不完全是事实。以北京为例，报道“婴儿潮”时，媒体常引述这样一组数据：春节7天，北京妇产医院共降生243个“金猪宝宝”、海淀妇幼保健院降生了228个。两家医院平均每天的新生儿数量都超过了30名。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2006年，海淀妇幼保健院年出生婴儿数超过1万名，收入1.5亿。同年崇文区妇幼保健院年出生婴儿数为0，亏损超过100万。北京 18家区级妇幼保健院中，海淀只是“一支独秀”，这主要归功于中关村一带的蓬勃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其他的保健院大多数每年只有几百人的分娩量，还有5家没有产科病房或停诊，分娩量是0。

　　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数据显示：北京许多二级医院都空着产床，孕产妇主要集中在17家大医院内，特别是北京妇产医院和海淀妇幼保健院。3月13日，北京的产妇就诊量为6425人，其中北京妇产的日门诊量是688人，海淀妇幼是671人，两个医院占了全市的1/6。

　　数据还显示，3月份北京市产科空床数量每天都在500张左右，其中三级医院（等级最高的医院）空床数量占1/7。4月份全市三级医院的空床数量有明显增加，最热门的海淀妇幼也出现了空床。

　　大医院产科床位空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医院受“金猪宝宝”热潮影响，春节前后采取了增加产床数量、把其他的科室调用做产科病房、向周边医院分流产妇等应急措施；二是当前正值生育小低峰期，春节前后是个小高峰，想生“金猪宝宝”的妇女都是去年怀孕，今年生产。预计年底还会有个小高峰，年初怀孕的人会在年底生孩子。

　　 除了在生产时近乎偏执地追求“品牌效应”之外，准妈妈们甚至连产检也迷信大医院。一个准妈妈整个孕期的平均要经历12次产检，而这完全可以由妇幼保健机构执行，自然加重了大医院的负担，让每个排队的人产生“婴儿潮”来临的错觉。

　　此外，一些育龄妇女过度追求剖腹产，认为自然分娩影响体形，剖腹产则快速安全，又能减少分娩的痛苦。中国城市的剖腹产比例高达50-60%，一些医院甚至高达70%－80%，远超过15％的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消耗了大量医疗资源。而且中国正常产病人住院时间偏长（美国正常产病人只能在医院住两个晚上），也加剧了床位紧张。

　　 北京市卫生局从来没说过今年是生育高峰年。据统计，2005年北京市新生儿出生人数是11.9万，2006年为12.9万。研究人员普遍认为，2007年北京新生儿数量将超过14万，

　　即使如此，和1981年出生人口17万相比，还是少了很多。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产科爆满”只是一种假象。

　　 北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全国了。

　　 婴幼儿市场火爆的真正原因

　　 著名研究机构AC尼尔森2006年底的研究报告指出：2006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结婚人群，预计相应的一波“婴儿潮”会在2006－2007年产生。

　　其广告监测数据也显示：市场已做出积极反应。中国内地市场上的育婴专业服务、营养品以及婴幼儿专用洗护用品，已跻身广告花费最高的产品行列，2007年第一季度的广告投放量增长也非常明显。

　　 媒体普遍将这种变化跟“婴儿潮”联系了起来，兴奋地喊出“快来抢‘金猪宝宝’的钱！”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广告投放的增加和费用的上涨呢？事实上，这是源于中国独特的生育政策和新生代父母的消费观念变化。进入生育期的这一代父母出生于70 年代末、80年代初，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代，而独生子女政策让孩子成了家中的 “小皇帝”、“小公主”，再加上中国父母普遍存在的“望子成龙”，抱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舍得进行大笔投入。

　　受过一定教育，善于学习新东西、打破旧规则的顾客群出现，自然使得教育、引导市场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他们的品牌忠诚度非常高。

　　 这才是为什么厂家重视营造品牌、大幅增加广告和推广费用的根本原因，也是红孩子等企业采用“产品-出刊（目录）-配送”与网上商城、社区互动相结合的新营销模式在中国能够成功的关键。“婴幼儿市场火爆”跟顾客群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并非“婴儿潮”所致。

　　这也意味着该市场需要大笔资金在品牌、推广、市场营销方面投入，才有可能捕捉到新一代父母身上的商机。如果企业以为“抢‘金猪宝宝’的钱”容易，盲目涌入这一市场，那我们只能衷心的说一句祝你平安。

　　 “金猪宝宝”未来会“一生拥挤”？

　　 媒体报道中经常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金猪宝宝”的未来会“一生拥挤”，还举出一些“千禧宝宝”入托、入学难的实例。事实并非如此。

　　 教育部2006年7月4日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小学生在校生人数3年锐减了将近1300万，小学减少了9万所。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

　　 1994年以来，全国小学新入学人数便直线下降，小学总人数在1998年后直线下降。全国各地掀起小学合并风潮，小学教师纷纷下岗，很多师范学校撤并、转型。如果有人认为小学减少主要集中在农村，是部分孩子随父母进城所致，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的情况。

　　2000年北京小学毕业生人数达到顶峰（1987年出生的孩子小学毕业），小升初人数为18万人。2001年减为17万，以后逐年递减，2005年减至9万人左右。北京市每年撤并小学超过100所。2002年小学数量近2000所，2005年锐减到1500所左右。

　　下面这张图能清楚说明小学生源的变化趋势，我们可借此判断一下“金猪宝宝”是否会“一生拥挤”。

　　按1.8的生育率绘制的曲线计算，小学人数在2003年后应该有所上升，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应该比上一年增加164万，3年只减少250万（这说明根本没有1.8的生育率）。按统计年鉴绘制的曲线计算，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只比上一年减少183万，3年只减少734万，跟教育部3年减少近1300万的数据差距太大。

　　因此，图表中按人口普查资料绘制的曲线相对最接近实际人口情况。按它计算，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应该比上一年减少474万，3年减少2134万，其与教育部的数据差距主要是由近年来小学入学率大幅提高，降低失学方面有所加强等因素造成的（此外两个数据都会有一定的统计误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保持现有学校和教师数量不变，那么“金猪宝宝”不会“一生拥挤”。

　　 第四次生育高峰之争

　　 认为中国面临第四次生育高峰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代进入婚育年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后农村允许生育1.5个，这些孩子即将到生育年龄。

　　第四次生育高峰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很多学者认为这纯属幻觉。曾任中国卫生部临床药理学国家培训中心副主任，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的易富贤认为：现在平均初育年龄是25岁，影响今后几年出生率的主要是1980－1990年之间出生的女孩。1980－2005年中，国内共有独生子女近1亿，平均每年有400万，出生性别比为112：100， 算下来每年独生女只有189万。

　　 1980－1990年每年的平均出生人口是2200多万，也就说1个独生女面对的是1个独生子和4.5个非独生子。这意味着每年可以生育二胎的独生子女夫妇只有34万对左右，即使考虑到城市中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因素，引入城镇比率计算出的独生子女夫妇每年也不会超过50万对，算下来每年比现在只多出生20 万左右，几可忽略不计。

　　 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没有考虑“近1亿独生子女”中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而且广大农村（甚至部分中小城市）的独生子女在1990年后才增多的，也没有考虑城市中丁克家庭增多、单身浪潮涌起等因素。更重要的是，现在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生二胎！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选择宣武、东城、海淀3个区，抽取了57个社区，对其中拥有城市户口的20岁至34岁独生子女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1315 个独生子女中近六成明确表示，即使政策允许也不打算要第二个孩子，被调查的248个双独生子女家庭中理想子女数为两个的比例仅为35.9%。

　　大城市生育意愿低，落后地区也不容乐观。2002年9月27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对《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当天开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规定。但截至2005年，全省只有21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夫妇提出申请，截至2006年4月，仅有６对夫妇生育了二胎（其中５对夫妇为农村户口）。这可是西部贫困省份，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欢超生的地方。全省3年多才有６对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全国情况可想而知。

　　同样，易富贤认为，1984年后农村实行1.5胎的政策，理论上1984年后生育率应该增加，现实却完全相反。1980-1983年平均生育率为 2.54，1984-1990年则只有2.36，1990年之后更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但众所周知的是，生育意愿往往远高于实际生育率。

　　也许数据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计生委于2005年提出，中国“十一五”期间将迎来第四次生育高峰，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7亿。这意味着此后每年要增加1167万人口，但实际情况却是2005年人口只增加758万，2006年只增加692万（有学者认为实际只有400多万），这似乎都在质疑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真实性。

　　而且，1960年代到1980年代每年出生2000多万，都没有引起什么问题，现在每年只出生1300多万人口，反而担心“生育高峰”？一个不厚道的猜想是，这也许跟2007年“两会”的一份提案有关。这份提案在搜狐网上的支持率排名第一，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认为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方针。

　　 至此，我们可以说，“婴儿潮”的说法有夸大其词之嫌，即使十一五期间真的出现一次相对的“生育高峰”，也远不能与前三次相提并论。也许，最大的可能性是：人们陷入了一种错觉，“婴儿潮”只是一个真实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