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两汉豪侠兴衰录（一） -- 机会主义者

两汉豪侠兴起的时代背景

萨孟武在其《（水浒）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家不外乎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西汉王朝的建立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一个大流氓顺势而起，带领一帮三教九流之徒打出了一大片天下,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写道“（韩）信惟饿隶，（英）布实黥徒，（彭）越亦狗盗，（吴）契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汉高祖刘邦这个草莽英雄平素最看不起儒生，张口闭口“竖儒、腐儒”，甚至“溲溺儒冠”，用儒生的帽子小便。儒生在刘邦的人才队列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基本上得不到重用，儒生叔孙通投奔刘邦时，甚至不敢穿儒服，而且不得不“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这一方面是由于刘邦的性格天生排斥儒生，另一方面，秦汉之交，天下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要在纷乱的时代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具有高超武艺胆识技能的侠士异人对于争夺天下的野心家而言是多多益善的，而儒生在战乱时期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叔孙通本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骞旗之士。”当时的社会风气对于侠这个群体是相当有利的，并一直延续到了汉夺取天下后很长一段时期。又所谓“上若好之，下必为甚”，汉初的统治阶层都是从草根阶层中脱颖而出的政治暴发户，出于图谋不轨和竞相夸饰的心理，大量豢养游士宾客，据载汉初，代相陈冂专门结交布衣之士，“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外戚魏其侯窦婴、宠臣武安侯田袜的门客“竞逐于京师”。自上而下的好任侠之风，极大的刺激了侠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西汉的开国英杰之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或曾经是游侠。汉初三杰中的韩信和张良在年轻时都曾经有过任侠的过程，《汉书》中明确说张良在博浪沙刺秦后逃匿的时期“好任侠”，而韩信穷困潦倒之际也没有解下自己的佩剑，在当时的环境下佩剑而又居无定所的是那一类型的人不难判断。任侠的名单上还有英布、彭越、陈冂、季布、田叔、田儋、田横等一长串名字，这些人在成为汉初的政治精英之际，也将这股尚侠之风带到了上层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的权贵们虽然也好侠，但自己却保持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不直接参与；而两汉的部分王公权贵自身也任侠，并且引以为荣，作为显名于世的标榜。比如西汉的大臣灌夫，史书记载他“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百万，食客日数十百人。坡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赫然在颖川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灌夫为首的豪侠集团。关于汉初这股尚侠之风的兴起，刘晔在《后汉书》中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剖析，“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体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可以说，两汉豪侠的兴起，有其制度的原生性。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制度的阙失性所造成的。刘邦在入秦时与百姓约法三章，汉王朝建立后，百废待兴，约法三章已经不能适应治理国家的要求了，于是在萧何的主持下，将秦王朝的法律条文进行整理，选择了九个方面的内容，编为九篇，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称为《九章律》，加上叔孙通所编《傍章》十八篇，张汤作《越官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合计称为汉律六十篇，是汉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另外，皇帝不时以令，也就是诏命的形式对汉律进行补充，据《汉书 宣帝纪》（汉）文颍注：“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以科，作为与律令并用的一种定罪量刑的单行法规。而律、令、科所没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可用先前典型的成案比附，作为断狱的依据，《汉书 刑法志》载：高祖七年诏：“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律、令、科、比，构成了两汉法律的基本体系。但仔细审视相关内容就发现大部分的法令都具有以刑代法的特色，对于民事方面几乎是个空白，而代之“以礼化教之”，民事法的阙失使得两汉的法律体系对于相关纠纷的调解显得苍白无力；同时大量的比附使得定罪并不严谨，在具体操作上容易造成偏颇，尤其是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建议采用《春秋》决狱，过分注重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导致“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极端倾向，较之律令有更大的随意性，容易造成“罪同而论异”，甚至造成“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比死”的局面，导致严重的司法腐败。两汉法律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法系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及变相的对非平民阶层的刑罚豁免条例，通过“上请”、“八议”等方式对十恶、杀人、贪污等重大刑事案件以外的当事人实施有条件的豁免，允许用铜或官品来折抵罪名。

两汉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大量的民间冤狱，尤其是酷吏横行的时代，而侠的“千里赡急，不吝其生”及强烈的复仇精神，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是颇具吸引力的，只要与武侠们交党结伦，进入武侠的小群体，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所超越，人生安全和生活来源就能得到群体的保障。武侠势力填补了国家机器所不能及之所在，并在某些地方上替代了国家机器的功能，并与中央朝廷的某些势力相勾结，这就是两汉豪侠势力迅速膨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