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希望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与达赖和解,掌握外交主动 -- 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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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MM说得恳切。

其实个人的人生之路也好,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也好,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就算西人一味说中国的好又如何?印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 彭博社的新闻天天看,《经济学人》每期必读;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对印度的弱点了如指掌,并且随时可以暴起发难。西方对中国如此忌惮,无非是因为中国自成一系,无处下手罢了。所以中国断不可为虚名而损实利,断不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

好比在学校拿终身教职,无非三种类型:学问好但不善人际关系;学问好善人际关系;学问不好善人际关系。这三种人我都见过,且都可以做到极致。但是一旦你和系里已有人员有利益冲突,唯学问是可以依靠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在资源的争夺上,这一点只能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如果真的讲人权,讲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西方国家应该把重心放到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上来。可惜西人普通民众已惯于舒适生活,不愿作出牺牲和改变;西方政客也是短视。

我观察西人问中国人,常有类似问题:“你认为中国会有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么?”国人皆云:“是。唯时机未成熟也。”隐含地,我们承认西方现行的制度应该是我们模仿的目标。其实仔细想来,什么是“民主”?也许没有几个人可以言简意赅地说清。再问一句,“西方的现行制度是否真的就是我们应该模仿的?”

仔细思考一下,我觉得可以反问这样一个问题,“军队里是否实行了民主?如果否,为什么,如果是,它和平民社会的民主有何区别?”这几天学习古希腊历史,看到雅典和斯巴达制度对比,尤其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与弊端。发现雅典民主的兴起是为了融合不同的利益阶层,让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解决社会的利益冲突问题。代价则是在政策上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不连续性。这个代价也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衰败。(资料来源:Teaching Comany Lectur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回到军队,好像西方军队的传统和中国军队的传统不同。顾教授是西方军事史的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中共的军队则是讲民主的,其中一点体现在作战前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计划。河里有文章描述,好像王外马甲的骑兵系列里就有。但是这种军队里的民主又不可能完全和平民社会一样搞投票民主,因为结果可能是大家都怕死,投票决定投降。

说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一点自己的感悟:一个社会制度的发生发展一定要解决这个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中国,乃至人类,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资源与人口的问题,这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我个人认为西方现行的、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已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我翻译的文章:为什么要民主,也许部分印证了我的观点)。比较合适的也许真的就是中共军队当年的民主集中制:大目标--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用质疑,即敌人一定要消灭,仗必须打,民主要着眼在如何把仗打好上;一旦做了决定,则令行禁止,上下一心。相应的,中国的大目标--解决资源与人口的问题--不用质疑,民主要着眼在如何把这个目标实现上。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也好,西藏新疆也好,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为解决大目标争取时间;中国现在的集权制度也是为了调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气做大事。所以维护国家完整统一就如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一样,是不容妥协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打胜仗,完成我们的大目标。完成这个大目标的主体,从科技水平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最合适;从需求的迫切性来看,中国最合适。西方在社会制度上有惰性,中国在制度创新上有冲劲。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我是宁可流血流汗自己做也不愿意等着别人恩赐的。

所以我认为在人类现在的历史阶段,西方“普适”的“民主、自由”也许已经无法保证全人类可以持续和平地发展下去,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也许已经不是最好最合适的了。该是到了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牺牲和让步,为人类的未来谋利的时候了。至于在度过这个历史阶段之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那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预见的了。

扯远了,一句话,断不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

另:陈MM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握手:

一味占着后生的优势只顾苛刻前人,却不能直面自己时代真正的问题,这是极没有出息的;毛公之理念(“革命尚未成功”)与邓公之务实(“摸着石头过河”),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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