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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读书心得（三）激励和反应

一个原因所对应的那个结果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更改的，因此也是可以预测的。但某个具有生命的一方对另一个遇到的对手所采取的主动却不是原因，而是挑战；其结局也不是结果，而是应战。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喜欢用“宏大叙事”的，不止是汤因比这样的宗师级学者。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1章就叫做《经济学十大原理》，看起来派头“十足”。这十大原理是：

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即机会成本）；

三，理性人考虑边际变量；

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五，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到这里为止，都挺象原理的样子。不过鲁迅可能会认为曼昆犯了“十景病”，因为他的最后两条是：

九，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唉，如此技术性的两条和前面如此具有普遍性的八条放在一起，真令人为曼昆汗颜！不过我们暂且不必“为古人担忧”，先专心来研究他的第四条：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比如当苹果价格上升而其它条件不变时，人们会更少地吃苹果、更多地吃梨，同时苹果园主会雇更多工人、生产更多苹果。在市场经济中，最常见的激励就是这种价格信号。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立法等手段提供激励，以图改变民众的行为。例如欧洲的汽油税比美国的高，所以欧洲开节油型汽车的、坐公共汽车的都比美国多。

一个“非平庸”的例子是汽车安全带的故事。1960年代美国立法要求新汽车都必须配置安全带。作为直接的影响，发生车祸时司机存活的机会提高了。然而立法者没想到的是，还出现了间接的影响：由于开快车的危险降低了，司机们趋向于更快、更放肆地开车。结果是车祸的次数增加，司机死亡人数变动很小。更糟糕的是，开车谨慎程度的下降对行人不利，所以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这个令人有点哭笑不得的故事告诉我们，分析任何一项政策时，不仅应该考虑其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通过激励产生的间接影响。可想而知，间接影响可能是负反馈，也可能是正反馈。研究控制论的朋友们，是不是有点兴奋？

从这条原理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问，经济学家很乐于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批评其他经济学家的政策）来激励人们做出希望的行动。你看，凯恩斯同学就在频频点头嘛！

当激励是人对人的“挑战”时，这条原理就暗合汤因比之意（轮到研究博弈论的朋友们兴奋了）。从这条原理的精神看来，政治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反对绥靖政策的倾向，因为绥靖构成了一个诱导侵略者得寸进尺的激励。对此最经典的论述还那得数我们孔老夫子（《论语》宪问篇）：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不是白给的呀。要是没有这正确的挑战应战机制，象那些文明边缘的民族一样，“打不过他就加入他”，那么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好，下面进入骂街时间（可以参见《1984》中的“两分钟仇恨”）！我们来谈谈最近的抵制法货的问题。

有些故作清醒的精英总是忧心忡忡，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可是就是不说应该怎么做。按照他们的意思，中国人民就是什么都不能做。据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太糟糕，中国人民素质太低，所以要斗争也只应该向中国政府斗争，千万不能让“友邦惊诧”。一对外就是“奉旨爱国”，被政府利用了。

对此可以平心静气地分析：法国最近的举动是不是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当然是的（总会有些更“清醒”的精英认为不是，这个，言论自由嘛）。如果不对它做出反击，法国会不会变本加厉？当然有极大的可能会，这就是曼昆的“原理”嘛。既然如此，那当然要采用包括抵制法国超市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反击了。抵制显然是有效的，萨科齐的两位特使立刻飞过来了。

实际上搞政治就需要这样的“硬球”（Hard ball，美国一位政治评论家写的分析美国国内政治的书）。在朝鲜大打出手之后，Harry Lee发现一夜之间西方人对华人的态度变得尊敬了许多，从此把名字改回了李光耀；后来尼克松都跑来拜会毛泽东了。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倒是成天说要和西方友好，结果被整得经济下降一半多，男子预期寿命降到不足60岁，超级大国变成了穷光蛋。

精英们总是要求大家紧盯住中国政府的问题。这倒也不错，不过正如白岩松所言，“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政府的错误是政府的，人民不应该因为政府有问题就白吃法国的亏。否则就完全是张冠李戴，用经济学的话说，太不符合明晰产权的“科斯定理”了。

还有人说中国人应该有“大国心态”，甚至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界已经消失（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有位德国丈夫，她就喜欢说这种话，可能对她个人而言国界确实消失了）。那么这里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一个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法国强烈反对美国，结果美国人掀起了抵制法货的运动，甚至将French fries改名为freedom fries。另一个例子是最近的：瑞典酒商“绝对伏特加”在广告中使用1848年美墨战争前的两国边界地图做广告，将当年被美国巧取豪夺去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亚利桑纳和新墨西哥“归还”给墨西哥，招致美国人抗议，不得不撤销广告。不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不是“大国”，美国人应该好好培养“大国心态”？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不是应该消失吗？美国人民啊，你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精英又要说了：这些是美国人的错误，难道我们的道德水平也要降到和美国人一样低吗？这话听起来真是大义凛然。不过如果道德高尚就等于放任别人占便宜的话，那我们很想知道精英们家住哪里，也去打砸抢一番，看看精英们会有多高的道德水平。当然，给焦国标教授一颗民主的精确制导炸弹，他作了亡灵也会非常开心的。证据就是他的名篇《致美国兵》：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次呼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其实我还可以给精英们再加上一点。1999年炸馆事件之后，有一位中央官员到科大来作形势报告，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道：“这次我们死了三个人，正好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在外交上得分。”我旁边两个座位上天真的小女生们窃窃私语，听不懂什么叫有利形势。我感到非常悲凉：个人在国家机器前是如此的渺小，生命也不过是政治家手里的牌。然而在发完哲学的牢骚之后，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并不会对中国政府产生特别的恶感。当年我参加游行的时候就认为这是被政府利用，可是在被政府利用与不发出声音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宁可被政府利用一次。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说，“奉旨爱国”听起来不好，可是如果不做，损失就更大。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们不要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中国人民特别倒霉，不但要被西方国家欺压，而且要被本国政府欺压。其实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不要忘了西方的传统之一就是不信任政府啊！

骂街时间结束，我们又是文明人了。回到经济学的探讨。

激励反应原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点什么，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不变也是一种应变。假设你拥有一家小型机械制造工厂，租用一个仓库。现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房东要每年加收1万元的租金，那么你是否应该提高你的小型机械的价格以补偿成本的上升？或者正相反，降价以卖出更多的产品，并把租金分摊在更多的产品上？（此问题见鲍莫尔与布林德《经济学：原理与政策》第1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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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