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闲谈汶川历史上的两次大地震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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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闲谈汶川历史上的两次大地震

出差回来,坐在书房里,虽然哀悼日已过,心里依然是闷闷的。

总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一时却又不知该从何写起,只好翻翻手头的史料,凑一段文字,权作向大家报告一声:马甲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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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汶川历史上的两次大地震

汶川,古属茂州,建国初期属茂汶县(也就是现在的茂县、理县和汶川),是个以汉族和羌族人口为主的地方。这地方现在最出名的当然要算是大熊猫,但在过去,名声最为响亮的却是女将樊梨花,据说这位与薛丁山在马上定亲的西凉巾帼就是茂州人。另外,好象还有人认为杨贵妃也是汶川的,而且还是羌族,这……我觉得有点玄。不过,“汶川自古出美女”的说法大概是不错的,有民谣为证,另外还有那位网络名人“天仙妹妹”可以作为参考。

茂州地区开发的历史非常悠久,比如茂县、汶川这些地方,早在汉代就建立了郡县、由中央政权进行管理了,但这片地方搞来搞去,人口总是不怎么多、经济发展也不怎么显著,究其原因,在我看来,或许与当地的地震灾害比较频繁有关。

这一带真的是地震高发区。据记载,仅明清以来,茂州境内发生的强烈地震就不下二十次(其中震源在汶川县的就有1480年、1510年、1607年、1657年四次),而7.5级以上地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

1933年8月26日下午2时的茂州大地震的震中位置在茂县北部的叠溪镇,因此也称“叠溪地震”。其强度7.5级,烈度10级,破坏范围包括茂县、理县、汶川、黑水,就连成都也受到了影响。

查看当时的新闻电稿,描述其景象为:“一股黑烟,天昏地暗,耳中只闻铁雷四响,如放连珠炮……”,而当地士绅的笔记则是这样的:“正午时刻,突闻由远渐近发出有如万马奔腾的吼叫声,众人立足不稳,沿路倒下,或爬行,或相互扶持而出,长排横屋哗喇而倒……远见四山浓烟齐冒,尘雾迷空,天昏地暗,几不见人,而震声隆隆不绝于耳……有说火山爆发,我辈末日已至,嘤嘤啜泣者大有其人……又后一钟余,稍平静,人可以立、可以行,日光山色,略可以辨,即闻全城屋墙倒塌声、不断哀号呼救声,任何人均感肝胆俱裂、无可为计……”

老百姓的说法或许更为生动一些——说是有个买油的货郎挑着担子赶路,轰隆一声之后,油篓子还摆在路面上,人却掉进地缝里不见了;说是有个小孩在河西的山上放羊,大地一震,小羊倌儿飞到了河的东边,而那群羊却还留在河西;还说有个和尚在庙里念经,听见响动之后跑出山门观望,突然发现脚下的台阶自动升起来迎接他,于是大叫一声就吓死了……

这次地震,叠溪镇和龙池村的损失最大,这两个高出岷江约500米的台地在顷刻间就跌进了江里。龙池村无人生还,叠溪镇只逃出了一男一女。受余震的影响,有些山寨在夜间滑入江中,有的房屋里的灯火还没有熄灭,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的,象是龙的眼睛,于是当地就风传:“龙王爷现身了!”

有文书记载,叠溪地震死亡人数为六千九百多人,这并不准确。因为这只是茂县的死亡数字,当时连远在二百公里外的成都都死了三百人,理县、汶川、黑水以及松潘不可能没有伤亡。

当时的茂县县长是张雪岩,这个人后来加入了民联,49年的时候动员邓锡侯起义,对国家有功,解放后担任过四川省司法厅的副厅长。相对而言,张雪岩当这个县长还是算是比较忠于职守的,至少他在地震之后还到叠溪现场去视察了一回(虽然已经是一个多星期以后了),并且还统计了受灾情况。尽管他的那些伤亡数字都是从侥幸逃出大山的灾民们嘴里听来的,终归要比什么也没有要强得多。

其他的政府官员都跑回成都避难去了。

查《民国档案》,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是在9月8日(也就是地震发生后的第14天)才收到四川省政府的灾情报告的,电文称:“地震势极汹涌,群山倒塌,河流阻塞,房屋墙垣道路桥梁破坏甚多,人民伤亡财产损失为数极巨,恳速颁巨款,俾资急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但中央政府对这场“空前未有之奇祸”却帮不上忙。1933年8月,在北方,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正和日本人在多伦一带开仗,国民政府急于“避免争端升级”,赶紧派出要员和军队进行“弹压”、“调停”,紧张得不亦乐乎;在南方,蒋委员长指挥着百万大军刚刚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大围剿”,此时指挥红军的正是“二百五”李德,机会不容错过,实在腾不出手来;在中原,黄河决口了,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尽成沼泽,灾民都跑到南京去了,政府哪里还顾得上西南的四川。

其实,即便是顾得上,蒋委员长也不一定愿意帮忙。那时候的四川就象是个独立王国,和中央若即若离,各路川军自己打自己,混战了好多年,这时候总的局面是刘湘略占上风,但其他老大却并不怎么服气。就在闹地震的8月份,刘湘、刘文辉叔侄两个还在大打出手,而田颂尧正被红四方面军揍得屁滚尿流(陇南战役),汶川、茂县这一带当时是邓锡侯二十八军的防区,虽然没有打仗,但邓军长也顾不上理会地震的事情,他的一半人马正在前线帮着刘湘打刘文辉,而另一半人马则由他带着守绵阳,防备别人偷袭。对于地震,政府“速颁巨款”是可以的,但派兵救人却不行——万一有谁顺手牵羊、把他的地盘给抢了怎么办?

那么,有没有人来救灾呢?有的。

山东红十字会派了赈灾队伍,领头的是几个洋人,他们给灾民送了些食品和医药,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走了;还有几位川大的学生,他们准备去灾区指导民众建造抗震房、重建家园,陆路断了他们就走水路,结果船翻了,牺牲了一个,其他人就回去了。

另外,四川大学的周晓和教授(法国蒙伯里野大学地质系、里昂大学地质高等研究科的毕业生)也来了,他经过爬山涉水的分析研究之后,确定这场自然灾害是“陷落式地震”而不是外界风传的“火山爆发”,从而平息了谣传——不过,马甲我觉得周教授的这次行动似乎应该算作是科学考察而不是救灾。

周教授此行的最大功绩是及时向茂县当局发出了“地震次生灾害”的警报。

8月25日地震时,山体滑坡在岷江河道上形成了银瓶岩、大桥和叠溪等三处堰坝。首先截断岷江的是银瓶岩,二百多米高的岩石迫使江水倒流十多公里,淹没了上游的一个叫“沙滩”的古驿站(这个地方属于松潘,有个清真寺,阿訇报告死了103个回人,汉人死了多少就不知道了)。江水继续堰积,因此出现一个平湖(现在叫“大海子”);9月初,湖水溢出银瓶岩的坝面,流向大桥,又在下游形成一个平湖(小海子);9月下旬,大桥的坝面又溢满,河水再流向叠溪,由于叠溪的坝顶高于银瓶岩和大桥,江水在这里汇集之后,逐渐将三个“海子”连成了一体,形成一片汪洋。

周晓和教授在考察震区的时候就向茂县县长张雪岩提出了“堰塞湖有可能溃决”的警报,但张县长这时候也无计可施,他只能够派人随时观察水面,发现情况就敲锣报警,并且架设值班电话,准备随时通知下游各县进行避险。

经过45天的蓄水,1933年10月9日晚7时,叠溪堰终于崩塌,积水(据事后计算,水量超过了两亿立方)顷湖而出,吼声震天,水头高达二十丈。

溃流于晚9时到达茂县县城,因张雪岩县长早有提防,组织居民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损失并不大。但这时候,紧急打往下游(汶川县)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了。

原来,茂县这里的电话值班员是个碎嘴子,喜欢聊天,而汶川县那边的电话员却是个闷葫芦,不爱听废话。头一天晚上,茂县值班员拿起电话跟人家瞎扯淡,从八点钟一直聊到了十二点,搞得汶川那边很不耐烦,所以,今天八点多钟再听见电话响,那位老兄还以为是吹牛皮的又来劲了,于是下定决心不作理睬,结果就硬生生地把报警的消息给错过了。

汶川没有接到警报,再下游的灌县当然也就蒙在了鼓里,张雪岩只好站在山上干着急。晚11时,水头到达汶川县城(威州),次日凌晨3时到达灌县,突如其来的洪水不仅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还破坏了都江堰玉垒关下的鱼嘴和飞沙堰……

有意思的是,“成都水利知事”全晴川带着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调查队准备去叠溪堰考察水情,刚走到汶川,晚上住宿在一座大庙里。夜里洪水突至,全晴川不愧是“知事”,只有他一个人跑脱了,其余的人则全部淹死,于是水情调查也不必再继续了。

1933年大地震之后,除了发生堰塞湖崩塌的次生灾害,还引发了大规模虫灾和流行性人畜传染病,老百姓处于“生者无食,耕者无籽,赊贷无门”的悲惨境地,而这时,国民政府却继续强派“年度特别捐”,地方军阀也提出“以阳刚手腕,图温和成绩”(邓锡侯的执政方针),变着法子摊派军费,结果是“人民骤闻令下,户户有哭泣之声,人人有逃走之念”,茂州城乡十室九空。

一年多以后的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土门战役”(在今茂县土门乡),赶跑了邓锡侯,控制了从茂县北到松潘一线,据此迎接中央红军入川,而两军会师的这一带,恰恰是33年大地震的震中地区。

在马甲我的印象中,好象没有哪篇长征回忆录提到过地震的事情,这说明也许当时的红军将士并不了解在这个地方刚刚发生过的惨剧。但显而易见的是,两路红军在这个地方会师,粮草的征集工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这也给后来过草地的行动埋下了饥饿的隐患……

七十五年过去了,当地震再一次来临的时候,当我在电视里听见有人把茂县、北川称为“红色苏区”,当我看见灾区救援队伍的前列飘扬着“红军师”的大旗,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历史的神奇之处。

也许有朋友觉得马甲我拿1933年的地震说事不太恰当,因为那时候正处于“乱世”。那么,好,我们就再看看“盛世”时候的地震吧。

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农历五月庚申日,“四川茂州及平番营地震”。这件事的官方记录十分简略,以至于大家都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但在1977年,长江流域开发办公室为了调查岷江流域的水利状况,联合地质和考古部门对现场进行考察之后居然发现——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茂县,强度为里氏7.8级,烈度为11度,其破坏力超过了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这一次的汶川地震差不多)。

从道理上讲,1713年正处于“康雍乾盛世”的第一个颠峰期,其时既无外患又无内乱,国力强盛,具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而且地震发生地就在四川省会附近,当时的四川巡抚又是号称“第一能吏”的年羹尧……无论如何也应该大力救援才是,但是,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康熙五十二年恰恰是康熙的六十寿辰。这一年的七月,皇帝老儿要大办盛典,还要在紫禁城里请全国的老寿星吃饭(清朝皇室办“千叟宴”的习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值此举国同庆的时候,当然不可以拿“天崩地裂”的事情去触皇上的霉头。所以,农历七月的《康熙五十二年为六旬万寿祭告黄帝陵祭文》依然说:“所幸四方宁谧,百姓安和;稼穑岁登,风雨时若……”。就这样,直到八月份,等全部的庆贺仪式都办理结束之后,朝廷才下旨 “赈济四川茂州及平番等营堡地震被灾饥民”(《清圣祖实录》)——而此时距离灾难发生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天晓得还能剩下几个活着的饥民。

由于年代久远,由于史料缺乏,我不能够提供1713年地震的具体细节和伤亡情况,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就是三百年前的“最圣明的皇帝”在其国力颠峰时期的做派,这就是那位被有些人期望“多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

其实,今天,我不必拿“全国哀悼日”去比较康熙皇帝的生日宴会,也不必用今天的救灾行动去比较1933年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天里,大家已经看到的太多,感动得太多,领悟得太多了。

可我还是想说一句,激动,有时候是容易的,忘却,有时候也是容易的。

这次受灾严重的地方,其实很多都是1713年或者1933年的地震遗迹——比如那些峡谷景区,比如那些“农家饭馆”——但是,当人们泛舟湖上的时候,当人们品尝山珍、欣赏美景的时候,是否可曾想到,就在这片水面之下,还掩埋着仅仅七十年前的不幸的亡灵。

地震肯定会给当事人造成莫大的伤痛,但地震有时也会给后来者带来一些莫名的好处。这无可厚非,只是,我们要保持警惕,要懂得时刻敬畏自然。

记得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水利厅的一位副厅长在解释“堰塞湖”情况的时候,居然说不出叠溪地震的具体时间,这让我很失望——他是专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啊!1933年的事情,应该是时刻悬在四川基建技术人员头上的一把利剑才对呀!

在网上看到,去年的时候,茂县政府准备和新希望集团在叠溪的水下建一个“地震遗址公园”,投资13个亿,大致是想在“海子”(也就是1933年地震的堰塞湖)底下造一个玻璃走廊,布置“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可以让大家观赏一下沉没的古镇什么的。想来,这个项目现在多半要搁浅了。搁浅了也好,如果刘氏兄弟真的关心地震的事情,我倒希望他们能用这13亿去建一个地震纪念馆,或者去造一些结实的房子。

灾难总会过去的,无论它是多大的灾难。但我们不能忘记了灾难。

当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开始对“地震遗址”之类的东西产生好奇的时候,请记得互相提醒一声:还会有新的地震在等着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现在的房子再轻易地被地震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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