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海子，二·二三事件 -- 行走的考拉

66年底，67年初是文革路线方向尚不明朗，党内政争最激烈的时候。叶帅，罗瑞卿等还在发挥作用。兰州军区内两派由暗至明，互斗日激。反映到青海，便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瀮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外来户省长王昭，这个罗瑞卿得力助手之间的明争暗斗；与之相应的是省内驻军刘贤全，张江霖等文革派与赵永夫，张小川等等保守派之间的强力冲突。其实质无非是因为各自后台背景和对中央文革路线判断不同导致的权力斗争。而斗争的首要自然是看谁掌握舆论主导权，争夺党报《青海日报》遂成了双方的当务之急。不果这些并不足以构成日后发生二·二三事件的全部成因。可能还有更深层的至今尚不为世人知的内幕存在，但我想以青海当时的社会情况做些分析，或许也能从中找出些其它的原因。

青海自1949年9月被第一野战集团军一军解放后，党政军机构便主要由一军及相关地方人员，特别是陕北出身的干部主持构成（西北局以及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情况也大体类似），进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陕北派实权体系（80年代，随着最后一个该派大佬马某退居幕后渐而式微；现陕西省委书记赵某可算是出自该门的最后一个佼佼者。赵某80年代初任职省商业厅团委书记，我有个发小在其手下行走。商业厅厅长杨某系马某一脉红人，号称青海四大猛人。赵得意于杨，并终得意于马）。而青海这个地方，素为苦寒之地，建省历史短暂（始于1928年9月），解放前由回族军阀统治，民族关系复杂，文化落后，经济凋敝。解放后方方面面均靠内地支持，人材一途亦不例外。一方面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后期为止的支援大西北，包括变相的下放、支边等等使得内地人（北京、天津、江浙沪、四川、山东、河北乃至广东等）成了当地各行各业的中坚。尤其是省会西宁，完全成了移民城市，交流以普通话为主，本地居民及其方言被彻底边缘化；此种情况直到80年代后才逐步改变。这当然已属后话，可按下不提。

需要一提的是另一个方面，外来人口中的知识分子。我个人的观点，这些人尽管在那个时候处境大多不好，部分人文革中更是饱受摧残，但在文革初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积极参与且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且在文革初期颇为有力，充分发挥了笔杆子和军师的作用。反思历史，当以为借。

70年代及之前去青的知识分子可大略分为两大类型——只专不红的和又红又专的；前者大多有个共同特点，家庭成分高或本人有所谓历史或现行问题；后者多为来源于军队或地方部门经过大专院校培养的调干生。前者来青多非心甘情愿，对于只红不专的上司和同行们，这些人即小心翼翼又心有不屑。而后者虽有政治优势却因在当地没有根基，自觉得不到重用，也有怨气。

等到文革一起，天下大乱，因投机，因不满，因挟怨，一时间部分不甘寂寞者拉帮结派文攻武卫。譬如在青海话剧团，当年的名角张良（董存瑞扮演者）夫妇与李丁（如今的老名角）、 陈士濂（作家，59年盲流青海，话剧团编剧，省作协副主席）等先大字报互骂到动手互殴；省干部招待所内待分配大学生两派武斗致一人死亡，一人自杀。省内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均成为文革之初的重灾区。再到大串联开始后，各派利用其各自在内地的人脉资源内引外联，招来首都红三司等外地派别直接插手当地（其时，有个身为首都红三司小头目的北师大学生武斗受伤送省人民医院，当时叫东方红医院，因伤重不治死在手术台上。红卫兵们认为是当值医生们加害，大闹医院。最终使主刀大夫齐某，麻醉师郭某被打成反革命入狱，74年后才出狱。那个学生被以烈士名义葬于西宁烈士陵园直至70年代末），并伴随当地兴起的工人和学生派别，造成青海，特别是西宁地区紧张形势急剧升温。

《青海日报》自于1966年6月发表了代表造反意识的6·3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后，挑起青海文革，成为混乱中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青海本地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社的权。此后这里便成为造反派8·18的圣地。而保守派于此心有不甘，最终互不相让导致血腥结果，罪成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