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海子，二·二三事件 -- 行走的考拉

写一些青海的往事并非因为本人对那里情有独钟，也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所以会有些兴趣讨论还要从我父亲说起。对我而言，最真切的历史莫过于每个人及其家庭的“私史”。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一个个私人的小历史汇聚起来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大历史。而当我发现历史学家们总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历史时，这些小小的“私史”就会起到警示自己的作用。

前文中曾提到过我有个“黑眼镜”叔叔在文革前自杀，原因是他被批右倾后想不开。尽管老战友们想方设法开导苦劝，他还是选择了跳河了断。其后他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被发回太原老家，尝尽了人生悲凉。这件事对我父亲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起经历过无数的生与死之后，却会有这样一个结局，怎么想也是个不通。等到了66年初完成四清任务后回到省委组织部，我父亲接到西北局调令，没想到被L付部长以所谓四清中存在问题的莫须有楞卡着不放（她自己倒是不久就跟着她老公去了西北局，并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于是乎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他决定离开组织部去找个清静所在，全然不顾此刻已是风雨欲来的时侯。当时W部长曾反复地做我父亲的工作，见起不到任何效果只好说：“现在没有合适的单位，要么先去省统计局当局长，要么只能去省医院当院长，你自己选”，那意思还是不要走，但我父亲二话没说去了省医院（那个引起文革两派冲突并导致后来二·二三事件的导火索，被车撞死的张桂兰就是省医院的职工）。本来从组织部外放，多半是先过渡一下后就安排高一级的职位，不过我父亲没这个意思，而且在后来的形势下也没了这个可能。他没想到自己给自己选了条死路，六年后死在那里。

文革一起，医院的书记L老红军借口养病躲了起来，一个副院长（原国民党上校军医官）成为历史反革命而销声匿迹，两个女副院长（一个是原政协主席的夫人S，一个是原某军工单位书记的夫人Z）挨了两天斗便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我父亲一人独当。那时候我每天看到的父亲或戴着纸糊的高帽站在桌上挨斗，或整夜不眠地写材料以备声讨，帮厨当护士，再被结合进革委会，与军宣队周旋，直到一病不起。不过我并不恨任何人，毕竟无论是老保还是造反派，医生或者司炉工在我父亲病重之时都表现出了真诚的关爱。即到我父亲去世时，全院绝大多数的职工自发前来追悼并一直送到了陵园。以后我姐姐在医院工作时更被全票保送去了辽宁大学使她能从此改变人生，并且也捎带着有了我的今天，我应当感谢他们。父亲走了，只留下一句话：“勿从军，莫从政”。所以我们放弃了参军入D，选择了与世无争，选择了来到海外，但那些历史我无法忘记。无法忘记孤零零躺在万水千山之外黄土堆里的父亲，也无法忘记被抬尸游行的平民张桂兰，死在手术台上的北京小将，被折磨死的高官王昭，卧轨自杀的赵永夫夫人（好像没有人提到过这档子事？赵被关押后不久，赵的夫人在西宁北郊铁路边一所民房的后边留下了一堆烟头后，与驶来的火车迎头相撞粉身碎骨），枪下屈死的冤鬼，发配到荒山僻野的大学生们，监狱里的革委会主任们。

如今文革已过去三十多年，不论当初那些人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其中，结果都是一个“痛”字，没有人是胜利者。过后不论你是乐极生悲，抑或是否极泰来，不是大彻大悟者是难以客观如实面对的。然而想要大彻大悟又何其难也。即使勇于自省如巴金老先生者，我也未能从他的《随想录》中读出更深刻的感悟来。也许中国人从来就缺乏客观的意愿和能力。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总是非黑即白，连一点点的中间地带都很难存在。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太有魅力了，一壶茶一杯酒一句禅，所有的疑惑便在顷刻间被消解得无影无形。虽然我知道事实兴许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太多的“不可言”。于是在新右派那里，新中国的历史只有三十年；于是在新左派的那里，新中国的历史同样只有三十年。这很有趣，也很有特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人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创造。这听起来不符合逻辑，但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时下的当代史叙事除了一边倒的偏颇，恶意的歪曲，假惺惺的眼泪和荒谬的猜度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别的了。当历史被硬生生割断以后，我曾以为在人们的内心那断口会完整地自动地缝合起来。然而现实告诉我，我们曾亲身经历的历史对于紧随我们身后的一代代人竟不比两千年前的历史来得更为清晰和真切。不仅如此，即使是更近一点的历史也已被涂抹地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这便由不得我不发出一声感慨，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存在？

不过感慨归感慨，冥顽不灵者如我之辈不如先去看看教授级师奶如何忘情于“唯女子与小人不可教也”，然后洗洗睡吧。可惜又睡不着。打酱油的，俯卧撑的，再大的被子也捂不住存心不害臊的妖精打架不是？但还是要祝您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