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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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两年半,经历了一个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体验了播种者的期望和收获者的喜悦,也感受了劳动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辛;认识了一个个终生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也结交了众多同舟共济的知青朋友;见证了那些发生在1976年的重大事件,也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统一高考。可以说,我世界观的形成,人格的塑造,以至一生的命运,都与这段时期紧密相关。回首这段生活,我没有诅咒、怨恨和忏悔之意,却满怀感激、珍爱和思念之情。或许,因为我是个幸运者?倘如此,那么我对同时代所有那些不怎么幸运的人们心怀理解、同情和祝福。

西西河的朋友,当你随这个系列与我一同置身于那段历史的河流,希望你能分享我的这些情感,并祝你漂流顺利,愉快而又安全地到达终点。

一. 我的农家生活

我插队的资中县银山区明心公社,位于川西南的丘陵地带。公社机关大院就在成渝铁路和公路旁边,附近有个叫茅店子的火车站,沿铁路和公路往成都方向二十里是县城,往重庆方向二十里是银山镇。我插队的第十二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在沱江河畔,其200余亩地一大半是由河水冲积而形成的平坝,这在丘陵地带,自然条件算是相当好的了。我们大队有6个生产队,除了第五小队与我们平分这块坝上平地外,其余四个队都在山坡上。我们生产队有近200口人,孙姓人家占了一半,周姓有一小半,加上一些别的姓氏。

我们的生产队长姓孙,我下乡的第一天,父母和几个同学送我来到生产队时,首先认识的就是孙队长。他将我领到距他家仅十几米的知青住房,并把我介绍给已经来了一年的一个姓蔡的重庆知青。后来,孙队长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新鲜的米饭和蔬菜,大家吃得都很香。但我知道,农村平时都要吃杂粮,因此很有些替队长心疼。饭后,父母对孙队长说了一些拜托的话,就和其他人一起回内江去了。后来队长告诉我,母亲给了他一些钱和粮票,我也就心安一些。

知青住房共有三间,典型的四川农村风格,土墙,麦秸顶,虽然很土,但确实冬暖夏凉。我来之前,蔡兄住在中间一间,东边一间作厨房,西边一间由一个工作组的人员住着,我来后暂时与他共用。那时国家经常从城镇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农村开展工作,我碰上的这位就来自内江的一个单位,但他不久就走了。西边这间房比较大,后来生产队决定用来做学习室,于是把东边那间的灶和水缸打掉让我住进去,而在前面中间搭出一个蓬,两端没有封闭,另砌两座灶,安放一个水缸,做为我们的厨房。我们房前有一口一亩大小的水塘,蓄水一米多深。塘里的水平时供人在里面洗东西,倘遇干旱,就可放一些到低位的水田里去。水塘的北面是路,常有人来往;南面有一片繁茂的竹林,背后住着好些人家。再往后就是山坡,坡上有大队的民办小学和赤脚医生工作室。

我第一年的生活由国家保障,每月领8元钱,还可购买45斤大米。一年后按国家规定以1.5人的比例参加生产队分粮,享受对知青的优待。但是生产队分的粮,稻谷只占三分之一弱,其它的是红薯,玉米和小麦等。另外我有1.3分(约90平方米)自留地,可自种蔬菜和粮食。比较困难的是缺乏做饭的燃料。我们那里的农村都是使用柴禾灶,以风干的农作物秸秆为主。每农家房子侧面和背后的墙边,都整齐地排列着玉米秆、麦秆、稻草、甘蔗叶等等。有些人家也有碳灶。知青个人单独做饭,一口大灶,热效率低,分得的秸秆很不经烧。后来有个冬天撑不下去了,只好向家里求援。父母给我带来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然后托人在二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了蜂窝煤,要我自己去挑回来。我去的那天很冷,回来的路上还下起了雨雪,百来斤的担子挑在肩上孤独而行,此种艰辛,是平生很少体会过的。

我来后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早晨六,七点左右,天刚见亮,队长就扯起高亢的喉咙吆喝大家出工,同时,他分派好各组的劳动项目和地点,以及所需的工具。干两小时活后,才回家吃早饭。多数家庭都有人在家把饭做好了,但像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就得抓紧时间自己做。吃过饭,上午九,十点再出去干3个多小时,中间有一次短暂的休息(四川话叫歇干)。中午歇息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夏天。然后下午干3个多小时,中间又有一次歇干,快到天黑时收工。年轻时体力好,一天的活干下来并不觉得累,晚上还借着煤油灯看看书,写写毛笔字,写信,写日记等等。

集体干活比较有乐趣。我们生产队不乏有见识的人,光高中毕业回乡的就好几个。其中一两位喜欢发表议论,于是长与抬杠的人就总是不乏对手。有些消息灵通的人会传播社会新闻,自然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家长里短永远也说不完,与性有关的话题也总是能找到发表的机会。四川人很会利用多义的字词来隐喻成年男女之间的那些事,这在农村就更加普遍。有那么几个人,经常是大家打趣逗笑的对象。这些人或者好吃懒做,或者怕老婆,或者娶不上媳妇,总之与一般人有别。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劳动力被分成两拨,一拨是身体强壮的男人(一级),他们承担最重的农活,一拨是妇女和不那么强壮的男劳动力(二级)。但有时这两组人也会合在一起干活,这时气氛就更活跃一些。

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家的劳动时间由记工员登记在册。具体记工方法是,早上算一歇(班),上下午各算两歇,全勤就是五歇。每天下午最后一歇时,记分员就拿出记分簿,让大家报自己当天的出工时间。多数人都报“没担过”,意思就是没误工,而少数误一或两个班的,就会报出“四歇”或“三歇”来。我如果误工的话,一般都是早上,特别是寒冷的冬天,不想从床上爬起来。由于我们生产队的效益不错(以后会提到),十个工分值有一元钱上下的价值,大家的出工积极性是很高的。按劳分配除了劳动时间外,还需计入不同劳动强度、技能,甚至态度的差别。这是通过自报公议的方式来进行的。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半年),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就会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决定每个劳动力的工分值。最高的十分,最低的六分,每个人自己先报一个数,然后看有没有不同意见。一般情况下,大家比较自觉,与别人比一比,自然知道自己的斤两,与其报高了被降下来丢面子,还不如客观点,值多少就报多少。有自己报低了,被加分的,但报高的基本没有。我开始几个月在二级组干活,技能自然差一些,就只报7分,后来换到一级组,最高也只到了8分的位置上。这就是说,当我拿8分时,如果不误工,一天的劳动大约有8角钱的价值。

另外有些特种农活,像用牛耕山坡上的地,就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单独干。而平坝的地是请大队机房的两个师傅用手扶拖拉机来耕犁,每年春秋两季各有那么两三天。此时要安排一户人家专门给他们做饭,我来了后,这个美差就常落在我的头上。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去生产队的保管室请保管员按规定的量称出大米,然后从队里的蔬菜地里砍来两颗菜,再去几里地外硫酸厂边的菜市买来两斤肉,回家做好饭菜犒劳俩大师傅。当然,不言而喻,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们一起打牙祭,而且当天还要计五歇工,没担过!

不过,除了这种轻松活外,我也老老实实干了很多农活,这在下一节会讲到。我隔壁的蔡兄是重庆人,讲义气,对我这个初来者颇多照应。他总想教会我喝酒,但我喝下那些辣嗓子的液体却觉得受罪,最终也不懂得欣赏。蔡兄干活不太勤快。我来了后,他不愿落后,打起精神好好干了一个月,挣的工分比我多。但第二个月我就赶上了,此后再也没掉在他后面。我倒也不是有意要把他比下去,但对有些农民说这是因为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没他好,嘴上不反驳,心里却不以为然。

农村是没有星期天的,但碰上下雨就不用出工。逢赶集的日子,多数农家也会派一个人去集市卖和买一些东西。我离家只有三十几公里,走5里路到茅店子乘火车,三站路就到了。我大约每两个月回家一次,两三天,算是短暂的修整。有时也因私或因公到县城去买点东西。一次,我在县城意外发现有个书店可以租书,凭证好像是两元押金,另外在两周的期限内每天付一或两分钱租金。我看见有《红楼梦》,喜出望外,租下一本回家阅读。两周后,再去换一本。照此办理,在两个月内读完了这套“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我每次去县城都是走路,乃因不易赶上合适的班车,同时也省两毛钱。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去县城,把钱包丢了,损失了几块钱,几斤粮票,非常心疼。在城里看了电影,回来时本没打算乘车,但路过火车站恰好有一班车,于是大家没买车票就跳上了这顺风车。上车后正高兴,不料被乘警发现,要我们出示车票。自然是没有,好,补票吧。我丢了钱包正窝火,就来狠的,说我们是知青,没钱。哪知还有更狠的,一个路过的餐车伙夫模样的胖子大声说,罚你流氓。我听了一愣,正要发作,却听乘警说,不用六毛了,就按票价补两毛。原来那个胖子说的普通话,我把六毛听成了流氓。我虽然借钱补了车票,心里却也恨恨地回骂了那个胖子一声,流氓!

初拟的各篇标题如下:

我的农家生活

干农活种庄稼

农民的状况

宣传队

知青朋友

1976

离奇的案件

统一高考

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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