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起梁实秋 -- 淡淡微风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开始了新生活。从这一年起，他不断地卷入各种文化风潮和某些个人的争辩中。先是高长虹发难，继而又与顾颉刚有隙，在厦门和广州，不快之事未曾间断。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对他的刺激更是深重，他曾形容自己被血的事实“吓得目瞪口呆”，并一度因此幻想着开始调整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从此结束“自我流放”的生活，专心致志地从事译著工作。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想法难以如愿。因为他不幸地又陷入了另一个被围剿与讨伐的困境，而且令他尴尬的是，这一次围剿他的主角竟然是被自己认为少数的仍“在为文艺用力的”创造社的一批左倾青年。

最早向鲁迅发难的是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成仿吾和冯乃超等人。他们早期主张浪漫主义，注重对人的生命意志和自我情绪的表现。他们的作品以自己真诚的情感，震动过许多读者的心。但由于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气质，他们在受到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以后，便以文坛新潮自居，觉得只有他们这些具有了先进观点的青年，才能担负起历史的使命，而旧的文化人士已经衰老了，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于是，悲观彷徨的幻想着“在黑暗里沉没”的鲁迅，便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

1928年1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创造社的成员冯乃超率先发难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用文学化的笔调嘲谑鲁迅“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抨击他的文章“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是“隐遁主义”。接着,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推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章，纷纷从政治革命的角度鼓吹建立革命文学，对鲁迅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初始时的鲁迅被这些人的理论所“惊呆”了。由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还是完全陌生的，他只能凭借直觉来理解和判断这些狂妄的青年的挑战。因此在三月出版的《语丝》周刊上，他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来回击这种挑战。他在文中指出成仿吾等人的理论其实是远离现实的朦胧的东西，是急功近利的，而且还未免有些教条。他甚至指责“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其实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实之门。

《“醉眼”中的朦胧》甫一发表，成仿吾就当即回文《毕竟“醉眼陶然”罢了》，挖苦鲁迅是中国的唐·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并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他甚至呼吁推翻鲁迅式的思想模式，用苏联式的革命武器去建设新的文化天地。与他同一阵线的郭沫若则更是锋芒毕露。他在这一年的《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上，以杜荃为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的思想进行了相当刻薄的批判。他把鲁迅看成是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批判他的思想、爱好、审美情趣无不与封建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甚至攻击鲁迅对“革命文学”提倡者的回击，证明了他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坛的落伍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叶灵凤甚至还在杂志上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并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暗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成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它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对这些漫天飞舞的充溢着浪漫情绪的攻击，鲁迅感到既新鲜又莫名其妙。他从这些批判文章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理念世界：新的革命气息，新的概念，新的认知范畴，新的认识视角。这是在血腥屠杀后新生的满溢着火药味的希望。仅凭直觉，他就感到这些气势逼人的理论表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已再也不那么单调了。尽管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理论在攻讦他的那一批年轻人那里，除了朦朦胧胧的概念之外，好象什么也没有，不但似乎并没有射中中国社会的要害，而且还错误地将自己当作了被打倒的靶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学一点对手们所已经掌握的理论，以回答这些狂妄的、操持着新鲜理论、但又不谙熟中国国情的偏激青年的挑战。

于是，在文坛冷枪暗箭的袭击中，鲁迅抽暇购买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他想认认真真地读读这些有影响的著作，以便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获得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在接触了大量的来自苏联的理论著作之后，鲁迅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对过去论争中尚存在困惑的地方有了新的认识。他后来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薄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为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对这些新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触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后，他进一步确信自己的观感。创造社的青年们的确远没弄清中国现实的实质问题，他们只不过把这些舶来品生硬地套过来而已。他认真地思考着这些理论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交汇点，尝试着从中获得观察中国为题的新思路。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与创造社的青年的长时段争辩后，鲁迅终于形成了自己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认知体系，抛弃了早先浓郁的充满进化论色彩的个性主义的反抗意识，转向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其一贯的斗争精神，也从此开始蒙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鲁迅在革命文学青年的推动下，重又以崭新的姿态回到了文化斗争的最前沿。他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许多中间人物和右派人物都感到惊异。他们觉得鲁迅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其向共产党投降屈服、误入歧途的表现。1930年5月7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的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贰臣传》，则更是斥责鲁迅是“输诚投降”、“自甘为傀儡”。而进步的热血青年们则向他伸出了后援之手。深陷各种文化势力围剿中的孤独的鲁迅，不再计较以往的得失，毅然选择了与左派队伍联合起来的道路。

1930年，国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白色恐怖充塞着整个中国，谣言、通缉令、暗杀弥漫着上海滩。一切有良知的热血知识分子，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参加到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行列。鲁迅在当时义无反顾地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左倾社团联合起来，并被不久后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推选为主要的领导人，成为组织和领导青年作家和知识层进行反抗白色恐怖的伟大“旗手”。

原载《中国研究》20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