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邓公往事第八回-上 -- 史文恭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问题受到关注，主要是由195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就开始批判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批判个人崇拜的活动猛然达到高潮。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 [1]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2](P230)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2](P233) “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2](P233)

　　但实际上，毛泽东对待反个人崇拜的心态则是复杂而微妙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毛泽东乐于看到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由此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将不再受到斯大林的压制和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独立行事。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希望将反对个人崇拜的活动延伸到自身，相反，他要在斯大林的禁锢解除之后进一步强化巩固他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并且要扩大自己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但周恩来、陈云等人不赞同毛泽东的冒进倾向，主张慢一点、稳一点，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3]

　　胡乔木也有类似回忆，并且说：

　　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4]

　　6月，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冒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让中宣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他和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后于6月20日发表，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认为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评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5](P661)

　　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经济建设即将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件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把反冒进事件看作是一个信号，一个熟悉经济事务的官僚集团企图架空他的信号。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似乎成了一个只会画圈圈的傀儡。1958年1月，毛泽东为此在南宁会议上以批分散主义为由发泄了满腔的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闹了一顿” [6](P462)。毛泽东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7](P768)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毛泽东特别点明：“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7](P770)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除封锁问题。他：封锁得厉害，片纸只字都不让你知道。杜勒斯的封锁政策，我们共产党里边也有。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6](P462-463)

　　除了反冒进事件之外，毛泽东对于贯彻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在党内遭遇阻力也耿耿于怀。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发牢骚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二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的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中有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人拥护我就好了。[8](P213-214)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巩固他在党内外的地位和权威，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

　　在毛泽东的操控之下，中共八大对于反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相当低调的。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邓小平的报告虽然以研究执政党建设为重点，但只是附带提及个人崇拜问题，而且并不承认中国党内也存在突出的个人崇拜。“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1]正因为如此，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时，却捍卫了毛泽东的地位。”[9]

　　到了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时，就干脆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了。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8](P402)可以说，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58 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对参与反冒进的同志进行反击。他不仅严厉批评了对他不搞个人崇拜，反而针对他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为强化对他的个人崇拜大造舆论。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为此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7](P768)显然，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只能以他本人为核心，不能有别的核心。不经过他的许可就擅自行事就是搞分散主义。

　　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7](P793)毛泽东之所以要区分“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既然毛泽东已经成为真理的化身，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必然是：对毛泽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10](P21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10](P215)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10](P188)反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

　　在成都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7](P802)有些人调子更高，竟然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5](P13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7](P802)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10](P370)还有些中央领导人说：“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 [7](P821)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在会议发言中，对毛泽东的赞颂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 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不难从中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调，已经初露端倪。

　　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11](P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提高，这就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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