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5章 -- 马前卒

由国家直接出面，支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向资方争取利益，这是苏联之外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企业界对此报以激烈批评和消极抵制，法案订立一个多月后，仅有纺织行业达成了劳资妥协。为迅速解决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劳资双方威逼利诱。对达成妥协的卡特尔，政府给予补贴或在定价权上进行让步；对于拒绝让步的资方，则威胁将坐视企业独自承受工人的暴动；如果工人试图在组织工会基础上提出更高政治要求，默认资本家的私兵可以血腥镇压。同时，罗斯福还发动了以舆论压力、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蓝鹰行动”，以个人名义向所有企业发出要约，即一份约定了最高工时、最低工资、拒绝童工的协议，在各行业达成劳资妥协前，各企业可以此协议做为劳资妥协点。罗斯福本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如果资方愿意接受这份协议，则可以获得蓝鹰标志。政府订货将只和具有蓝鹰标志的企业谈判，并号召整个社会抵制无标志的企业。此举大获民心，几乎全部平民都加入了经济抵制运动，还以集会、示威、怠工、破坏等方式对未签约企业施压、泄愤。在2个月内，有200万雇主获取了蓝鹰标志，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由于蓝鹰标志确立了公认的谈判基点，并赋予这一基点以道德标尺的地位，大部分行业都在几个月内达成了劳资妥协。但在矛盾最尖锐的煤炭行业，资方拥有强大的准军事部队，工人则已经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甚至还有民兵组织。过去的几十年双方流血冲突不断，都很乐意用武力消灭对方。资本家因此担心一旦让工会合法化、拥有集体谈判的能力，煤矿将无利可图。因此继续拖延劳资妥协谈判，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煤矿罢工和血腥的镇压，急于解决社会危机的罗斯福愤怒的指责煤矿主不识大体，破坏大局——“你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你们骑的是一匹垂死的马”。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资方在24小时内让步。到9月18日，全部主要行业都达成了妥协协议。随后的2年内， 几百万人因此得到了工作，更多的人因此增加了工资。在此期间，美国工业增产1/4且没有使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

《工业复兴法》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之间存在尖锐冲突，资本家和文化界都需要时间来更新思路。在这之前，一旦整体崩溃的危机得到缓和，整体性的改良方案对旧的统治集团来说就太扎眼了。1935年5月，《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前后只存在了2年。但它依然是一部有标志了历史转折点的法律。禁止童工、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合法工会、集体合同、行业管制等重要改良在此前的历史中也经常有人提出。但得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统治集团立法认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在半个地球外的胜利，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福利，而且具有永久性的效果。1933年之后，阶级妥协对美国的经济秩序来说已经是必需品，因此《工业复兴法》的废止并非意味着政策的转向。一批替代性法案，如《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迅速出台，主要行业的垄断化、大型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等进程也一直被保持到二战开场。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没有让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但至少制止了持续衰退。保证了美国经济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解体。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由美国资本支持的希特勒采取了和罗斯福基本一致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投资来促进就业，规范统治秩序以减少过剩，促进大资本联合以减少内耗、增加对外竞争力。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纳粹政权对交通工程实施了重点投资，如公路、机场、航道、桥梁等，同时得到投资的还有农业和公共建筑、工人住宅区。绝大部分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机场规划相结合的高速公路体系，二战前共完成3440公里。并一直使用到今天；2006年世界杯决赛也沿用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1933年当年即降低了1/3，1936年基本达到充分就业。在1936年之后，德国的基建重点开始转向军事，如兵营、军港、国防工事等，军火工业也吸纳了大批劳动力。从解决就业问题角度来看，军事产业和民用产业有同样的效果。由于德国比其他工业强国更早的转入备战状态，在二战前夕，德国的的失业率只有1.3%，而英、法、比、荷等西欧国家普遍在10%左右。普遍就业安抚了社会，也为工商业提供了一定的需求。虽然人均工资仍远低于危机之前，但工人收入总额还是从1933年的136亿马克增加到 1939年的 294亿马克。加上军备需求、重工业投资和后面将要提到的易货贸易所提供的需求，德国工业在希特勒执政的头5年翻了一番，产值已超过危机前最高水平，并将这种势头保持到二战中期。

没有退路的德国资本选择了极权主义，因此希特勒可以摆脱许多旧利益集团的掣肘，在改造资本主义时采取更直接的政策。正如希特勒1928年的演讲所言：“…….与我们的对手方面做出的解释相反,纳粹党是以私人财产占有为基础的。但与此同时,从原则性和进攻性上讲,纳粹主义经济观念是反自由主义的。对于自由放任、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和竞争、市场经济的自由物价和工资形态来说,这里没有位置!因为我们要奉行的原则是先公后私…..”。在执政之初，纳粹政权就制订了《强制卡特尔法》，规定所有企业必须参与行业卡特尔，否则无权得到原料供应。如果行业卡特尔尚未建立，经济部会负责组建。企业在《价格冻结法》限制下丧失了定价权，生产模式、产品型号等具体问题也必须听从经济组织的命令。工业托拉斯国有化的口号虽然没有实施，但所有企业都不得不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听命于经济部。从1936年开始，一个由帝国元帅戈林领导的四年计划委员会得以建立，负责将工业体系转向自给自足的备战状态。这一委员会对经济的控制比经济部更加严密，企业的原料采购、劳工的数量与报酬、生产工艺都必须由委员会的批准，海外投资与外汇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在合成燃料和军火工业等方面，政府甚至设立一些新的国有企业来引导企业投资。到30年代末期，由政府指挥的垄断组织已经掌握了85％以上的工业，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17%，企业被禁止自行发售股票，只能从国家银行取得新增资本。与之相配合，1937年之后一切资本少于10万马克的企业被强迫解散，规定新设企业资本不得少于50万马克，甚至直接以“清理不合理产业”的名义禁止数十万手工业者、小商业者营业。从1933－1939年，股份公司的数目从9148家减到5353家，资本从220 万马克增加到380 万马克；资本超过2000万马克的大公司从174 家增加到669 家，其中1 亿马克以上的特大公司达25家。1932年底，德国有45%的股份公司纳入康采恩，所控资金达到全部股份公司总资金的84% ；其中981 家（占公司总数10.1%）属于能够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仅仅过了3 年，即1935年底，纳入康采恩的公司数增加到占总公司数的48% ，所控资金达到90% ；其中能控制其他公司的积极合资股份公司减少到822 家。

经过纳粹党的改造，原来在德国经济中还具有重要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成分只剩下装饰性的点缀，上层建筑的改造与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同步进行。旧统治集团的结构被解散，议会共和、地方自治、政党政治等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形成的上层建筑被全部抛弃；德国改为中央集权制、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一概通过纳粹党向元首希特勒集中；任何不在纳粹党控制下的社团、政党均属非法。犹太人，不论其职业、阶层、性别、一律被贬为贱民，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和财产，然后被驱逐、监禁乃至屠杀，近百亿马克的财产被纳粹政权洗劫。对于希特勒的经济管制政策和极权政治，旧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抵制，毕竟交出权力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他们很快发现，纳粹党保留了原有国家机器部分的主体、吸收大批资本家经理进入经济管制机构，在德国经济总会中，旧企业主占据12席，纳粹党只占5席。只是重新被吸收入统治集团的旧精英如今丧失了大部分与统治秩序博弈的空间，必须在纳粹党的指导下工作。纳粹为此提供了丰厚、稳定的利润以供交换，并通过对犹太人的暴行杀鸡儆猴、表现了对局势的控制力。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从66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150 亿马克，危机期间政府以低价收购的股票也被发还原主。虽然为了保证足够的投资额，可分配利润额被限定为6%，但多余利润并没有被没收，不过是被要求继续投资或购买债券罢了，对于消费倾向本来就非常低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并不算是什么严厉措施。反而促进了工业产能的增长。

从1933－1939年，德国消费品生产增长43%，用于再投资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210%，军备生产增长了1150%!可见工业的扩张主要体现为工业自身的循环增长和军备生产。同时德国的消费品出口有较大增长，进口受到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在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却有显著增加的同时,德国平民的实际物质消费总量并没有明显提高。此期间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很显然，低工资水平是低消费的唯一解释。1939年时，50％工人的收入低于1932年即危机最低点的平均值。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1932 年的56.9％减少到1938 年的53.6％，资本利润比例却从17.4％增加到26.6％。为了维系这种经济秩序，纳粹在1935年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最高工资，甚至在劳动力紧张时，个别企业主增加工资以吸引工人的企图都被政府严厉制止。为了在日益扩大战备生产的同时，保证足够的利润空间，德国无产阶级被迫接受只能维持生活的低工资。从短期来看，上千万无产阶因经济危机而衣食无着的记忆尚在，能够忍受这种低工资但易于就业的现实。但可以换来温饱的低工资不能让平民积累个人财产。缺乏积蓄的普通平民没有任何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如医疗、事故，自然灾害等，因此在社会稍有动荡时就会走向反抗。另外，低收入阶层一贯地远离精神生活与娱乐，对既有秩序缺乏认同，乐于加入工会、苏维埃等左翼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在德国这个距离苏联最近的资本主义工业国，革命传统浓厚的无产阶级显然不会始终做顺民。

对此威胁，靠美德统治集团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而上台的纳粹党毫不手软地进行镇压。希特勒组阁不到一个月就火烧国会大厦，共产党及左翼组织被全部解散，骨干成员被关押乃至杀害。从而将自己在议会中很不稳固的相对优势转化为主导地位。随后，工会被废除，按照1934年1月的全国劳工管理法，企业主被任命为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 集体谈判、罢工、自由择业等权利，无论以前是否存在过，从此一概废除。做为工会的替代品，纳粹党组织了劳工阵线。不过，即便在书面上，法律也不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工人。按法律规定，劳工阵线工作人员必须是纳粹党员、或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成员。几十万工作人员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让每个人发挥出最大工作能力，只在工人的工作能力可能受损时才真正关心工人的生活状况。

当然，正如希特勒所言：“仅仅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维持统治”。为了在低工资水平下维持社会稳定，纳粹政府不仅重建了魏玛政府末期崩溃的社会保险体系，还通过《社会保险建设法》、《扩大保险范围法》、《手工业者养老金法》等法律，大大扩大了社保覆盖范围，40岁以下的劳动者均获得保险。全民社会福利是纳粹最可自夸的成就之一。不过，即便这是成本相对最低的安抚方式，急于军事扩张的纳粹政权并也不打算承担全部成本。福利的实质是通过积累基金为平民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希望，无需立刻向受惠者全额支付，纳粹政权精明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许多社会福利，如养老保险、公债回报、分配土地等承诺的大规模兑现时间，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都被放到了大战之后——或者政府可以用战利品兑现，或者根本不用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用工人预付款建造的大众汽车厂，在战争开始前没有交付一辆民用轿车，大战一起就转为军工厂，直到被盟军占领。所谓的“社会福利”就这样转为战备物资。针对底层缺乏精神生活的问题，纳粹政府相应提供了有组织的娱乐。劳工阵线等机构出面投资大型游轮、疗养院等设施，将工人每年带薪假期从3天增加到6-12天。在游轮被征为运兵船之前，每年有1000万人能享受廉价出游的待遇，无产阶级第一次象中产阶级一样，享有短暂的假期旅游。在同样的原则下，地方纳粹组织也通过组织体育协会、提供免费演出等方式来消除工人的不满。

通过开空头支票、精神抚慰等方式，纳粹明显减少了低工资带来的危机，甚至还缓和了德国扩张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在被德国吞并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一旦实施和德国本土一致的保险制度，平民对纳粹政权的配合甚至会让流亡政府感到绝望。但无论如何，纳粹德国在军备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源，直到大战开始，德国也没有解决平民缺乏消费品的问题。只有在大战初期的成功扩张中，无产阶级才短暂地得到了少许战争“红利”，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和接下来的社会崩溃。

英、比、荷等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均有专属殖民地或稳定的外部市场，拥有一定资本积累与战争赔款，而工业产能增长较慢。所以这些国家对大萧条和革命威胁的主要应对方式是维护并加强原有殖民帝国，前殖民霸主英国是这一道路的范例。1932年，在渥太华帝国会议上，英国和各自治领、殖民地签订了“特惠协定”，协定要求各地区内部互降关税。各协定国运往英国本土的货物，80％将获免税，其余20％也只收10％的低关税。同时英国向其他协定国的出口，原则上关税不高于20％。对于帝国之外的进口，英国给予高关税，并要求其他属地的关税政策受英国指导，一起建立关税壁垒。同期的金融措施更进一步，原英帝国属地（除加拿大）和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埃及、伊拉克、阿根廷、巴西等国均加入英镑集团。参与国货币被要求对英镑维持固定比价，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按英镑换算，各国外汇准备金统一存放于伦敦各银行，供国际清算。通过加强对传统势力范围的经济控制，英国度过了30年代的萧条。1937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增加了23.7%，多少抵偿了20年代的明显停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工业产能和人口扩张迅速，因此最迫切地需要购买力与资源。但日本是最后进入列强俱乐部的国家，资本积累较少，老财阀和贵族势力强大，缺乏扩大内需的资本与社会结构。恰好欧美诸国控制薄弱的亚太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在眼前，日本很自然地选择了对外扩张的方式来应对萧条年代。从1931年起，日本以台湾和朝鲜为依托，从北向南，从东到西，向中国发起了连续侵略。1937年日本即对中国发起全面攻击，次年通过《总动员法》，成为列强中最早进入动员状态的国家。同时，日本疯狂扩张海军。1934年以前日本就通过虚报吨位、预留改装空间等方式建设了一支远超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分配份额的舰队。1934年退出条约后，日本海军迅速扩张为可与英美正面对抗，争夺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权的远洋作战力量，并在海军航空兵、人员素质等方面领先列强。

为维持这样一支军队，日本不得不在动员前就将一半的财政开支用于军事（1937），因而完全没有缺乏安抚国民，扩大内需的资本，即便中层军官尝试清洗腐朽财阀也无济于事。在整个30年代资本主义大改良的年代，日本只能通过临时产业管理局等机构进行经济卡特尔化，大企业托拉斯化，减少统治集团内耗；无力推行平民福利制度。事实上，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过剩，朝鲜、中国奴工进入日本工业，日本无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在1930年－1937年间，实际工资减少了13%，劳动时间普遍增至12小时以上。从1936年开始，日本的工农运动又进入一个高潮，租佃纠纷频率比29年还高出一倍，罢工人次在1937年达到210万人（工人总数260万）。日本只能通过向新殖民地拓殖、从殖民地获取廉价粮食来勉强安抚平民，这又迫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增加军费。日本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纯粹的军国主义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工业产能和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从1929年到1938年，日本的工业产能增加70％，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2.5%增至3.8%；增速仅次于苏联，绝对产能已经超过了意大利，不再是列强中的末位。

如果说其他工业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忙于应付频发的社会危机，那么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可以说从未离开过危机。毫无疑问，意大利已经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一定的现代工业，20年代末期已有数百万产业工人，另有400万农业工人。在脱离了传统农业社会之后，尤其是在苏联成立之后，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绝不会象同等数量的小农那样满足于温饱生活，而贫弱的意大利经济却无法在经济波动中保证他们有足够的面包。周边的列强均对意大利有压倒性优势，难以转嫁矛盾。意大利社会因此必须靠强力的上层建筑才能维持统治秩序。没有等到192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次小规模经济危机中，意大利旧统治集团就和第三世界那些更贫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早早地选择了法西斯极权体制。不过，墨索里尼刚一上台便赶上了20年代的经济缓和期，意大利从危机深处回到了边缘，故墨索里尼表示：“政府不应干预国家经济生活”，和胡佛一样实施了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到1927年，墨索里尼才开始尝试以行政干预降低工资水平，扩大劳工队伍。1929年危机一起，墨索里尼立刻抛弃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实施严厉的国家管制。

和日本类似，意大利同样缺乏扩大内需的资本，以及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源，更没有英国那样广阔的殖民地。因此意大利统治集团也有进行军事扩张的愿望。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为自己征服了一块缺乏工业资源的贫穷殖民地。不过，意大利不仅在工业产能上低于欧美列强，增长速度和潜力也是工业国中最差的。它没有太多的工业产品用于出口或扩张，还要随时担心脆弱的统治体系被人民或旧统治集团推翻。因此，不论墨索里尼有多大的雄心壮志，30年代的意大利对内对外都不可能有什么激烈的动作，只能以一个无奈的“凑合”原则来应对世界风云。直到大战的一方表现出足够的优势，意大利才会出手捞取战利品。

20年代的法国春风得意，经济快速发展。当其他国家进入大萧条的时候，法国还在利用德国赔款进行基建投资，因此萧条开始较晚。即便在无可避免地进入生产过剩状态后，由于法国经济对出口依赖性较小，衰退发展的速度也比较慢。1933年，当其他国家已经采取多重方式应对危机的时候，法国工业经济才开始进入真正的崩溃。温水煮青蛙的结果是法国统治集团没有受到足够的刺激，1934年大资本犹犹豫豫地走向法西斯主义，被泛左翼力量阻止。在危机充分发展后，法国还有足够庞大的小农经济吸纳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缓和了失业问题。导致共产主义者也无法推进革命。从1933年到二战亡国，法国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政治经济政策应对危机，经济指标一路走低。二战前夕，法国工业规模退回到1925年的水平，只比1913年多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