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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加藤嘉一:多元的民意(转自金融时报,附原站评论) --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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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加藤嘉一:多元的民意(转自金融时报,附原站评论)

外链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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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苏联的学者曾经说过,如果八十年代就有了互联网的话,那苏联可能不会解体。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说法。

2008年12月10日,匿名人士仿照捷克《七七宪章》起草的,呼吁推广“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零八宪章》在网上发表了。到今天为止,《宪章》在中国和其它国家获得了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7000多人的网上签名支持。对于至今仍然没有公布自己身份的《宪章》起草者来说,这个数字肯定有点遗憾。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三年前另一个匿名者发起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在国内获得了60000000个签名,几乎是这次的数字的1万倍。我不知道这两个匿名起草者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他恰恰显示中国人除了万分之一以外,对民主这样的“普世价值”都不积极,除了“反对日本入常”外,对政府没有别的诉求。如果邻国真的如此,日本人不免要悲观了吧。

但是,日本的未来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仔细读过以后,我发现《宪章》并不像“反日”的公开信一样现实。《宪章》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说的并不多,而把大部分的篇幅放在要求当局采纳民众争取的十九条主张,而这十九条的内容才是正题。十九条主张要求北京学习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减税,实行联邦制,解散武装部队中的党组织,实现军队国家化。

对于当权者来说,每一条都是自杀性的,实行了的话肯定会造成现在体制的崩溃。而体制崩溃以后中国怎么办?只有几千字的《宪章》并没有回答这个核心问题。“把十九条主张全部实现”本身就是《宪章》的目的,签署者必须相信这些措施一定能消除中国面临的任何风险,并为这个信念付出对抗政府的代价。可见,与不要求国民付出任何代价的反日宣言相比,《宪章》未免太不现实了,而且,不签署《宪章》并不代表不支持民主。

其实,即使不看原文,在经历过了08年的一系列风波之后,《宪章》的前途本来就是不乐观的。在3月份,中国边疆的一个地区发生了12年来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在全国面前暴露出民族政策的问题;而在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全球传递,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遇到了相当强烈的抗议,西方和全世界的媒体也站在批评中国的立场上,这一事实也是中国人普遍看到的。

按说这些事全是不利于政府的“坏事”,与全世界联系这么紧密的中国人,看到这些事以后应该会思考:为什么全都反对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吗?这正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奉劝”美国人思考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想过,而是非常团结的站在政府一方,相信一切都是西方的阴谋,“要求”政府对达赖、萨科奇等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采取抵制家乐福的方式来显示决心。在这个过程中,接触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最多的80后年轻人自觉的接受了政府的教育,成为最有力反对西方的群体,令整个世界感到惊讶。而在08年底,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政府也同样成功的让大部分民众相信“这是美国人造成的,我国没有错”,同样把“坏”变成了“好”。在能把这么大的“坏事”变成“好事”的强大对手面前,谁也不可能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创造奇迹。

而“宪章派”的国际支持者,同样没有起到有效而现实的作用。据我所知,中国政府把自己在舆论上的主要敌人称为“五毒”,包括“(疆、藏、台)独”、“轮”、“(民)运”,分别对待。表面上,政府的态度是宣传“五毒合流”,进行统一的批判;而实际上则想办法鼓励所有的敌人之间互相攻击。对于“宪章派”来说,吸收谁不吸收谁,是很难决定的。一方面,为了避免上述任何一个派别的反对,《宪章》不得不加入“联邦制”的内容,造成所有的国内签署者都“可能”违反了法律;而另一方面,上述派别的公开签名加入,使得“宪章派”进一步被孤立起来。结果,既造成《宪章》的签署状况陷入混乱而无序,也造成《宪章》本身失去实实在在的公信力,只好接近“乌托邦”的境地。

与上述的遭遇相比,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宪章》无法落到实处的深层原因。过去,中国传统的“灌输式宣传”是比较愚蠢的,政府彻底控制了所有的宣传渠道,推行政策时,把观点完全一样的内容强行输入国民的心中。这种方式造成国民的逆反心理,碰到改革开放后涌入的大量信息后更是出了严重问题,直接导致了二十年前的那场危机。而在网络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后,无论是“宪章派”也好,中国的当局也好,西方的媒体也好,大家都在互联网上展开propaganda竞争,争取尽可能广泛而可靠的支持者。这种竞争是在比较开放和自由、充满辩论和争吵的环境下进行的,要想有效地在中文网络上建立起影响力,就必须考虑民众的价值观和感受,掌握说服的技巧。

现实是,中国官方和其下属的宣传机构在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后变得渐渐成熟,特别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政府的宣传和说服更加巧妙了。在早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人认为网络会动摇当局的执政合理性,但后来,随着策略的变化和民族主义的几次高潮,中文网络上早已形成了志愿支持政府的强大用户群体。政府宣传部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运用手里的各种资源,“发动群众斗群众”,帮助这些“网络志愿者”们尽量说服和“启发”有各种各样观点的反对者,让反对者自主的“觉悟”到当局的合理性。对于从西方来的各种意识、思想,可以有选择性的引入,给国民打“预防针”。有了这些志愿者和“预防针”的帮助,当局就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控制住国内的舆论压力,非常“自主”的推行内外政策,避免悲剧的重演。

而与日益成熟、进步极大的对手相比,“宪章派”二十年来却没什么变化和进步,现在说的仍然是和当年在广场上完全一样的言语。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零八宪章》表达的愿望虽然是建立西方式的政府,却不像西方人一样谨慎的说话,而是像“中学里的政治教师”一样,“唠叨个不停”,好像听众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其实,中国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选举做基础,但其表现至少得到了民众的默许,这就是“灌输”的资本;而“宪章派”没有资本却要“灌输”,更不可能被接受了。

关键词(Tags): #加藤嘉一#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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