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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学家刘熙民，曾考证作《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此文收录于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一文列该论文集第13篇。文中将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464593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

《冈村宁次回忆录》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464593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转引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一段，见于327页到328页，第17 投降的将领

引刘熙民论文的内容，见于论文集，619-620页。后文还提到几个领取国府经费的伪军将领和南京政府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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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464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