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井底观天原创】大国游戏，发帖者的一些说明 -- 金口玉言

花开花落（之三十三）

2008-09-16 11:32:12

六十五

中国历史上的行政体制，在地方上基本是以州和县，或者郡和县，两级体制。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将用于监督郡县官员的刺史一职实权化，变成了州，郡和县三级制。到了隋朝的隋文帝，又简化成两级，改为州和县，后又改州为郡，但到了唐朝，恢复到州县制。

唐朝的州总共有358个，比汉武帝高潮期的郡总数要多两倍多。唐朝的县在唐玄宗时为1573个，比汉朝要多200多个。为加强中央权威，唐朝的地方长官权力要远低于汉朝，因此影响了地区的建设。在安史之乱之前，地方组织比较完善，中央宰相集体领导制度和政事堂议政制度比较开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得还行，加上以科举制为主的干部遴选制度，都使地方行政尚属良好。但当中央政治开始失效，安史之乱后变成了节度使横行的地方割据局面。

和今天的情况比较，中国现在有31个省市（直辖）区（自治），不计台湾，香港和澳门，大概省级市和地区级市的总数，基本上和唐朝相似，但人口却比唐朝的5千万多出了近30倍，显然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能力要求更高，而当前的人才储备却严重不足，因此在管理上，自然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场面，而一些本来因为管理不善而下台的官员，就因为人才缺乏，又在另一个地方回收出任官职。

从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官员监察制度一直就未能固定。在唐朝时，采取了24个都督府以统天下诸郡县，由中央政府派使巡察地方。后来因为“权重难制”而取消。之后又将全国分为十道派出按察使（曾叫巡察使，及存抚使）， 根据全国地理特征分为关内道（治西京，即陕西西安），河南道（治汴州，即河南开封），河东道（治蒲州，即山西永济），河北道（治魏州，即河北大名），山南道（治梁州，即陕西汉中）， 陇右道（治鄯州，即青海乐都），淮南道（治扬州，即江苏扬州），江南道（治洪州，即江西南昌），剑南道（治益州，即四川成都），和岭南道（治广州，即广东广州）。这十道在唐玄宗治下，又从关内分出京畿道，从河南分出都畿道（治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将山南分为山南东道，和西道（治襄州，即湖北襄樊），江南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即江苏苏州），西道和黔中道（治黔州，即重庆彭水），成为天元十五道，并派出固定的监察官员按察采访处置使。但又是4年后取消，8年后复置， 10年又放弃，17年又重立，总之屡罢屡置，屡立屡废，对官员的监察一直就是一个难解的困局。

这个困局在于如何界定对地方官员的权力，和中央的处置权。一方面要发挥地方官的自主性，解决地区发展中的特殊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监督官员操守，防止贪污腐败和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限太大，对地方官员太多制肘，样样以已成之法和祖宗之制对其限制，就会令官员不思进取，不敢负责，只是贪图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懒散行为。

六十六

而对官员过于放任，也造成胆大妄为之徒，置国法不顾，鱼肉乡民。这个尺度的拿捏本来就难，在加上官场中的党同伐异，集伙营私，也是造成监察之职有时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原因，因此不难理解其立而又废的反复。就会这种对官员的监察，历代在官员监察上，大多最终走上了歪路，即利用外戚和宦官力量，来限制官僚的滥权，在明朝时，就发展成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宦官特务组织，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崩溃。

而当时明朝因为宦官和官僚内斗，产生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不光在李自成起义和努尔哈赤坐大之期间，杀过你死我活，甚至在两派官员都降清后，仍然在顺治皇帝面前大打出手，弄得新皇帝啼笑皆非。

中国一个值得幸运的历史经验是，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调节社会再分配的角色，每当地方豪强强取豪夺，农民失去耕地的时候，中央权威可以对过度的贫富差距，进行均贫富。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社会，这个功能就体现在平均地权上。在中央权力衰落的时候，这个功能不再有效，其伴随的是地方势力的坐大，和地方经济的瘫痪，然后就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然后在大混乱中，玉石俱焚，荡污除涤，给一个新兴的领导集团重整河山，再行均田提供良好的机会。当然这中间对社会的破坏，尤其是生灵的涂炭非常严重，造成人口大幅减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保证了资源分配的宽裕，使社会发展可以休生养息。结果在几十年后，又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中华民族历经多次战乱，仍然枝繁叶茂，人口众多。

当一个地方势力，可以做到民富太平，其企图也是如何夺取中央政权，而非独立建国，就防止了中国走上欧洲那样越分越细，保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面貌。比如明惠帝削藩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唐朝没能解决的官员监督问题，经历了几朝几代，到了今天，似乎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以唐朝的十五道监察使为基础，经过金朝的临时“行中书省职权”政策，在元世祖忽必烈治下，变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行省制度。

忽必烈的省级制度，解决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距离过大，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压力，将单一的监察功能，延伸到了整个政治权力，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更。当时的元朝因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采取这个变更是大势所趋。

元朝的行省制度沿用至今，因为省既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又是中央派出机构，本来应该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而且在行省的区域划界上，又考虑到互相牵制，通常不以自然屏障的天险为界，以增加独立控制的难度。但同样的由于权力的集中，就为地方势力的崛起造成了基础，加上中国人口的庞大，任何一个大省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可以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