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井底观天原创】大国游戏，发帖者的一些说明 -- 金口玉言

花开花落（之四十五）

2008-09-29 00:27:47

八十九

当然和香港情况不同的是，由于其经济高度发达，整个社会系统运作有序，而且保持“大同”的工作已经由特区政府在做，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要求偏低。香港也不和其他国家相邻，所以在防务上的要求也很小，并且最重要的是，香港比较小。

对中国的南疆，笔者倒是有个大胆的建议，即由一个中央政府的机构，来掌控地方的国防事务（比如说南疆军区），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地方政府，来管理所有的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事务。在需要双方协调的方面，如经济上南疆还需要中央的扶持，和如何推广双语教育上，都可以更加具体的情况，协商解决和多考虑少数民族的意见。如果这个实验可以成功，就可以运用到西藏的一些地区，如日喀则和林芝。当然现在西藏的问题还是主要是外部势力的干扰，比新疆的问题难度要大得多。

在考量均贫富的政策上，新劳动法应该严格执行，以保证低层工人的工资收入，来刺激内需消费市场。在刺激内部消费上，通常可以采取的是三个方法，一是提高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劳动法之类来保证工人的收入水平。二是如美国一样，压低工资增长，但通过低利率借贷，比如从信用卡或者炒起来的房价里以房价差额贷款，来刺激消费。三是政府补贴，即有政府向收入低的阶层发放政府现金劵，使这个阶层可以消费。

美国的方法证明是不可行，因为其实行的是“寅吃亥粮”（卯粮１０年前已经吃完了），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负债率推得太高。以美国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前的２００６年为例，６０％的人们生活水平要低于２０００年，而且工资收入呈现负增长。

用政府财政支持的方法，只能解决一部分特贫阶层的生活，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彻底放弃“向美国接轨”的医疗改革，最终回到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健，和完全提供免费教育，那么也会提高中国百姓的消费欲望。

与其让对外出口的企业继续压低工人工资，不如强制实行新劳动法，提高工人工资，然后通过罗斯福式的财政刺激，让中国内部增长起来的消费市场，消化因为国际市场萎缩而产生的过剩制造能力。在经济状况低迷的时候，采取财政刺激政策几乎是唯一的可行方案，而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应该是最好的，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可以有两种方法帮助自己度过目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是继续保护现有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和其既得利益者，通过中国政府注资美国政府，然后由美国政府借来的７千亿美元，刺激美国经济，促进其消费，从而带动中国的出口，和解决中国的低工资劳工就业。

或者是中国利用自己的财政能力，刺激中国自己的内需市场，将中国的出口加工能力被自己的内需市场所消化，从而带动经济转型。笔者的建议当然是后一种方法。

九十

据一些美国零售商的资料，其在美国销售的中国货价格基本上是价格对应，即如果一个商品零售时标价２０美金，其成本价可能大概是２０人民币，似乎中国的内需市场能够承受。通过这个政策，同时将中国比内部市场更严格的对外出口商品质量管理，应用到内部，当是对中国自己的消费者的一个好事。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应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现经济转型，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在笔者提出的削强藩，均贫富之后，第三个就是严吏治。严吏治，在一些方面已经有好的进展，比如说高官问责制，出了事情，你就要下台，这在现在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如毒奶粉，矿难等等，都立下了好的习惯。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精简机构，增加监督。笔者在前文提到的如设立中央政府驻地方的信访办事处，区区几个人，就会对县一级的官员们形成阻吓作用，以避免逐渐恶化的下层吏治。另外笔者对省级行政区规划的意见，是针对长远的一个打算，并不是立即就可以进行。但现在可以做到的是，强市出省，让现在管理情况相当良好的市，不再受省政府直接管理，把省的力量腾出来，进行省管县的尝试，从而撤销地区这一级的机构。而现有的省级官员设置，如各个副省长各管行业的分工，则可以变成各管几个县的分工，哪个官员管的县出现问题，哪个副省长就下台。

这样的做法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系恢复到两级制，从而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地区级机构取消，减少冗员对政府系统行政效率的减低，和国家财政的负担，并将这些本地精英放出来，利用他们的组织能力和人际关系，发展跨县城的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

在对地方官增加组织上的监督之外，尽量将非关键性的行政部门功能，转移到社会是一个方向。如何放开对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增强舆论监督和民意问政，使人民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地方的政治决策过程，对吏治的整肃，极其重要。

但是放开舆论的另一个主要考量是，如何形成民间非官方的理性民意领袖，可以对民众的情绪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而不是让具有海外敌对国家支持的组织严密的势力，和内部的有心人士，利用突发事件，进行谣言和误导，企图以此扰乱社会，破坏中国的稳定，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的建议是，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立法，可以一边逐渐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放开，但另一面对违法分子和敌对势力的执法加强，才可以使中国的舆论理性成熟的发展。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的是，就是对外国势力和资本严格禁止涉足中国的舆论企业。而中国的情况似乎相反，反而放开外资控制信息企业，自然就会将舆论的权力交出去。对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笔杆子不掌握，恐怕将来枪杆子也拿不住了，先是允许让外资合股办国防工业，就和把解放军都交给外资控制差不多了。对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能急于求成，变成邯郸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