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 -- foundera

第19章 工业化问题

要求工业化的呼声遍及南亚各国。在知识名流宣称他们的国家不发达时，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业少之又少。南亚各国的发言人都使用“前工业的”或者“次工业化的”作为“贫穷”和“不发达”的同义词。根据这个观点，现代工业的增长将为困扰农业的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其他传统和缺少组织起来的非农业单位提供就业机会。工业化还被认为是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工业化将刺激经济，并使经济摆脱停滞。

聪明的南亚领导人如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认为发达国家当今高度的发展水平是工业革命带来变化的结果。对南亚工业化意识产生进一步重要影响的是近来苏联政府计划工作而带来的工业高速发展。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工业化包含一个理论和规划，它们尤其是需要在每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在每一个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这种模式为任何企图效仿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乎规律的模式而接受。实际上，这一地区所有非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共产主义的作为促成发展之技巧的有计划有指导的工业化理论的决定性影响。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讲，在他们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时，苏联在计划工作的成功提供了他们喜欢采用的教训。共产主义的理论还表明，真正的从殖民统治下的政治独立只有经过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到来。

这个历史的解释包含有明显的现实主义，使得共产主义信仰者以外的南亚聪明的领袖们采纳这一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许多相同的方法一样。更一般地说，共产主义的观点在引起西方各国政府的自我怀疑并产生倾向于确定有计划的工业化的优先次序的态度方面也有所影响。

工业化的意识还受到了对南亚传统上提供的原材料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下降的关注和人口加速增长的认识的刺激。南亚面临着农业到处都人满为患的严重问题，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地高速增长。在现代的工业中，生产能力方面更大更快的进展是可能的，部分的原因是它较易克服妨害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的制度和态度方面的障碍。同时，在工业中没有像农业中土地可利用性这样的限制性因素去阻碍增加利润的实现。毫无疑问，尽管南亚统计资料的质量和数量极差，但在南亚现代制造业中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和生产效率达到了比经济中其他部门更高的水平。

工业化这个词汇的吸引力还部分地来自它承诺把先进的技术带给落后的经济，并使技术具体地体现在动力和机器上，这种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尤为突出，但在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中也有所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南亚使用的机器最初往往依赖于进口，一旦工业化的方向选定，在技术方面选择的自由度也就不大了。但还是保留着一些余地，以供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组合的比例。这在一些生产部门，如装卸、包装以及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又特别的重要。在南亚，这些工作，或绝大部分，由劳动密集的方法完成，由于存在丰富的劳动力，本身是资本密集的生产过程也是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该地区的国家只有这样的选择，使用高度发达国家的技术，或者完全拒绝先进的机器，除非存在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手设备的贸易得以发展。虽然一些这样的贸易讨论已在西方集团中进行了，但南亚国家对这种方式缺乏热情，其部分原因是评价二手设备的过程不够完善，另一部分原因是保证备件供应的情况也不确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第二等最好”产品的事实。

所有的南亚国家都面对大量缺乏技术劳动力和小而又缺乏经验的管理力量的挑战。这使关于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工业更适合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技能和技术教育的论点变得似乎更加可取。这个政策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它还鼓励技能的迅速增长，克服阻挠有效使用劳动力的社会障碍。在另一方面，如果现代化技术的使用回避了长期阻挠经济发展和维持劳动力使用低水平的社会和传统障碍，那么这样的政策可能不是十分理想的。

支持高速工业化的部分理由建立在这样的明确结论之上：该地区较大的人口稠密的一些国家中，到本世纪末劳动力将可能是目前规模的两倍，而如果相当大部分劳动力不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那么平均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是不可能的。这的确是真实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甚至在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这里有可供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多土地和更好的机会，但长期的展望也需要工业大量地扩充，以改善人口快速增长的环境。

这个简单的结论本身提供了这些国家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的努力的合适基础。虽然我们关心限制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关心近期对提高劳动力使用产生阻碍作用的可能性，关心其他许多方面努力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不能认为这些讨论意味着南亚的国家必须放弃工业的发展。对各种风险和制约条件的分析表明了克服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障碍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一般地讲，在南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中，人们自然地认为，工业化必然影响就业，甚至在短期内也是这样。“创造就业”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计划人员特别注意的问题。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目标是非常适中的，从一般的计划目标中给予“充分”或“比较充分”就业的首要地位来看，尤其如此；但所取得的成就却通常尚离目标甚远。

我们将阐述的非正统观点是，预计南亚工业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可能很大。这个地区的这种现象将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时候出现。一般地讲，工业化对制造业中劳动直接需求的影响不仅是工业化速度的函数，而且还取决于现代化工业在经济中已取得的地位。甚至非常快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不能对劳动力产生有效的需求，以致明显地增加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比例。劳动力增长太快。如果而且当现代工业挤垮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后的就业结果甚至可能是个负值。问题的这些方面被忽视了，因为人们幻想工业化是医治“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良方。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例子，以上所提到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假设在计划期之初，1％的劳动力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就业，而且没有传统的制造业存在。我们还假设，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每年同步增长2％。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化工业就业增长为每年10％――这一增长率是十分可观的，南亚的任何国家都未达到这个水平――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直接就业只能吸收劳动力增长的5％。换言之，95％的新增劳动力为其生计必须加入到现代化工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中去。若这些假设成立，则现代化工业吸收工作年龄人口全部自然增长的任务，在第一年就将提出三倍于全年工业中就业人数的不合理要求。当然，在今后的时期内，需要增加的百分比必然会下降，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下降将是非常缓慢的。

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我们忽视了对现存制造业可能产生的回流效应。当新企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同小规模生产产品的企业和作坊展开竞争时，传统的制造业会受到回流的冲击。已经建成的半现代化的工业也将被迫采取一定程度的合理化，合理化通常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通过计划的制定，传统和非现代化的工业能防止回流的大部分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的现代化工业新增的就业机会将被早就存在的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中工作机会的减少所抵消，这种现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在新建立的生产单位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或者出口产品时，这类回流影响不会存在。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南亚的国家，扩大出口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反，进口替代对于新的制造工业来讲不存在内部回流影响的风险。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新的，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工业企业直接地与保留下来的生产作坊，或其他非现代化的生产者展开竞争，工业化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会产生负作用。

回流对劳动需求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几个其他重要课题。它为阻止生产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现有企业的现代化和新工业的建立提出了有力的补充论点。由于这些国家在刚独立时都没有名符其实的现代资本产品工业，因此重工业是特别安全的赌注。但是，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迫切的原因而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也不可能将它所有现代化的努力去开辟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人员和政府官员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长期的目标是将工业发展作为使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手段，但他们的短期兴趣却是防止传统制造业，特别是作坊的严重衰退，这又与长期的目标发生冲突。印度不仅集中尽可能多的新投资投入到进口替代的大规模工业中，而且阻止建立一些与传统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的大型工业，用以摆脱这种困境。后一种方法受到了工人的特别欢迎。出于对工人利益的关心，政府寻求“没有眼泪的合理化”――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工作，但由正常的摩擦所产生的空额没有填满时，劳动力的规模不会缩小。

但新办的企业却没有遵照这样的约束，企业家们了解政府有意保护就业以及今后减少劳动力的企图会带来与工人的纠纷的意识使他们一开始就采用资本密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作法确立了新企业中使用的技术和老企业中使用技术的差距。在政府的政策强制要求投资到旧企业中去时，差距还会扩大。

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计划人员在回流影响可能是相当大时，并没有完全忽视工业现代化初期对就业只存在微小的直接影响的可能性。由于农业部门没有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其他部门也可以吸收劳动力，对工业化赞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结论是，在缺乏扩展影响的条件下，在工业化没有降低净就业时，工业化在劳动需求上只能产生很小的直接扩张。如果现代工业的产品不是指向国内外开辟的新市场，那么，这种局面当然是现代工业开始扩张的低起点和必然出现的回流效应的无法回避的后果。

正如南亚各国的情形一样，当必须从适中的起点出发的时候，不能指望向工业扩张的巨大推进在近几十年内直接为劳动力增长的较大部分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这一推进可能部分地或全部为回流效应所抵消，乃至有余。这一点必须予以着重强调，以便打消人们广泛怀有的不切实际的预期，这种预期认为，一旦开始执行工业化的计划，就会出现职业结构的迅速转变。

如果南亚的计划人员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工业对就业的影响和过低地估计口流效应的可能性和影响，他们也必然倾向于夸大希望从工业化所带来的“扩展”影响。这种偏见是不难理解的。战后的理论，正如南亚所采用的，助长了有关工业起步的直接影响的不现实期望。

我们已得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人口／土地比例很高的国家，没有实质性变化是可能的这一前提，除非这些国家能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或者其他非农业生产中吸收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但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点认为，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这样的变化也是可能的，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业的兴办将给经济体系以极大的推动力。甚至在抽象和理论的水平上对阐明机制――传递由工业起步所预期的动力――的分析也是极少的。

对工业化的迅速到效应的浅薄幻想往往建立在与西方经济的。早期经历的模糊类似性的基础之上。在西方，工业革命是从许多小规模的偶尔也从某些大规模的产业开始的。这些工业取得胜利般情形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反过来也刺激了其他的工业。积累的发展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但严格地看来，西方经济史的形象显得过分单纯和理想化。回顾一下，也不难看到，伴随着成功，也有不确定、挫折和失误。但即使是这样，西方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揭示的情况与南亚今天所揭示的情况相比，对于强大而有影响的副效应，有利条件更为充分。

如果工业的发展能按计划人员所希望的得以实现，那么所出现的扩散效应的一个类型必然是“逻辑的”。必须建设新的工厂、运输和通讯设施，必须在许多地区修建，或扩展到许多地区。原材料以及其他基本投入的需求将会增加。当然，不是所有这些新的需求都会来自国内。但对地方的一些刺激作用还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工业化的进程将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创造新增加的扩充机会。从供给一方看，工业化也会通过降低成本，即增长获得动力而产生扩散效应。通过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收入。除非进口限制能有效地实施，新增消费需求的一部分将首先通过进口而得到满足。如果控制了进口，大量的需求将依赖于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者。

通过新的需求产生扩散效应的传递是不难理解的。从本质上讲，这是由新的需求和生产投资而导致的扩展积累过程。经济的发展过程，一旦开始，必然会趋于成为自我的永久发展。如果持续的工业扩展是通过计划的――实际上很少有充分把握的期望――增加的投资可能减少。

然而，南亚经济的整体结构表明，对通过增加需求导致增长的冲力有效扩展的抑制和阻碍是难以克服的。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缺乏弹性，并且处处存在着瓶颈现象。即使产生于工业起步的经济刺激能保持在国内经济中――但它在现实中是不完备，并且有时甚至不大可能――扩散效应依然似乎是微弱的。不过，通过明智的计划方法，瓶颈和其他障碍能最后得到解决。

在需求增加时，经济的所有部门需要特殊的政策去扶植出现的扩散效应。新生的制造业面临着由于缺乏有效市场而夭折的风险。供给不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需求不能唤起自己的供给。但是，旺盛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现实存在能激励克服不足的努力。为了提高有效性，所有的政策方法都应抓住机会予以实施。但是与此同时，指向扩张的推进力可能已经耗尽。

而且，在南亚，我们不能认为发展的经济刺激能自动地伴随着有利的行为反应――这在西方的国家是可行的。全面的社会状况是扩展最为基本的障碍，原因是高涨的需求和供给。不能指望长期安于停滞的社会戏剧性地重新适应所不熟悉的机会。甚至在组织得非常严密的现代经济工业部门中，这里的市场十分敏感，反应的机制也可能受到不能激励企业家热情的制度结构的制约。

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模式不能应用到这些经济的基本原因。总的供给和总的需求之间的联系缺乏比例。尤其是在首次追加的收入注入瓶颈，马上引起物价波动时，南亚的各国政府――特别是印度政府――使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去阻挡计划的首次行为。然后他们还将检查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发展。这就等于无意地扼杀了扩展效应。然而，确定一个最高点的必要性构成了这些抑制方法的基础。这个最高点限制了据认为经济所能容忍的需求总量。

造成经济弹性低的瓶颈有多种形式。当新的工业建立之后，经常会出现运输系统的紧张和熟练技术人员的短缺。在另一方面，新工业的生产能力经常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有效的计划能减少这些障碍中的许多问题。但不能指望纯粹的总体类型计划取得预期的结果。政策的干预必须对准国民经济中单个部门的特殊瓶颈。

试图计算工业化在经济其他部门中可能的扩展效应的计划人员面临的困难之一是，经济活动增加的事实不一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例如，在服务行业中，问题就特别的复杂。随着可能发生的对劳动需求的第二次影响，能轻易地为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作效率所满足。如果服务行业中的工人数量增加，最大的可能是由失去工作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特别是从乡村来的季节工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

实际上，在许多计划的计算中主要的缺陷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区域流动的不明确假设；反过来，据认为这一现象又产生于工业化。虽然这一地区城市任何地方的劳动力都确实在增长，但工业化也可能完全没有发生。事实上，只要更充分有效地使用城市中的现有劳动力，那么就有可能维持远比当前南亚各国现行工业化的更高程度；不需要招募农村区域来的新工人。城市化的可能性将会继续，但这种城市化将不是任何高度工业化的结果。

除了由工业化所导致的提高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重要的扩展效应。工业化还可望逐步灌输理性主义、进取心、纪律、准时、流动性和效率等新的精神。

人们不仅在新的工业企业中，而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都将受到鼓舞产生机械化的意识，决心精通不熟练的技术。将出现竞争性更强的更完善的市场，高级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工作的组织和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将沿着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工作效率的方向发展。瓶颈将会更容易地受到控制，逻辑类型的扩展效应的扩散潜力将得到扩张。来自新工业起步的促进扩散作用将促使农业和传统制造业部门约束其松弛现象。所有这些美好的结果预计都将作为工业扩张的直接后果接踵而来。观点、态度和人口技能的质变不会从初次经济发展的其他形式中获得，而是在农业的发展中产生。

还很难确定，外来的经济学是否将很快在南亚地区出现或扩散。首先，新工业本身的作用一定不应予以夸大。深深扎根于宗教的礼仪在工作的各种安排方面都打上了烙印。例如，许多传统的节日将继续得到承认，工作的日程可能受到不同宗教意见的干扰。由于大多数，甚至新的工厂也不能安置空调，恶劣的气候会造成障碍和降低工作强度。

新工业之外的扩散效应依然是更加不确定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制度的结构和普遍的态度也阻碍有利于这类实质性影响的变化。扩散效应能沿着这些路线传递的范围，实际上是文化、社会以及已等达到的经济水平的函数。在贫穷的国家企图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时，具有长期经济停滞历史和十分稳定社会状况的这些国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各种类型的潜在扩散效应容易遭受扼杀。

拥有合理化和高度组织性的现代工业的南亚各国的有限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教训。在传统的停滞“海洋”的包围下，模仿西方经济组织形式而建立的“小岛”并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在殖民主义时期，南亚发展的少数现代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没有明显地产生刺激作用，它们被禁锢在飞地之中。存在一个由工业起步计划所产生的明显危险，是将使这种殖民主义的模式永久化。每一位到南亚注意观察的访问者必然会注意到：位于城市几英里的范围内，现代化的工业建筑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工作形式共同存在，城内还有巨大的贫民窟。

实际上，现代的工业不能总是成功地改变对待工作的态度或者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技能标准。典型的例子表明，几乎没有提供训练的任何措施，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缺乏技能。更有甚者，在工资雇用期满之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他们降生的村庄。与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接触和更为正规的工作纪律的努力的效果总是短命的。

经过通盘思考不难发现，工业化的观念未能给关于有益于经济进步的制度与态度的类型变化将因工业起步而产生这一信念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大致的推断进一步表明，如果扩散效应是有力而持久的，那么各方面的特殊政策――甚至远在工业部门之外，或者称为经济因素的地方――必须得到执行。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超出了工业部门范围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看为一体的一些较为广泛的结论。

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快速并加速的增长，收入和生活水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绝大多数劳动力能在农业之外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得以充分利用，才可能在长时期内防止迄今已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现代工业，即使它以很高的速率增长，也不能吸收今后几十年中自然增长劳动力的极小部分。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甚至不能保持各种类型制造业中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仅在随后的阶段中，现代工业才能开始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

但是，南亚国家不能放弃他们的工业化运动。与此相反，只有在工业化达到高得多的水平，才能逐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应尽快尽早地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去提高其他部门，包括最大的和所有部门之中最为重要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利用和效率，来帮助工业的推进。

几乎不能相信自动地产生于工业起步的扩散效应的功效。一般地讲，变化和改善的促进因素被吸收的程度是大众教育和改变盘根错节的态度和制度能力的函数。南亚国家，现在如同殖民主义时期，冒着风险建立了组织十分完善的西方类型的工业小岛，而这些小岛依然被停滞的海洋所包围。

当然，注意发展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是合理的，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减少了现代工业增长对传统制造业的回流影响。但非常清楚，这种形式的工业化不可能彻底地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提供真正的发展力量。实际上，如果没有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直接的干预，支撑殖民主义经济经验的飞地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工业化独自对提高传统束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使用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通过推行改革的特殊政策给予解决。改革的成功要求在卫生和教育改善的方向上作出巨大的推进。诸如此类的方法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不但可以用经济热情作为对缺乏相当大的源于工业起步的自动扩散效应的补偿，而且能够支持工业化运动本身。因果循环必须完成并使之衔接起来。尤其是，除非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量――特别是粮食――能生产出来，并可供销售，否则现代工业部门不可能兴旺发达。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自然提出了顺序问题。对于同样的资源按照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竞争状况单独进行的讨论太多了。把储蓄和投资一样看作是有意义和明确可用的数量是使人误解的作法。这种思想反映在不顾资金来源，而把增加工业企业中的投资与为农业、教育、卫生和通讯发展的支出混在一起，并把它们并列地放在“投资”和“发展支出”的计划中。这提供了国内储蓄和国外提供的资金可以互相替代的不真实情况。例如，国内消费的降低不能创造外汇――特别在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中――当前只有极少的消费品是进口的，而且这些进口的消费品也不是对生存有影响的基本物品。

战后方法本身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许多政策方法――特别是有关乡村地区――要求在卫生和教育上进行制度改革和作出积极的努力，但需要为只在农村地区本身、而没有要求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支持的资金数量所限制。实质上问题很清楚，在不伤害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未开发地区需要推行工业运动。在采用全面规划的这些国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制定更为具体和更大范围的计划，未能在其他领域中作出与工业化运动同等坚决的努力。

毋庸置疑，几乎没有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的工业化运动，往往充当了未能在其他方面努力推行改革的借口。这些国家需要能导致大量阻碍它们增长的条件同时产生变化的方案。从根本上讲，计划人员的工作是用刺激发展的方法来协调所有这些变化。在目标和指标按重点顺序分配时，很容易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