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纵观新中国近六十年粮食生产的发展，其总产的增长与世界大致相当，但由于粮食耕作面积的大幅下降，其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40%。下表例出了世界上十五个产粮大国（占世界总产量的80%）2007年的产量及相关数据，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比较。

表5.1 世界十五个产粮大国2007年的产量及相关数据

表中最后一项，即每公顷耕地的粮食产量值，并不确切代表实际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因为第一项，即耕地面积，包含了非粮食生产的耕地。粮食耕地一般占到总耕地的60-70%，但各国有差别，且有些差别甚大。比如美国，其耕地用于大豆和棉花的比例很高，而粮食耕地的比例在50%左右，因此其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与中国比差别没有表中显示的那么大。相似的情形可能也不同程度地适用于俄罗斯，加那大，澳大利亚等。不能简单地将各国单产值进行直接比较的另一个原因还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比如法德两国的小麦亩产高出世界各国很多，乃因该两国的冬小麦生长期特别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光合作用。不在表中的日本和韩国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中国高，但由于它们的粮食生产规模很小，与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很大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可比性。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农业也说不上十分成功，因为日本的工业和城市不断蚕食农业用地，粮食进口已达所需的三分之二；韩国也类似，粮食所需的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其进口量比中国还大。在人口规模和农业地理环境上，真正可以与中国相比较的是印度，而中国的巨大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第三章论述了新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中国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肥水种四大要素。事实上，水利灌溉，合理施肥，以及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作为粮食产量增长的源泉，也为世界农业科学界所公认。科学技术主要指良种的开发和农药的发明使用（八字宪法中的保，即植物保护和病虫害防治）。由于土和水这两个要素的进步在1950-1979年间最快最大，而肥和种这两个要素的也只要是在60和70年代建立和开发的，因此，说新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在前三十年的努力，是有充分说服力的。同时，纵向比较，这三十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长远高于封建时代，也高于后三十年；横向比较，比同期的印度高出一倍多。也因此，像林毅夫先生那样，企图以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来否定新中国实行集体生产的合理性并贬低其成就是没有根据的。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所逐步实行的从互助组，低级社，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合作生产过程，根本上是符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与世界上其它许多具有先进农业生产的国家的实践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严重失误而且存在某些弊端，其获得的成绩和具有的优越性是主要的。但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在反思失误和纠正弊端的过程中，这个集体化过程及其结果被严重的歪曲了，以致于很多人把它看作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而有些城市里的年轻人，虽然一天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基本不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头脑里却存在很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念，提起人民公社就是一幅不肖的神情，认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才使得中国人免予挨饿。这个现象的产生的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大跃进及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在工农业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极大的失误。这些失误有些是无可挽回的，有些得到了清算和纠正，但也有一些被掩盖起来了。改革开放后一旦将这些失误予以广泛宣传，失误便被片面地夸大而成绩则基本上被忽略了。如此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在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

具体到农业来说，成绩主要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为此后几十年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失误主要在于浮夸风所导致的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以及共产风和瞎指挥对农业生产的损害。这些人为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1959-1961三年粮食减产达1.4亿吨之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约600斤/年减少到了约450斤/年。1958年，正好是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转换之时，于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就把这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罪到了人民公社的体制上。但客观的分析计算表明，自然灾害给粮食减产造成的损失约占40%，水利和工业建设，城市发展以及浮夸风导致的播种面积下降所造成的粮食减产约占42%，都不能算在人民公社的帐上。余下18%的粮食减产虽然与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共产风有关，但共产风并不是这个集体生产体制的必然特征。事实上，在人民公社最初的庞大规模在一年后被压缩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后，差不多与原有的高级社相当，共产风很快就被压下去了，后来也没再发生。本文第二章正是在这个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证伪了林毅夫所谓的“博弈论”，即人民公社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和偷懒是粮食大减产的首要因素的论断。

2）家庭承包责任制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

1980年，主管农业生产的中央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在了解到农村个别地区的少数农民私自改变了集体生产的形式而采取分田单干并取得了粮食生产的显著成效后，通过由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高压，将此种实践在两三年内一刀切地推行到了全国农村。几年后，由于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一般人将农村的集体生产时期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期进行比较，依据自己的朴素的生活经验和逻辑，而得出后者优于前者的结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进行严肃的农业经济研究，却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需要运用农业生产的知识和规律，对各种经验数据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从而对这两个时期的不同实践及其结果作出合乎科学和逻辑的解释。

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因素。这个要素涵盖了劳动者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以及态度，或曰积极性这些因素。劳动者必须将这些因素与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两个要素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生产结果，而这个结合的好坏程度，将带来不同的生产结果，这是没有疑问的。换句话说，劳动者无论生产知识多丰富，技能多高超熟练，积极性多高涨，他如果不能将这些因素转换到由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生产条件的改变，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适合的生产对象上，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比原有的生产更好的结果。根据这个原理，本文第三章分析了集体生产时期由于劳动者基于对粮食生产四大要素的认识，运用生产资料对劳动对象即土地进行了改造和改良，对生产条件即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结合工业生产提供的化肥和科学研究提供的良种这两大生产资料的进步，而获得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本文第四章分析了分田单干后，由于分田单干的个体劳动者无法像集体生产的群体劳动者那样对土地和水利灌溉系统进行持续的改良，建设和维护以及有效地利用，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集体生产时期大为降低，十八年间，造成了约三倍于1959-1961年的粮食减产，成为该时期粮食产量的增长远低于集体生产时期的原因之一。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了集体制在粮食生产上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林毅夫企图以80年代初从集体制转变到承包制后几年间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来证明后者的优越性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笔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那几年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源于：1）大量化肥的施用，这些化肥部分是由1973开始计划引进，并于1978年建成投产的13座大型化肥长生产的，部分是直接进口的；2）杂交水稻和小麦的普遍推广，3）那几年良好的气候条件。这几个因素，基本上与分田单干后农民积极性的增长无关，林毅夫将农业产值增长的42%归之于这个积极性增长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分田单干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没有这个积极性，连生产都不能正常进行，更不要说增长，而是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生产，可以获得同样甚至更高的增长。

八十年代前后人民生活质量确实存在显著差别，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粮食生产。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使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中国的粮食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而提出了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的方针。改革开放后，有些人看到由于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而带来了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这个现象，于是认为过去“以粮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但这是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认识问题的结果。由于水利和工业以及城市建设的需要，在中国有限的农用耕地不断减少而人口却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农业不以粮食生产为主线（纲），那么六十年代由于粮食危机而带来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随时都可能重演。因此，对于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计划来说，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比如经济作物和副业不重要，因为这个方针还包括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这样的具体内容，并且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图5.1和5.2表明，在60和70年代粮食耕作面积逐年下降但产量却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一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而在70年代末粮食产量达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约680斤/年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就出现了比过去快得多的增长。有人将这个变化归之于承包制下农民积极性的增长，笔者表示怀疑。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农业生产也还是受国家计划经济约束的，农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想种什么，这也是“承包”之所谓。但不管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中国人都不会傻到在粮食已经多得消费不完时还拚命种粮，而不将耕地另作它用。

图5.2 1950-1990年粮食耕作面积变化趋势

图5.2 1952-1990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趋势

虽然“以粮为纲”在那个时期作为全国农业生产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但各地农村的生产条件有差别，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是因地制宜而是片面地和机械地执行这个方针，就带来了负面的效应，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还有些地方实行了极左的政策，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对副业生产和自由市场实行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人为地造成了经济作物和副食品市场上的短缺。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些局部的错误被全面地夸大了，使很多人将人民生活质量的低下归之于“以粮为纲”的集体生产。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经济作物和肉类生产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主要经济作物包括棉花，大豆，油料（花生，油菜籽等）和糖料（甘蔗，甜菜）等。从表5.3可以看到，由于解放后新的耕地的开发，用于这些经济作物的土地在5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但60年代初大幅下降，然后逐渐回升，直到70年代末才重新回到50年代中期的水平。虽然这段时期内经济作物的单位产量有所提高，但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均占有量一直不高。而在肉类生产方面，集体制时期是鼓励家庭副业发展的，以猪牛羊为主的肉类生产呈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表5.2列出1950-1990年的粮食和几大类经济作物以及肉类的生产数据。图5.3是粮食，油料，糖料和猪牛羊肉人均占有量以1990年为基准（100%）的指数变化趋势。

表5.2 1950-1990年的人口，粮食，经济作物和肉类生产数据

图5.3 1950-1990年粮食，油料，糖料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变化趋势

从上图可以看到，集体生产制开始解体的1979年，粮食，糖料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较1950年都有较大增长，唯油料差不多持平。但在60和70年代的长时段内，人均油料占有量低于1950年，且大大低于50年代中期，使得城市中的人们对食用油长时期的低水平供应留下了深刻记忆。80年代油料，糖料和肉类的增长与前三十年比较确实可用飞跃一词来形容。虽然油料和糖料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化肥的使用，肉类的增长源于饲料粮的突破，但笔者对中国农民所取得的这一辉煌成就只能表示由衷的赞扬和敬佩。

3）客观的反思纠错与主观的宣传误导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存在一些弊端。70年代末，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各国和平建设的方向转移的历史关头，中国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战略转折。为了使中国农业在新形势下能够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对过去的失误进行深刻反思和对当时仍然存在的弊端进行有效的纠正，是完全必要的。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归纳起来，那三十年主要的失误和弊端在于：50年代集体化进程中的求快求全，在短短几年内就在全国范围内划一地实现了互助组 - 低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样几种组织和生产形式的转换，没有充分顾及到各级政府和全体农民对这些形式的适应需要相当的时间，从而造成了一些混乱，使农业生产在1959-1961的三年中遭受了严重损失；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虽然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适合农业生产一般性规律的指导方针，但也给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干部的贪污腐败甚至欺压百姓提供了方便，使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

然而，在反思失误和纠正弊端的过程中，全国普遍发生了夸大宣传的现象。比如，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推动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要是学习周总理总结的“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学习大寨的一些农业生产实践，像垒石砌坝造梯田等。整体上看，这个运动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但某些地方不是因地制宜，出现了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不计成本和实际效果的改土造田。而后来的一些宣传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夸大为全局性的错误，给一些人造成了农业学大寨是根本错误的印象。又比如林毅夫所提出的“博弈论”，将三年粮食大减产的首要原因归之于农民偷懒，根本就不成立，却被一些人尊为定论而当作否定集体生产的依据，全然不顾那个时期的农民在生活水平不高而工具又落后的条件下，却在农业生产和改造自然两条战线上付出了极其艰巨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历史事实。另外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甚至歪曲捏造的说法，像什么“取缔自由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被广泛宣传为集体化时期的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些宣传一方面在80年代初有利于推动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另一方面在90年代三农问题暴露出来后，被用来掩盖分田单干的弊端和维护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形式。然而，历史事实是不容歪曲和捏造的，呈清这些事实和寻求历史真相，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