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安年 -- 李靖岩

——胡笳十八拍，余音为谁而鸣？

前一章庙祀中我们提到蒋济。或许是因为亲身体验过幽冥的存在，蒋济从此难免对天地鬼神的力量心生敬畏。这种敬畏又与他半生所受的经典教育相糅合，使他体味深远，进而更加循规蹈矩的要求自己，凡事所做务必合于道德的要求。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他竟然不能将这种要求履行如一。在他的后半生里至少出现过两件他自认为失德的事情。他因此而背负了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以至于竟因此发病而死。

这两件事情说来也巧，全与司马懿有关。一次是导致他内疚死亡的罪魁，即受司马懿的指使，以其个人名义保证曹爽舍弃权力后将换得宗族富贵平安。但司马懿却欺骗了他，一待情势稳定便将曹爽以及相连各族一概杀的干干净净。另一次则是当所谓“淮南三叛”王凌起兵反抗司马懿之前，司马懿曾假作不经意的向蒋济打听过王凌的情况。蒋济在无心的情况下对之颇有溢美之辞，后来反应过来悔恨不迭。因为以司马懿的个性，倘若王凌子孙真如其所言均具有文武才能，那么一旦为敌司马懿就决不会让他们活着。

果不其然，魏嘉平三年，王凌因不忿司马懿诛戮曹爽欺凌君权而起兵讨伐之。兵败，王凌竟遭族诛。这个数十年前在旧京长安侥幸逃得性命的少年回溯一生，不知会不会有萧然之叹。数十年前，他的叔父也是如此。

王凌的叔父即汉王朝末年名臣司徒王允。近数百里，这个名字是与另一个叫做“貂禅”的耳熟能详的名字一起被中国人记住的。稍有戏曲或小说爱好的人还能脱口而出一连串熟悉的名词：虎牢关、连环计、凤仪亭、战长安……

王允性格刚直峭拔。这样的人在失势时也许还能因其政治素质而隐忍而深沉甚至曲意用计，就象他以一个侍女轻松瓦解了祸乱朝政的董卓与其最以为臂助的大将吕布之间的同盟。但一旦得居高位，他性格中的刚直就会毫无保留的显露出来。以至于即使诛却董卓也没能保得王朝的平安，混乱甚至尤有过之。因为他并没有明确的知道当时董卓诸党与王朝间或战或和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当董卓一朝授首，他部下的重将如郭汜、李榷、樊稠、张济等一时已茫然无措。和一切长于征战杀伐而短于谋谟筹划的武将一样，他们几乎已决定放弃手下雄兵而向雍凉逃亡。倘若真的如此做了，则王朝末年的纷乱就很可能自然而然的平复。但是这时候一个年轻人制止了他们的逃亡，并且三言两语向他们揭示出另一个比逃亡美妙的多的前景。率兵入都请求皇帝宽恕。说白了，就是用他们的铁骑和刀枪使朝廷收回成命。如果坚持不收，就武力解决。这个年轻人便是贾诩。之前，贾诩自己也被卷入董卓谋反集团。他献这个计策只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平安。日后当贾诩发现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差点毁掉这个四百年的王朝时，他也后悔不迭。

然而即使算上贾诩的无心之失，将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的首要责任者仍然还是王允。因为最基本的，倘若不是王允当时力主对董卓的一切附庸均施以严重惩罚，就不至于波及贾诩，贾诩也就不至于没事乱出主意。从这点来说王允与董卓这对死敌竟然也颇有共同之处，都缺乏长远的目光和妥善的行事手段，易走极端，不听劝谏。这并不仅是西凉联军杀进长安的事后之言。早在之前王允主掌朝纲不久时，就曾有人暗暗的断言王允的命运终将失败。因为他拒绝同僚们的劝谏，坚决将王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蔡邕处死。理由是其附和董卓。但董卓固然对蔡邕礼遇甚恭，蔡邕却说不上有何实际的附乱情况。因为他是在董卓“不来即死”的威逼下才不得不起身上京的。而是时王允本人也无非是在与董卓假意逢迎而已。即使单以道德而论，王允对蔡邕的严厉也已稍嫌过分，但可惜却已无力弥补。不久以后西凉联军攻克长安，吕布不敌而走，王允则被杀死。当时还是少年的王凌兄弟“逾墙逃生”。

而在这场混乱之中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也被人掠走，从此不知所终。

若干年后，一首名为《胡笳十八拍》的长诗流入中原。这首诗的作者，据传闻便是蔡文姬。是时已是建安年中，主政者曹操本身就是大诗人，又与蔡邕昔尝神交，于是拯救才女蔡文姬计划早于拯救大兵瑞恩计划一千七百余年实施。后来，新中国的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在他的剧作《蔡文姬》中重新描绘了这一历史事件。因为史料多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部《蔡文姬》和同时代许多历史名作如《关汉卿》一样，也在真实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加入了时代的认识和必要的情节铺陈。这部剧作与同时代的一个著名指示相呼应，进而使曹操数百年来的奸佞形象一朝洗雪。

只是建安年中的曹操绝想不到日后他拯救蔡文姬的善行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或者此即所谓因缘。终于，建安八年的时候，蔡文姬得以归汉。

按武侠小说的一般桥段，英雄如此倾力营救美人，美人自然也应报以温柔一笑，甚至以身相许。但建安八年的蔡文姬已非盈盈少女，又在边陲异域忍苦多年，以她的聪明才智自然已对世情有了透彻的认识。不会再象武侠小说的女主角一样简单而冲动。她选择的丈夫是曹操派遣去营救她的使臣。就这样在历史的大波澜下一个崭新的家庭又重建起来，并且开始营造幸福和安宁。而此时英雄曹操还在指挥兵马对袁绍的残部大举围杀。事实上，虽然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一举改变了袁强曹弱的格局。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袁绍尚有四州之地，吃掉这样的一个巨无霸需要相当时间和耐性，决不能一蹴而就。在我们从容的研究庙祀文化以及蔡美女时，曹操的征伐队伍一刻也没停止过。硝烟和白刃正与蔡文姬家冉冉升起的馨香和户外乍放的红梅相映成趣。

此时日后的所谓建安七子之中，陈琳和孔融已经出现。曹操本人虽有诗才，然而并不煊赫于当世。而以他的身份，即使写的不好，大家也知道该怎么说——这句可以有。建安八年，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曹操还是孤军。他的并有诗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一个刚刚成人，另一个还是幼童。而已经出现的两子，陈琳以骂曹操而闻名，那篇著名檄文写的如刀剑之利，即使曹操本人看过也不禁为之大汗淋漓。头风霍然而愈——文中并且提到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之流，一千八百年后，这两个名词重新出世并以小说的方式聚敛世人的目光和钞票。但陈琳在兵败之后为曹操所擒，并且聪明的表示了服从。曹操也就既往不咎。此刻他需要文化界的助力。但孔融不但也以骂曹操闻名，而且至今还在骂。虽然曹操已是实际上的王朝最高臣佐和统治者，但圣人之后的孔融丝毫没将其作为自己应当服从的理由，仍然我行我素。曹操一时也拿他没辙。好在孔融毕竟是文化界的名流，其骂曹操的拐弯抹角的隐晦有时曹操本人也要许久以后才反应过来。无论如何，建安八年之时曹操若想在文化界赢得声名指不上这两位老兄。

而蔡邕的身份就不一样了。蔡邕是王朝末年文化界的宗师级人物，而且生性随和，爱好奖酬后进。后世的不少文化名人皆出自他门下或曾受他襄赞，比方七子中才名最显的王粲。而蔡邕的弟子之一顾雍日后则成为吴国的丞相。甚至顾雍的名和字也是得自蔡邕。

对这样一位大贤的后代加以拯救，无疑使得曹操无形中赢得不少称颂和赞誉。建安八年，曹操已然明白战争不止刀兵血火这一种形式。恰相反，倘若只是举两军而决胜负，斗智斗勇，曹操自料天下已无几人堪为他的敌手。即使是名震天下的袁绍，他也不过只用了八个月便将其击溃，而后再也没有给他从容喘息东山再起的机会。此时袁氏的势力虽然仍零星有抵抗，然而胜利已可预期。但同时思想文化界的战争虽不见硝烟却异常复杂。即使取胜，也要经过周密的安排和反复的权衡，决不能象军事上对付袁绍一样以一个决战解决问题。虽然思想文化界中是时并没有象袁绍那样举足轻重的大敌。勉强说，应该是孔融吧。

孔融曾向曹操进言。虽然他从未表示过对曹操的服从，但一向倒也注意将矛盾保持在蕴涵阶段。他与曹操同为王朝的公卿，且有重名于天下，他的进言曹操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进言的对象是对王朝前太尉杨彪的政治迫害。杨彪以猛兽为名，实则却是以经学出身的贵族世家。据传说，杨家初祖杨宝曾偶动恻隐之心救了一双黄鸟，结果得到神灵的佑护，其后代屡世公侯，成为与袁家并驾齐驱的王朝末年著名大世家之一。然而袁家本枝势力已在若干年前受袁绍的牵连而被董卓清洗。余脉分散九州，潜力已不足以形成威胁，而杨家则堪称树大根深。杨彪虽然恭顺，曹操要奠定自己的威权就不能不对其下手。结果虽然孔融和荀家叔侄都极言劝谏，杨彪还是受到满宠的拷掠，侥幸留得性命。

杨彪之子杨脩日后则成为曹操的属僚，并且以聪明著称于世，与曹操诸子尤其是曹植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建安二十四年，曹植与曹丕间的夺位之争已见分晓。于是杨脩作为曹植的枝叶而被曹操处死。而深层的顾虑则是杨脩可能利用其杨家的潜力和影响力在日后曹丕即位时产生不利影响。曹操对自己半生以来与孔融的纠葛记忆犹新。他不想杨脩成为第二个孔融。而以杨脩的轻佻放诞过于聪明外露的性格，既处此要害之位，就不得不审慎对之。其状况类似于蒋家父子对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张氏虽有纨绔子弟之称且为民国四大公子之首，但直到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因车祸而引发病症逝世之时，与张学良私交甚笃的蒋经国趁机恳请父亲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仍答道：不能纵虎！

蔡文姬曾有机会见到杨脩。那是当曹操大军路过蔡宅时的顺道拜访，杨脩表现了极敏锐的才思，比任何人更快的破译了蔡邕所谓“绝妙好辞”的隐语。然而曹操实际不至于为这等小聪明而心生忌惮。毕竟同时代的王粲也有过目不忘之能。要点在于这些聪明才智是否能应用于政治领域并且形成助力或者阻力。

然而直到建安八年，思想文化界中象蔡文姬一样独立的存在已然不多。蔡文姬深知分寸，虽然曹操于她有救拔之恩，但事迹本身已足以昭显曹操的仁德，而不必自己再曲意俯就。此时九州之上的著名士人，要么则依附于诸强群雄，要么则远行辽东避难。或降或走，态度上必要明确。而于曹操而言。荀家叔侄的倾力相助是他初期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才顾及荀家叔侄的影响而放松对孔融或杨彪的挟制。然而孔融并不领情，一个空前的进攻正在酝酿之中。

进攻者的名字叫做祢衡。若干年后一折以他为主角的戏剧《击鼓骂曹》成为名篇。舞台上的祢衡和曹操都被油彩涂抹了面庞，在他们或低沉或激越的唱腔中飞扬的也并非建安年的历史。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在戏剧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并且轻易的以现实人物替代戏台上的角色。因此当祢衡滔滔不绝的唾骂奸贼曹操时戏台下静止的人群中会突然掀出一阵喧天的喝彩。尽管建安八年曹操试图将自己与文化界的关系尽量拉近，而且在随后的历史中主要是经由他的儿子曹丕部分达到了这一点，但数百年后曹操仍然遭到空前失败。苏东坡在他的笔记中记述，延至宋朝，说书中拥刘反曹的倾向已然明显。有听到刘备兵败黯然落泪曹操兵败则破颜欢笑者。曹操和祢衡的戏剧形象因此代表了道德上的邪恶与正义一方。这种象征虽然不符合历史，却很符合老百姓的淳朴的善恶道德观。在那个单纯的世界里善与恶正与邪根本对立而且泾渭分明。

但祢衡事实上并不象戏剧里那样仅凭对道德感的坚持和正义的维护就毅然站到曹操的对立面。孔融曾经向朝廷正式举荐过他，可见祢衡的目的即使与曹操也颇为相近，虽然祢衡不可能取得权力上的垄断，但他仍然试图跻身这一集团当中。然而祢衡又不能象曹操那样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权力集团的辅助建功立业，所以只能在道德上异军突起，以期引起朝廷注意。因此当然要界限分明的和曹操集团保持距离。虽然曹操集团中也颇有著名士人，世族以及汉朝宗室，并且有些与孔融也保持着良好关系。但祢衡仍毫不留情的对其一一表示蔑视。其言辞之激烈已近于人身攻击的地步。以至于一时群情骚动，纷纷不安。

这不得不令我们回忆起文初曾提到的王允。倘若王允是行事偏左，那么祢衡或者加上孔融就是思想意识偏左。他们共同的弱点是缺乏对具体情势的清醒的认识因此行事冲动，理想主义。王允、祢衡或者孔融这群人认为王朝的延行既然已垂四百年，其中的政体和维持王朝运行的儒家思想道德已经发展完善。一切尽善尽美，只是执行者或许未臻完美，以至现实和理想境界总是颇有差距。因此而更加强调道德文化对世人尤其当权人物的约束作用。至于既定的方针和王朝的传承在四百年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则可一带而过。总而言之，皇帝在朝，则按本朝政体皇帝自然享有绝高权力。虽然而今曹操把持朝纲，但倘若皇帝一朝振兴，区区孽臣仍然不足与抗。于理即是如此，至于具体操作细节，则因他们本身即缺乏经济才能而略过不计。因此思想上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倾向于皇帝，并与权臣比如曹操者相抗衡。这样的人，之前曾有，之后也还会有。比如清末之康有为。而倘若以现代人的好恶来评价他们，则是历史上虽有正面意义，但某些具体作为却比恶人更可恶。

最终祢衡的抗争终于以失败结局。除去《击鼓骂曹》的故事，祢衡还给后人留下一套鼓谱，即著名的《渔阳三挞》。倘若作为一个艺人或者行为艺术家，能够有此成绩已足欣慰。然而祢衡行为虽狂放，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有政治诉求的人。正因为此这个集团才能对曹操形成威胁，因此他的结局实属悲哀。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甚至影响了曹操对这个集团的整体观感。只是未有余裕挥动屠刀，但孔融的生命也已岌岌可危。最迟建安十三年，孔融将为他的作为付出沉重代价。文人本质而兼政治家毕竟与政治家本质而兼文人有所不同。正如涸泽中的两条鱼。不能相濡以沫，就只能相忘于江湖。

就此而言，重新唤起人们对蔡邕的记忆实在是颇恰当的一张好牌。蔡邕性格绝不刚直，处事又无棱角锋芒，学问渊博，奖掖后进。这样的人简直是天生的盾牌。更重要的是，他已死去。建安八年，倘若蔡邕仍在，以其在文化界的身份威望，当不下于孔融。然而和孔融比起来他几乎没什么政治诉求，因而几乎必然活的更久。只是这个盾牌如此明显，以至于连董卓都看得出并且抢先使用了。但即使蔡邕死去，仅在舆论上也与大势无碍。只要制造出相应的倾向即可，而还不用顾虑蔡邕本人的感受。西谚有云，一个好的政客就是一个死的政客。学者也如此。

建安八年，文姬归汉。在本年的历史之中，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资治通鉴》孝献皇帝己卷建安八年篇中就干脆没有提及。然而正是这件小事标志着曹操在另一个领域战争的开始。本年之中曹操两边作战，一边激烈血腥，一边悄然静谧。此举也可以说百忙之中打一手闲牌。它的积极意义要到数年之后才昭显出来。因此可称为深谋远虑。七年以后，曹操发表了一篇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著名奏章，其中以感人的语调叙述了曹操对王朝的毕生忠诚。但今天我们只能说，虽然曹操未亲身那样做，但他的确已准备的足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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