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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次救我

妻属于不和人争高低，不惹事生非，安份听话那种知识分子；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的那种医生。她生前，我从没想到，她曾经多次救过我的命，是这些年才忽然意识到的。

解放前夕，要不是她托友人给我送来两张回四川的船票，我肯定留在南京。我离校后，我的垫中同班同学董俊松，是学生运动中“四一大血案”时的总指挥，南京解放后是学校校务委员。我不回四川，完全有可能和他一块参加西南服务团，可能一块分到云南江川，在江川和他一块去的几个同学，都在征粮中被土匪杀害了。

我把这看成是她“第一次救我”，是言过其实，还是言之成理？

我前面讲，要不因为妻在重庆实习，我决不会那么匆忙去重庆，决不敢抛弃那么多老师，更不敢“对抗组织”，拒绝到垫中任职。如果去了，后果呢？上一节讲了傅伯雍，这里再对比讲一下盛国玉。

盛国玉的丈夫叫余梓成，是地下党员，但她并不知道。只是因为游中相那个日记本上记有盛国玉的名字，她糊里糊涂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关在第二女牢房，和江姐、邓惠中、胡启芬等关在一起。当她被关在重庆长官公署二处时，曾见到了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杨还告诉她：“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她觉得很荣幸。

大屠杀时，盛国玉的床正对牢门窗口，冲锋枪扫射时，真是奇迹，竟没有打中她。特务进屋来补枪，用枪托打了她几下，她没有动，特务认为她早死了。特务出去后，屋里还有胡芳玉活着，胡芳玉听见她床响，叫她起来，喊她：“快走啊！”在门外的特务，听见屋里有响动，从窗口对着胡开了一枪，胡死了。以后，盛国玉不敢乱动，直到火烧得大了，屋顶都快塌了的时候，她觉得熬不住了，心想，与其烧死还不如象胡芳玉那样被枪打死好受些，于是她鼓足全身的劲，跳过门口的两堆大火，闭着眼睛，纵身跳下一米来高的台阶，跳到了院坝里。她原以为特务马上会向她开枪，想不到等了一会，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特务已经撤了。她跑到离八室不远的厕所，躲在尿槽里，直到天亮，老乡进来把她救了出去，躲到重庆解放。

在那次党内肃反斗争中，傅伯雍定性为“内控叛徒”，盛国玉呢？既然认定陈鼎华是她出卖的，陈已在大屠杀中牺牲了，盛国玉该定个什么罪、戴个什么帽子呢？她不是党员，不能定“叛徒”，那些人想来想去，终于给她找来一顶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坏分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盛国玉“坏分子”的帽子，戴到什么时候才摘了呢？她和傅伯雍同案，傅1980年摘帽，盛也是拖到1980年，才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不过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好年华已逝。那些年，没有补偿政策，让你回去仍然当个小学教师，已经对你够宽大了吧！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个主题歌，其中有句歌词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盛国玉连她丈夫是共产党，她都不知道，她怎么可能去出卖陈鼎华呢？那些高明的福尔摩斯，他们的“推理”水平怎么就那么低呢？除了明知故犯，你找不出任何解释。

用这两个人的生动例子对比，是不是可以这么假设：我如果留在垫江当校长，会戴上什么帽子呢？可以说你和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吧？如果老师中有人出了问题，可以说你是包庇反革命吧？在“三、五反运动”中，你两任校长还不当“老虎”，谁来当？旧知识分子翘尾巴，你看不起、打击排斥工农干部，对吧？反正，无论定你个什么罪都可以，革命的需要，运动一来，凑百分比也得把你凑进去？当然，这是“推理”假设。

妻这“第二次救我”，总不能算我找话来说吧！那么严肃、沉重的事，哪敢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