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猴年马月】国之瑰宝 -- 京虎子

　　摘　要　作为中国现代生理科学的奠基者，林可胜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他生于新加坡，持英国护照，但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一生经历过两种生涯：一方面，他是个杰出的生理学家和生理科学的组织者、领导者，既为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朽功绩，又丰富了世界生理学宝库；另一方面，他是个忠诚的爱国者，在祖国处于危难关头，投身于抗日前线战地救护的组织、领导工作，舍生忘死、忍辱负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对腐败官场的失望和对科学事业的向往，使他在中断科研十余年后重操旧业，在大洋彼岸再创佳绩。尽管客死他乡，生前始终关心着自己祖国的命运。

　　关键词　林可胜，生理学，奠基人，生平

　　中图法分类号　K826.1

　　林可胜博士是公认的中国近现代生理学奠基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尽管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撰文介绍［1―7］，然而笔者于1996年10月在位于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勤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RAC)调研期间发现的有关他的珍贵档案多系有关传记作者所未曾见到者，故能澄清一些事实，并补其所缺。因而，在对前人工作及有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分析并参考有关背景材料的基础上作成此文，以就教于诸位有兴趣者，并对林可胜博士百年诞辰志以纪念。

1．异域成长，才华横溢

　　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祖籍福建海澄(今属福建龙海市)［8］，英国国籍(1955年入美国籍)，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

　　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字梦琴，1869―1957年)出生于新加坡，虽然家境贫寒，靠当鸦片种植园助理管理人员的父亲以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计，但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国女皇奖学金，去英国留学。1892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8］，1893年在英国《生理学杂志》发表二篇论文 ， 这是迄今所知华人在近现代生理学方面所做的最早工作［9］。林文庆回新加坡后，除了开业行医，还积极从事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活动，曾任孙中山的随身医生和机要秘书、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1921年在好友陈嘉庚资助下，创办了厦门大学并担任该校首任校长(至1937年改国立止)。林可胜的母亲黄端琼也是福建人(其父黄乃棠曾任福建省长)，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曾在林文庆等人创办的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任教。林可胜在四个男孩中排行居首，“博比”是他的昵称。年仅八岁，博比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的苏格兰，托付给一位朋友照料。这位父亲的老朋友是位药剂师兼巡回传教士，长年从一个教区到另一教区巡回传教。小博比因之也就过着游荡不定的生活，这使他形成了独立顽强、坚韧不拔的性格。

　　1911年，林可胜进入爱丁堡最好的一所学校――沃森学校(George Watson's College,Edinburg)。他喜爱绘画，有着相当高的绘画才能，曾打算成为画家，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父亲要他学医的劝告，1913年从沃森学校毕业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入伍，1914―1915年服役于派驻到法国的英国印度远征军，在军医部队担任准尉，从事对新兵进行战地救护训练工作。当时华人地位非常低，以至于这个军队中的新兵――印度大君的公子们根本不把年轻的博比放在眼里，拒绝听从这个“中国佬”的指挥。这使作为华人的林可胜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下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华人不比任何其他民族的人逊色。

　　1916年，林可胜获准返回爱丁堡继续学业。他以旺盛的精力刻苦学习，先后获得了该校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药学和病理学等多系授予的奖章［10］。1919年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同时获得医学和化学双学士学位。返回学校不久，由于家中发生经济困难，无力继续支付他的学习、生活费用，他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计［11］。自1917年起，他便在课余一边去爱丁堡皇家医院兼职(任House Service)，一边当爱丁堡大学生理系助教，担任沙佩-谢佛爵士(Sir Edward Sharpey Schafer,1850―1935年)的助手(1917―1918年)［12］。沙佩-谢佛教授是英国著名生理学家，他以其对内分泌、神经细胞和脑功能定位的研究工作而著称。早在1910年，他就提出尚待证实的胰脏中小岛所分泌的活性物质应称作“胰岛素”(insulin)；他所著的《组织学基础》是该领域使用最广的一部英文专业书；他还于1908年创办了《实验生理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hysiology)［13，14］。林可胜在为这位大师当助手期间，不失时机地向他学习各种实验技能和方法，在其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自1918年起，连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他精力过人、勤奋刻苦、思维敏捷、有很强的独创能力和很好的为人，因而深得沙佩-谢佛的赏识。1919年林可胜一毕业，便被破格聘为生理系组织学讲师。林可胜不仅在组织学上有扎实的功底，而且对生理学其他领域知识也掌握得很好。他学识广博，绘画才能在教学时也派上了用场，能在课堂上边讲边用双手同时作画解说，课教得十分生动活泼，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授课之余，他继续随沙佩-谢佛教授从事生理学研究，各种实验都做得很漂亮，对问题的研究有独到见解。1921年，他获得了生理学博士学位(Ph.D.)，同时被授予“好先生奖学金”(Goodsir Fellowship)。他的导师沙佩-谢佛没有民族偏见，是个重才的伯乐。1922年，他聘林可胜当自己的高级助手(即高级讲师，相当于美国的襄教授，即associate professor)。1923年，林可胜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会员。

2．易地深造，心系祖国

　　1920年，林可胜与一位苏格兰著名船舶设计师的女儿陶伦斯(M.Torrance)结婚。不久，他们的长子詹姆斯(James,昵称“吉米”，Jimmie)出世。以林可胜的收入(一年625英磅，并将在三年内逐年增至教授工资的下限水平)，维持一家人安逸的生活不成问题［11］。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又在世界知名学府担任稳定的职务，这一切照理该使他满足了。然而，此时他却动起了回国的念头。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虽然有英国籍，但他的华人血统不能改变。他亲身经历过无数的受人歧视之事，他是靠着自己的顽强努力才得到如今的地位。然而，要想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使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在英国是不可能了［15］。因为按英国大学的传统，每个系只设一位教授席，教授不退休，则高级讲师就是最高的职位。在林可胜看来，不当教授则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认为，华人在世界上备受歧视，正是因为自己的祖国落后，如果在中国发展科学，使之强盛，就迟早能改变这一状况。林可胜下决心回祖国创业，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妻子和恩师，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正在当厦门大学校长的父亲获悉了儿子的打算，也分外赞许。

　　为了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以便为回国作准备，林可胜希望利用校方给他的为期9个月的长假赴欧美其他大学做访问研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家庭的责任感使他不愿为了自己而致妻儿在生活上陷于困境［11］。因而当他获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为支持中国学生出国深造、回国服务，设有专项奖学金，便于1922年10月7日给在纽约的驻华医社负责此项工作的书记顾临(Roger S.Greene，1881―1947年，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去信，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简历和家庭背景，询问象他这样情况能否申请资助［10］。他的信引起了顾临的重视。顾临对这个年轻人的教育背景、学识和志向很感兴趣，驻华医社在中国成立的远东样板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正需要象他这样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中国人加盟。他立即给林可胜回信，欢迎申请，并问如果得到了奖学金，是否愿意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一年［11］。与此同时，顾临还给林可胜的导师沙佩-谢佛教授去信，向他了解林可胜的情况，特别是教学和研究能力［16］。

　　林可胜回信说，他并没有确定回国后的具体去向，他此生的主要目的是回到中国教授生理学，并象在西方时那样，有效地从事研究工作。然而，为了他的家庭生计和他的导师、同事以及自己的名誉，他不能在没有适当薪水和较高职位保证的情况下去协和医学院任职。如果基金的申请条件只是期满回国工作，而不必保证一定去协和，那么他就申请［11］。沙佩-谢佛教授则在回信中说：“他(林可胜)已经有了一个卓越的经历，他很可能在科学上成名。我看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创造性的工作。尽管是个中国人，他自1917年起就在我的系里，现已成为我的一员高级助手。他是个相当好的教师，……他完全有资格在任何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17］

　　林可胜得到了奖学金。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他于1923年8月初携家启程，先到德国柏林，对一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并对生理系进行考察［18］，三个月后抵达美国。他最初计划按沙佩-谢佛教授的安排，先在芝加哥大学卡尔森(A.J.Carlson，1875―1956年)教授的生理系进行为期三个月访问研究，然后再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厄兰格(J.Erlanger，1874―1965年)教授或哈佛大学的坎农(W.B.Cannon，1871―1945年)教授的实验室［19］，然而，卡尔森教授实验室的工作吸引了他，使他一直在那儿工作到回国。

　　赴美前，林可胜已在从事与消化生理有关的研究，并已就胃粘膜、胃液分泌及胃激素等问题发表过数篇论文［10］。其中于1922年发表的关于胃粘膜的显微解剖学论文以文笔流畅、观察广泛细致、论述详尽透彻、结构与功能相联系而著称［1］。当时，国际上胃肠生理学研究正处于低谷时期。在俄国，巴甫洛夫已经转向研究条件反射；在美国，坎农发现自己被X射线灼伤后，也停止了对消化机制的研究。全美唯一在胃肠生理学方面颇有名气的实验室就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卡尔森教授的生理系，在那儿，许多工作由艾维领导的小组进行着［1］。胃液分泌的机制是当时消化生理的前沿课题之一，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英国的埃德金斯(J.S.Edkins)于1905年提出“胃泌素”(gastrin)理论，但后来人们发现，胃粘膜提取物中都有组胺，而组胺本身就可刺激胃液分泌，因而该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林可胜在芝加哥与艾维合作，对胃液分泌的调节机制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全胃瘘狗观察肠期的胃液分泌，以及神经与体液调节的关系等；还观察到脂肪食物可抑制胃的基础分泌以及由刺激引起的胃液分泌［4］。在此的访问研究不但使林可胜学习并发展了一些新方法，而且使他对有关问题的技术设计和思路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年的欧美进修为他日后回国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取得了第4个学位――科学博士(Sc.D)。

　　林可胜无疑以自己的行动给芝加哥大学的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驻华医社考虑推荐林可胜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克鲁克山克(Ernest W.H.Cruickshank)1924―1925学年休假期间作为襄教授接替生理系的负责工作，征询系主任卡尔森的意见时，卡尔森答复说：

　　　　“迄今为止，林可胜博士给我的印象是，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上，他都是个一流的人才。他有很好的素质，思路清晰，非常勤奋。他给我们每个人，甚至给那些对华人抱有偏见的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如果一旦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实验室的任何生理学课交给林博士来上。我认为，他完全有资格担负起在北京的生理学工作，当然，这得假定那儿校董会的欧美成员没有对华人学者的个人偏见。”［20］

3．回国创业，成绩斐然

3.1　到协和任职

　　林可胜在赴美前接受了父亲为他做出的安排：回国后，白手起家，在厦门大学成立医学院，担任生理系教授。为此，他辞去了在爱丁堡大学的职务，并在离开英国时就把家具等生活用品直接寄到了厦门。工作之余，他考虑的是回去后如何创业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积累经验，他曾计划在厦门的临时实验室建设期间先去条件优越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当时称“生理科”)呆半年，以观察那儿的教学方法并继续进行研究［21］。因而，当顾临再次问他是否愿去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一年［22］时，他在回信中谈及了自己的计划，有条件地答应了提议［21］，即，不能以襄教授，而应以教授的身份去北京工作，并且要有相当的薪水保证。为了把林可胜争取到北京工作，协和医学院做了一定让步，请他当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自1924年7月1日起，任期1年，但年薪仍相当于襄教授，8200元大洋。驻华医社于1924年3月22日正式通知林可胜这一任命［23］。父亲林文庆原打算儿子回国后立即去厦大，此时同意了协和的安排，准予林可胜1年的假期，赴京上任［24］。此后，林可胜在业余时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国内开创生理学事业。例如，利用协和优越条件为厦大培训师资；为协和生 理系物色职员、添置设备；计划教学工作的安排及课程设置、研究经费的预算，等等［25―27］。此时的林可胜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于1923年添了女儿埃菲(Effie)〕，他无暇顾及家里，一心扑在事业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长期以来，我一直以工作为重，为了研究和深造，几乎牺牲了家”［21］。1924年，回国前，他家周末有一位常客，他就是随卡尔森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张锡钧，来自天津，是清华留美学生。林可胜与他常常谈及回国后的打算，共商发展中国生理学的设想：在国内开展生理学研究，并编写验讲义，开设实验生理学课程，改变中国生理学只讲课、学生不动手做实验的状况［6］。后来，张锡钧也成了协和生理系一员骨干，在抗日战争爆发、林可胜南下抗日后，接替林可胜成为生理系代理主任。

　　1924年8月2日，林可胜携家离开美国，先去加拿大参加8月6日在多伦多举行的英国生理学大会，然后于8月14日从温哥华乘轮船回国。他先抵厦门，为在厦大成立生理系进行筹备工作。10月10日左右举家抵达北京，住在姨父伍连德家闲置的住房里，安顿好生活后就上任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驻华医社在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下在中国创办的一所以西方先进医学校为模式的学校。该校由于其目标在于通过提供可与欧美最好的医学校相比的医学教育来培养中国的医学科学领袖人才，因而学校经费充足、设施条件及待遇比当时国内任何大学都好。这里的系主任和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以上的职员多由外国人担任。生化系工作由吴宪负责，在教学、科研上颇有起

色；但生理系在林可胜到任前成绩平平，除系主任外，仅有一位外籍讲师、二位中国实验员、一位机械师和二、三名勤杂人员。系主任克鲁克山克对培养中国教师和开展实验教学并不热心，也不善与他系合作，开展科研。林可胜一到任，便付诸实施在美时的计划，在医学系和病理系的合作下，开设了有实验操作的生理学和实验病理学选修课，并与药理系的陈克恢、解剖学系的马文昭合作，吸收了三位协和的学生〔从发表论文情况看，他们应当是侯祥川(1924届，刚毕业留校)、柳安昌(1928届)、卢致德(1929届)〕开始其研究工作。在给顾临的信中，林可胜汇报了工作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感受：

　　“我很喜爱在这儿的工作，但我感到，这里尚缺乏足够的科学气氛。在这儿，人们认为‘中国学生不注重实践’，这种现象是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学生们受到的指导太多了。……今年冬天，我要让学生们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由，并鼓励他们在处理手头工作时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正是由于如此，我已经给两个有条件的(但不一定是好的)学生大量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我足以乐观地感到，我不会失望。”［28］

　　林可胜的到任给生理系带来了生机，教学、研究工作积极推进，与其他系的合作也颇有成效。校方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为了留住这位难得的人才，不惜辞退原系主任克鲁克山克(尽管他一再表示愿在林可胜手下继续工作)，让林可胜正式接替他的工作［29―31］，但待遇也与前者一样，是襄教授，年薪照旧。任命自1925年7月1日起，至1927年6月30日［32］。此时，林可胜的原聘单位厦门大学由于财政困难和闹学潮，建立医学院及生理系的计划已难实现。当时国内又无其他机构条件能与协和相比，而且林可胜在此的工作已经走上轨道，这儿的环境又有利于他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有条件地接受了协和校方的正式任命［33］。林可胜给自己上了满负荷，安排了许多课题，做开支庞大的预算以加快生理系的建设。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曾一度把太太和孩子们送回了苏格兰。

　　1927年，他的家庭遇到了不幸：年初，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因患麻疹并发肺炎而夭折；年底又有小儿子患脑膜炎病逝。一年内痛失二个孩子对重感情的他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然而，他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他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于1927年7月1日起被校方提升为生理系主任教授，在这一位置上他一直工作到1937年南下参加抗日。

3.2　开创中国生理学事业

　　一项事业能否形成和发展，其快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就其本身而言，关键得有具有影响力和事业进取心的带头人。林可胜虽不是第一个回国从事生理学工作的学者［34―35］，但他所具备的素质、抱负，以及所处的环境，使建立中国生理学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林可胜到协和上任后，从抓生理系建设和科研、教学活动入手，通过把协和办成国内生理学的重要基地进而带动全国生理学的发展。为此他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

　　(1)队伍建设　采用向上级求援、自己物色、与他系合作、培养在校生和进修生等“多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人员不足问题。他“是个能干的人，很讨人喜欢，人格也很好”［36］，充满活力又富有感召力，因而很快便在身边建立起一支很有实力、在当时全国高等学府中阵容最强的生理学教学、科研队伍，并建立起与该校其他系的融洽的合作关系，使生理学队伍无形中得以建立并发展。

　　(2)教学改革　过去，协和的生理学教学也是授课多，实验少，考试出偏题，以致学生视生理学课为畏途。林可胜则采用增加实验、减少授课、开设讲座、注重对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培养等措施，教学中循循善诱、不拘形式，并吸收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担任助教。他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此吸引了一些学生对生理学产生兴趣，进而以之为终身职业。在1927年一年级学生期末生理学研讨会上，学生们的出色实验操作和演示使应邀到会的校长胡恒德极为赞赏，认为这是林可胜在教学中的成功［37］。

　　(3)基础设施建设　为改进生理系设施条件，以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林可胜制定了庞大的开支预算，为此曾引起校预算委员会的异议。对此，林可胜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寻找多种途径改善设施。他曾带领同事们在附设的机械室用了约一年时间设计、制成多种生理学实验仪器，并把部分仪器推广于国内其他教学机关，不仅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而且也为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促进了全国生理学实验室建设。

　　(4)科研活动　科研活动始终是林可胜生理系的重心。如前所述，林可胜一到协和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这里的研究多是国际前沿课题，如消化生理方面的胃肠运动及分泌机制，神经生理的神经-肌肉接头、神经递质，血液生理中的血液化学、血液凝固机制，循环生理中的血管中枢的定位，代谢生理中的氮、脂肪、气体及糖代谢等，均取得重要的成果，其中在消化、循环、神经生理的有关成果曾引起国际生理学界的关注。以课题研究培养人才，追求高水平、有创见的研究是林可胜的主要领导思路。

　　(5)人才培养　林可胜领导的生理系不仅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生［4］。由于他对研究生和进修生的训练有一套完整的全面计划和要求，并严格执行，因而所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好的素质、水平，大多数成为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年轻有为的林可胜以自己的学术水平和领导才干使协和生理系在短期内面貌一新，到30年代，在国际上，一提到中国生理学，就会自然地提及林可胜和他领导的协和生理系。

　　生理系的工作局面打开后，林可胜的注意力便开始向全国拓展。组织全国力量、开展学术交流是中国生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他借鉴欧美有关学会的经验，开始酝酿成立中国自己的生理学会，创办自己的刊物。经与生化系主任吴宪商讨、筹备，并联络协和及国内其他具相当条件的中外学者，1926年2月27日，在林可胜的主持下，中国生理学会在协和生理系开会宣告成立。林可胜担任该会的首任会长(1926―1928年)。在他的筹措、主持下，学术季刊《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也很快于次年春季创刊［38］，他担任该刊主编。林可胜头脑开放，眼光远 大。在科学上，他信奉“科学无国界”。因而，由他主持的生理学会对在华工作的生理学者不论国籍、地区、学派，只要够水平，均可入会。对向杂志投稿的作者也是如此要求。

　　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后，以积极的姿态，有效的方式，团结全国生理学者，不拘一格地开展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止活动。而《中国生理学杂志》则由于其学术水平高、印刷质量好而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学会和杂志对生理科学在中国发展并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诚如现任中国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王志均先生所说：“中国生理学会的成立与《中国生理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我国的生理科学由萌芽时期飞速地进入近、现代水平，成为我国生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4］林可胜对中国生理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3.3　科研创一流

　　林可胜是个多产的科学大师，自参加工作起，除去12年的战争年代，他始终活跃于生理科学的前沿领域，发表论著计约90余篇。回国后至抗战爆发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消化和循环生理，其中前者是他在国外工作的延续和深入，后者则始于1936年，均处当时国际领先地位。

　　3.3.1　消化生理研究　林可胜以其精湛的动物外科技术，在狗体上制成全胃瘘、活体灌流胃、移植胃等，成功地和他的同事以及学生们进行了有关胃的多方面研究，其中主要包括：(1)用组织学方法探讨胃腺细胞的分泌步骤；(2)胃的基础分泌及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对胃液基础分泌的影响；(3)去神经的活体灌流胃的分泌情况以及胃的血管舒缩反应；(4)机械刺激对胃液分泌的作用；(5)胃液分泌的调节机制；(6)脂肪在小肠中抑制胃液分泌和胃运动的机制等。其中最后一项工作是林可胜的代表作，引起国际同行的瞩目。在这项工作中，他于1930年发现并命名的“肠抑胃素”(enterogastrone)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种激素，尽管它至今未被提纯，但它无疑是存在的。这一发现被公认为是一项经典性工作［4］。

　　3.3.2　循环生理研究　血管的中枢定位是循环生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国外有人用局部电刺激的方法指出，延脑内存在着心血管中枢，可分为加压和减压两个分开的部分。林可胜等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用电刺激延脑观察血压反应的同时，还观察了全身许多器官的反应，发现加压中枢不仅与调节血压有关，而且可促进多方面的交感神经的作用，因而是个交感中枢；而减压中枢则为与副交感系统无密切关系的交感抑制中枢。这两个中枢在鱼、两栖、爬行、鸟和哺乳类动物中都存在。林可胜等人的这项工作持续到1939年，尽管他本人由于南下抗日未能做完，但他的同事、学生沿着他的思路和方法继续了下去。协和人在该领域的有关工作一直受到国际生理学界的重视［4］。

3.4　爱国学者

　　从表面上看，林可胜是个非常“西化”的人：生在新加坡，自幼受教育于英国，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乃至生活方式，都很“洋”。然而，了解林可胜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他的外国同事们尤其这样认为。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林可胜义愤填膺。他毅然二次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参加游行示威，同时还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以援救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学生和市民。为此，1925年7月，驻华英国公使曾派非正式代表去协和，找到校方负责人，表示了对林可胜行为的不满，并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国护照。”［39］得知此事的林可胜并未被吓倒，1927年，他又曾带领学生卢致德悄然上街，四处张贴由他亲笔所画的反对英国人在租界对华人施行暴行的宣传漫画［40］。

　　林可胜具有很强的参政意识。1926年成为协和预算委员会(budget committee)成员起，就积极参加协和的管理工作。1935―1937年任协和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执行院长职务。他为争取中国职员的平等地位和待遇进行过多方努力；面对中国对医学的亟切需要，多次与校方交涉，探讨改变办学方针。1928―1930年间，他兼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他对中国医学教育体制和如何发展国家医疗卫生事业进行过调查和思考，为此曾撰写过《苏维埃俄国的医学教育》和《国家医学》［41］。尽管“科学无国界”，但中国需要发展科学以求富强，为之他不懈地努力。凭着在科学界的声望，自1927年起，他担任了“中基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审查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起成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员。他一直打算在国内办一所学术水平可与协和相比的医学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曾通过教育部的资助，在协和生理系培养了一批教师作为储备力量。不幸该计划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未实现。

　　林可胜的爱国行动为少数外籍同事不解，他被指责为“超级民族主义者”、“好战分子”。他的外国朋友则为他辩护道：“中国的确需要有象他这样的人来关心国内事务。而且，外国人也许就是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得太多了。”［42］

4．投身抗战，忠诚报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以后又向华北进犯。1932年春，华北战事紧张。为了能及时抢救受伤的抗日将士，林可胜在协和发起并组织起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抗日救护队，成员均为协和的中国职员和学生。林可胜亲自设计救护队的各种用具、服装及运输工具，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战地救护训练。救护队于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在林可胜的带领下，曾开赴古北口、喜峰口、多伦等抗敌战场，担负起艰巨的救护任务［4，6，43］。

　　“七*七”事变前，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为了中华民族利益，林可胜向协和校长胡恒德(H.S.Houghton)提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将士服务。胡恒德考虑到美国及校方的自身利益，不敢得罪日方，便拒绝了林可胜的提议，并建议林可胜去英国休假［44 ］。1937年7月初，校务会正式批准了林可胜休假1年、赴欧学术考察的申请［45］。据档案记载：早在6月底，林可胜就带着向校方预支半年的工资和赴英往返旅费离开了北平(京)，7、8月间去向不明，9月中旬回北平，几天后便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他妻子已于1936年6月病逝)去香港，准备由之前往英国［44］。离开协和前，林可胜已向胡恒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参加抗战［46］。因而，当他在香港见到老朋友、前协和医院院长、当时任南京政府卫生署长的刘瑞恒，得知前线国民党军队军医力量薄弱，大量伤员亟需救护时，就立即决定把孩子送往新加坡，然后去南京从事战地救护的组织工作。对此行为，林可胜在与当时也在香港的驻华医社代表冈恩(S.M.Gunn)的谈话中理直气壮地说：“我在休假，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　［44］

　　林可胜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主任。1937年底，他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亲任队长。总队的主要任务是：组建具有相当技术力量和设施的医疗、医护队并将其派往前线和后方的各部队医院协助医护工作，筹办各种医药器材，组织运输队以运送药械和伤病员，协助当地的民众进行救护工作［47］。当时形势严峻、困难重重，最大的难处是缺乏人手、资金不足和药械短缺。为争取更多的力量投入救护工作，离开香港前林可胜曾给驻华医社的格兰特(J.B.Grant)去信(在当时环境下他已不可能直接给北平方面去信)，希望通过他向协和求援。他在信中提出几点希望：(1)协和改变其办学方针，为抗日服务；(2)在协和工作的留学回国教职员全部到南京去帮助抗战；(3)协和校方为所有南下抗战的教职员保留职位。他还坚定地重申了自已的观点：

　　“我必须说，我不能回到日本占领区去工作。……我的初衷是为四万万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华北的一万万人。驻华医社对此持何态度?难道华北应当由日本控制?我相信，许多教职员是(或可能是)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无动于衷的。”［48］

协和校长虽说“对一个于自己祖国的富强有着强烈意识的人无可指责”［49］，然而，由于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因而没有改变办学方针。尽管如此，林可胜凭着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许多协和医护人员及学生参加到他的工作中来，其中多为当年(1932―1933年)协和救护队成员［43］。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组织、训练工作，成了各救护队的领导和骨干，至1939年，已带领数十个救护队遍布全国从南到北的每一个主要战场［50］。随着战事的扩大，救护力量仍显不足。为此，林可胜于1939年前后成立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担任所长。几经周折，该所落脚于贵阳郊区图云关，并发展成战时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先后为部队培训各级医护人员数万人，贵阳也因之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医疗中心［7，51］。1941年，林可胜又派人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分所［47］ 。与此同时，为了战时和战后重建医学教育的需要，林可胜还计划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其分所逐步办成医学校，并计划根据“教育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先办一所6年制军医学校［52］(目前尚缺足够资料证明林可胜计划中的这所军医学校当时是否建成，该校并非当时已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后者始建于清末)。

　　为解决药械、资金不足的问题，林可胜四处联系在国外的朋友、同事，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对援华持不积极态度，为此林可胜在致驻华医社的信中表示出强烈的遗憾：

　　“(局势)多少次都是那样地毫无希望，以致我们不得不感到：正义和民主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我们经常自问，有着宗教和理想主义的美国为什么对侵略者的行径不去加以制止?……难道美国真的把其贸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50］

面临种种困难和挫折，林可胜始终坚持不渝。由于他的影响和多方努力，加上国际战场的局势变化，中国的抗日救护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来自各方(包括海外华人)的大量经济资助和药械、书刊等纷纷寄到了救护总队，有力地支援了救护工作。

　　作为战地救护工作的领导者，林可胜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于救护前线。1942年，他带领医疗队参加了来华帮助抗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J.W.Stilwell，1883―1946年)领导的远征军行动。经过26天的艰难跋涉，穿越了被日军封锁、无路可循的缅甸丛林，终于完成了任务。林可胜在这次行动中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美军的高级勋章［53］。

　　林可胜对中国科学和国家的贡献感动了美国科学界。1942年4月28日，他被一致通过，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据记载，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生理科学的先驱、把所领导的生理系保持于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为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对之贡献、建立了中国生理学会，以及把现代医学和外科学应用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杰出能力。”［54］

　　然而，这样一位舍生忘死、忠诚报国的科学领袖自1941年起却不断承受着来自内部的种种摩擦。林可胜在国际科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颇使一些人忌妒，而他那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性格又使他不能适应国民党政府的官场习气、应酬复杂的人事关系。他主张联合抗日，曾派救护队去延安工作，并向延安调拨医药物资［50］，这些使别有用心的人找到了排挤他的借口。1942年下半年，他被迫辞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1943年初，由于被指控为“滥用资金”、“共产主义”和“渎职”而被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位置上撤职查办［55］。尽管审查不得结果，仍于1944年初被“清除出局”，处于失业状况［56］。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对他的处境极为关切，纷纷为他在美国大学联系工作，请他赴美。英国著名生理学家希尔(A.V.Hill，1886―1977年)教授也表示欢迎他去英国［57］。然而，林可胜去美国后选择了参加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的工作，并于不久回国，作为援华会的顾问继续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工作［58］。

　　1944年末，国民党内部人事调整后，林可胜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医署长［7］，恢复了对战地救护工作的组织、领导。为保证让有限的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人才全力为抗日救护服务，林可胜曾致信美国有关方面，请求暂时不要考虑给有关人员留美奖学金，并希望在战事缓和后安排一些服务年限较长的人员赴美恢复健康、更新专业知识。［59］。恢复工作后，林可胜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的美国朋友们深知他的性格，暗暗地为他担心［60］。

5．“解甲归田”，再返科坛

　　随着国际战场局势的变化，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为了在战后能很快恢复科学研究，1944年底，林可胜筹划成立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委托其学生冯德培负责具体实施。1945年1月1日，该所筹备处成立［61］。为发展战后军医教育，胜利后，他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合并，在上海组建了国防医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满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然而，不久战事再起，他的计划仍难实现。为人正直的林可胜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此时对政府当局的腐败官僚已失去信心。1948年末随校迁往台湾后不久便辞职赴美。

　　抵美后，在老友艾维教授的帮助下，林可胜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任客座研究教授，再度 进行消化生理学的研究工作。尽管离开实验室已愈12年，扎实的功底仍使他很快地适应了研究生活。 这里不象昔日在协和那样，有不少学生当助手，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只有一位不很得力的助手，因 而包括遛狗在内的许多杂事都得自己亲自去干。作为一名杰出的生理学家，林可胜对此并不计较，重 返科学舞台是他的心愿。翌年，林可胜改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克莱顿大学生理药理系主任教授［4］。 1952年起，任职于印第安那州麦尔斯实验室(the Miles-Ames Research Laboratory,Elkhart,Indiana)，为生理药理部主任，一度主持包括治疗热带病在内的化学药物的研制及生理机制的研究［62］。1959年起，担任麦尔斯新成立的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Miles Medical Sciences Research Laboratory)主任，直至1967年退休。

　　正是在麦尔斯实验室，林可胜开始了他富有成果的晚年科学生涯。他在这里从事痛觉的神经生理和镇痛药作用机制的研究，先后发表约20篇有关论文。直至去世前不久，还为《生理学年报》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完成了一篇关于痛觉的综述文章［53］。国外有学者认为，“或许正是这项工作，使他被人们永远铭记”。［1］

　　对于痛觉的机制，过去医学教科书中一直认为，疼痛感受器仅仅是对伤害敏感的感受器(伤害感受器)，当这些感受器的神经纤维或感受器本身受到损伤时，就会产生痛觉。林可胜的工作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他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证明，传递痛觉的感受器是对化学敏感的，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能通过各种化学途径产生疼痛，而不需物理损伤。尽管损伤也产生痛觉，但引起痛觉的生物刺激物是化学性的。任何局部受伤出血往往都会伴随着氢离子(H+)的增加，在组织损伤或在伤后的愈合以及在发炎形成的过程中，会有令痛觉产生的化学物质，如缓激肽等形成。林可胜还发现，作为化学感受器的痛觉感受器不仅可以接受导致痛觉的化学物质，而且还可以接受那些在结构上与致痛的化学物质相似、但不会致痛的化学物质。因而，通过以这些非致痛的化学物质来“占领”痛觉感受器，就可以制止疼痛的发生，著名的镇痛剂阿斯匹林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作用［63］。林可胜以狗为实验对象，进一步用交叉灌流实验证明，阿斯匹林及其类似的镇痛剂的镇痛作用在外周，而吗啡和其他麻醉剂则作用于中枢。为了验证中枢和外周作用的区别，他还把缓激肽注射于人体腹腔和动脉进行试验，并曾以自己为试验对象，将实验情况用影片记录下来。［4，6］林可胜最后的工作是用萤光显微镜研究吸收阿斯匹林的痛觉感受器，他在一篇逝世后发表(1970年)的论文中提出，终止在血管旁的无髓游离神经末梢分支可能就是疼痛的化学感受器［64］。

　　林可胜关于痛觉和镇痛机制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和公认。他在晚年再度活跃于科学 舞台，充分展现了其大师风采。1962年，林可胜成为麦尔斯实验室的唯一高级研究员及新成立的麦尔斯科学协会的终身名誉会长［53］。麦尔斯实验室知人善用，为他的成功创造了外部条件。

6．不幸逝世，精神永驻

　　林可胜以自己杰出的科研水平和科学事业的组织才干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尊敬。除了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外，他还是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1932年)、美国胃肠学协会名誉会员(1946年)、美国外科学院名誉研究员(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以及英国皇家物理学会、皇家医学会、英国生理学会、美国生理学会、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等学术团体的成员。他在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学者和爱国将领这两种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干劲，全心身地投入。

　　晚年，他虽身在他乡，仍心系中华，多次回到台湾和香港从事讲学和研究，培养研究生，并安排中国医生在美国接受研究生训练事宜。直至去世前一年，还去台湾，为在那儿成立一个神经生理学实验室工作了半年。他深深怀念在协和工作的美好时光，曾数次致信给在纽约的驻华医社的朋友，请求帮他寻找一些当年协和生理系的照片底版，以便复制、保存。他关心着大陆的情况，1968年途径香港时还托人打听协和及林树模等协和老友的情况［65］。

　　1967年5月，林可胜经过短期吞咽困难后，被查出在其食道三分之一处长了鳞状细胞癌，钴60放射疗法最初对他效果很好，1968年去台湾时，那儿的同事认为他的食道几乎正常。但秋天回到美国后，病情开始复发，并于次年2月开始恶化。尽管林可胜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进行了不懈的抗争， 但芝加哥的医生们对卷土重来的癌细胞已束手无策，他们为他先后实施了食管机械扩张术和胃造瘘术 以改善他的营养状况。获知生命无可挽回后，林可胜在妻子张女士(Tsing-Ying Tsang，外籍华裔，国 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1946年与林可胜结婚)、儿子吉米和一位医生的护送下乘飞机抵达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儿子家。他的女儿埃菲也从英国赶来。在享受了几周家庭的天伦之乐后，林可胜于1969 年7月8日平静地去世。他的家人和挚友于7月10日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66］。

　　林可胜去世后，他生前所在的麦尔斯实验室医学事务副总裁米勒博士致信驻华医社，简要回顾了林可胜的生平，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为国家利益所做出的努力［53］ 。由于林可胜曾任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军医署长，因而，在大陆“史无前例”的时代，尽管远隔重洋，他也仍少不了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学生也难免受到牵连、专政。直到80年代初，人们对肯定他的功绩仍心有余悸。

　　黑白颠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年由林可胜等老一辈生理学家开创的中国生理学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规模壮大，各分支学科建设得门类齐全，而且有些成果能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林可胜在台湾培养的研究生如今正与大陆生理学家携手共进，致力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国生理学事业在新形势下的快速发展而努力。 愿林可胜精神永驻!

　　收到文稿日期：1997年12月20日

　 本项工作受到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1996年度资助(Grant-in-Aid Program of 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属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1996年所级课题“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作用及影响”的一部分。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北京医科大学王志均院士、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陈孟勤教授以及本所赵慧芝、金秋鹏研究员和吴佩钦先生的热情帮助及指教，中国生理学 会提供了有关照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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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R.K.S.Lim to Harold Loucks,July 9,1952,folder 890,box 123,CMB Inc.Archives,RAC

63　Jay E.Greene (editor in chief).McGraw-Hill Moder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Volume 2.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0,231―232

64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理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62

65　Excerpts from a letter of someone (unsigned),July 17,1968

66　Tsing-Ying Lim to Loucks,July 17,1969(in Kingston),folder 890,box 123,CMB Inc.Archives,RAC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modern Chinese physiology, Dr.Robert Kho Seng Lim (1897―1969) was a legendary figure. Being born in Singapore, he was a British subject, but he remained to be a Chinese with a strong national feeling. He had lived a life of two careers. In his first career, he acted as a prominent physiologist as well as the founder and leader of modern Chinese physiology during its early development in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With respect to his second career, he acted as an ardent patriotic fighter who devoted himself to his native land, especially when it was faced with foreign aggression. This paper gives an outline of Dr. Lim's life and careers.

　　Key words　Robert Kho Seng Lim, physiology, pioneer, biography

（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 第1期

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1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