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1章（原26） -- 马前卒

二十一（26）从列宁到斯大林

“如果一艘军舰要由地中海驶向黑海，它必须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管莫斯科的政府是沙皇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维辛斯基对苏联要求达达尼尔海峡通行权的解释

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斯大林的坚持，五年计划采用了指标最高的一套方案。许多人指责这一指标不切实际，认为高指标反而会降低最终的工业成就甚至可能破坏整个工业 计划。抛开那些因新制度的怪异而产生的本能抵制心理，这些批评者的理由确实很充分，但他们和斯大林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的大萧条。

1929年，需求不足把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逼上了绝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都迫切需要订单。无论订单内容是什么、来自何方，在大萧条的年代它都意味着预期利润和救命的现金流。在理论上说，苏联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但在英美互为假想敌，德法继续互相仇恨的30年代，针对苏联这个贫弱共产主义国家的任何禁运协议都难得落实。所以苏联几乎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它想买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工业设备、技术支援还是成套的技术班子。1929～1930年，苏联购买了70％的英国外销设备，到1932年购买了90％；世界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完全是在美国工程师指导下修建的，巴拿马运河的建设顾问到苏联为中亚干旱地带设计运河。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全套设备在美国制造安装后，整体拆运到苏联，德国为另一个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提供技术支持，还与苏联合作研制坦克，日后成为两国劲敌的红色装甲洪流即从此而起。当苏联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提供更多订单的时候，那些未在大萧条中破产的大银行主动提供贷款和信用证。在现金紧缺的年头，因为苏联可以用政府信用和稳定的增长做担保，西方银行宁愿投资苏联工业，也不为本国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虽然30年代的经济发展机会并不是苏联独有——苦于大萧条的西方资本急于谋取利润并规避风险，并不介意合作者是谁。但在当时，只有苏联同时占有三个有利条件——足以保卫自己的军事力量、统一而有活力的政权和不以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模式，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让人民的血汗得以转化成未来超级大国的基础。

1933年苏联的官方媒体宣称：“美国的商业和科学与布尔什维克的智慧相结合，在三四年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描述了30年代苏联的经济成就，这里无须重复。但必须注意到：基本工业资料，如钢铁、原油、汽车、飞机的产量是衡量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但不是全部指标。一个工业化强国不仅要拥有强大的物资生产能力，还要拥有各种配套产业与相应的教育、民政、培训等社会结构，才能使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负熵流以人类需要的方式流入各种经济终端产业，比如军队的基层连队、轻工业的最终工序、零售商业网点等。对于拥有核心工业体系，又无需为需求操心的国家来说，建立这些配套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但需要时间。人类社会毕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改变。因此，即便苏联政府在这些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还是远远跟不上30年代大工业可怕的扩张速度，更无法和欧美列强已经形成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工业社会相比。所以苏联的轻工业、农业都滞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最终产品生产能力不足；军队虽然得到了大批新装备，但由于工业门类不够齐全、严重缺乏合格的军官队伍，实际作战能力也远低于其表面实力。以石化工业为例，在整个30年代，虽然苏联已经是第二大产油国，同时拥有世界第一的坦克部队和空军部队，但特种油料，如航空煤油、高辛烷汽油、润滑油等，自给率不足10%，其余缺口均依赖于美国进口。30年代的苏联，正如一个急速发育的巨人，粗大的骨架已经足以撑起世界霸权的外壳，肌肉和血液还相对不足，停留在一般列强的水准，实际力量则介于两者之间。评价这一阶段的苏联实力，不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测算个别指标，必须对经济—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工业体系可以靠外国技术人员建立起来，但如果日常的维护都依赖于外国技术人员，这种“工业化”是非常脆弱的。既不能灵活地进行二级开发，充分发掘工业潜力，也无法全面带动社会变革，更不能支持军事对抗，苏联必须培养大批的技术人员来接管外国技术支持的工业。工业体系建设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单次工程。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不进则退的残酷年代，只有不断升级的工业体系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否则北洋海军的覆灭足为前车之鉴。为此，苏联人不仅要掌握既有的工业技术，还要从基础科学做起，培养所有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人才，组织各种层次的研究、开发机构，并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一言以蔽之，布尔什维克们设计的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受过教育和培训工业化人口。

为未来的工业社会培养足够的人才，这是苏联教育体系在立国伊始就致力的目标。但由于教育基础太差，人类群体自身的改造需要一定的周期，在30年代，苏联只是勉强能在外来技术支援下，维持庞大工业的运行。下一代工业体系的开发升级工作虽然没有被忽视，但苏联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后出生，为苏维埃工业化社会定制的一代年轻人此时还在读书，苏联的经济官员指望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作用，建设一个空前富强的国家，却没有料到世界大战将会完全打断这个美好的前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8亿人的苏联损失了2500万人，其中青壮年占了一多半，革命后成长的一代青年损失殆尽，苏联必须从头构筑自己的人才体系。好在来自欧美的技术转移连绵不断，整个30年代西方都没有走出萧条，技术采购成本极低。到了40年代，世界大战固然打断了建设进程，但也带来了租借计划，其中包括价值6亿美元的先进设备以及许多关键技术，再次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工业水平。1945年，苏联占领了整个东欧，德国、奥地利、捷克的大片工业地区被苏联控制，由此获得的设备、技术和人力再次支持了苏联的工业进步。冷战时代自然再没有廉价的技术转让，但经过15年的追赶，苏联工业水平已经和最先进的国家相差无几，工业规模也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和英、法、德、日拉开了明显的差距。但由于合格人才的缺乏和长期的低成本技术输入，苏联出现了工业升级依赖外国技术输入的惯性，直到一代人之后的70年代，这一问题才得到缓解。

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依托于城市人口和工业的政权，农民因分得了土地而消极地支持它。一直到1928年，由于工作重点在城市，也因为缺乏足够的骨干力量，苏维埃政权一直没有在实质上把权力伸展到农村基层，自然也就不能把农产品的生产、分配纳入统一的经济计划。在这一阶段，苏维埃政权主要是采取粮食税和市场化购粮的方式来获得农村资源，并用更精彩的工业化生活来吸引农村精英进入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扩张，苏联政府必须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供应。从粮食增产幅度来看，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但实际上，苏联政府遇到了越来越频繁的粮食供应危机。

在革命前，俄国农民并不是在充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胃口之后才拿出粮食剩余的。1861年改革中，地主保留了20%的土地，但这20%最好的土地产出占总产出的1/3或更多。斯托雷平改革固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使土地和剩余向少数富农集中。大部分农民为了谋生，还要继续承受高昂的地租与20亿卢布的土地赎金。再加上沙皇政府的剥削、征发，以及世界大战和内战的破坏，俄国农民留在手中的食物只是勉强地维持生活而已，远不能满足绝对意义上的温饱需求，也限制了人口增长速度。革命后，土地被分散到农户，农民显然会先让自己吃饱，用增产部分弥补本来就存在的需求缺口，养活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新增子女，然后才会出卖剩余粮食——如果有的话。革命政府摧毁了帝俄征收农业剩余的上层建筑，又没有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收集的剩余赶不上增产幅度几乎是必然的结果。1926－1927年，农产品的商品率是11%，仅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在1925年之前，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不高，城市人口绝对数字不大，用工业品交换粮食来养活新增工业人口的计划尚能勉强运行。1925年之后，建设重点逐步向重工业转移，工业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工业品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向农村出售的比例大大降低，粮食供应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此时只有少数富农通过租佃经营等方式收集了农业剩余，手里有绝对意义上的余粮。熟悉市场规则的富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囤粮惜售，等待高价，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1927年秋，在一五计划即将开展之际，苏联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粮食征购危机。毫无疑问，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粮食收集体制都无法支撑未来更庞大的工业计划，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既然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绝对没有因此减缓工业化进程的打算，改造农村是苏联唯一的选择。1927年末的苏共15大做出了尽快实施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苏共中央为各州的党政机构制订了明确的集体化时间表。

集体化首先意味着消灭富农，这不仅是对他们囤积粮食的报复，更是改造农村原有秩序，为新的基层政权、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寻求基础的政治手段。根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原则，富农的全部财产被集体农庄没收，其他农民的土地和力畜也归入集体农庄，只留下少许自留地和食用禽畜。上级党委从贫农中挑选官员管理集体农庄，负责组织生产、分配报酬、接受技术援助，并控制剩余产品的使用。政府组织的拖拉机站负责向集体农庄提供技术支持，也征收实物报酬。按照苏共中央的时间表，主要农业地区要求在1931年春季完成集体化，最慢的南高加索等地也要求在1933年末完成。毫无疑问，让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和大部分财产，把未来寄托于这样一种从未见过的生活模式非常困难。对于此前从未真正控制农村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集体化，还要在农村建立真正听命于上级党委的基层政权。阻力不亚于在内战中取得工业社会的控制权。事实上，集体化运动在许多地区的确是一场战争，农民们本能地保卫自己的私产，每个月都有几十万农民起来造反。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平息一次反抗需要装备重武器的几个正规师。但是，和内战时不同，苏联政府已经牢固地控制着城市、工业和交通线，因此所有的反抗都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引发跨地区的连锁反应。无奈的农民们转而进行消极抵制和个人破坏，尤其是损失最大的富农。自行宰杀牲畜，破坏集体农庄生产，故意毁坏财产、攻击积极分子等行为层出不穷。但对于苏联来说，工业化目标压倒一切，苏维埃不会向农民妥协，公开反抗者被镇压，抵制的富农被流放、判刑，数十万人背井离乡。虽然实际的操作不如计划顺利，但到了1934年，70%的农户和80%的土地加入了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可以从上级得到农机、育种和贷款支持，但在集体化初期，这些支持很有限，分配的产品也只够农民们勉强吃饱。以1937-1939为例，苏联集体农庄而分配给庄员的口粮只占总产量的30%左右。很大一部分产品用来交纳农业税、支付国家定价的种子和农机，还有相当比例的农产品被强制出售。这样的制度在得到足够工业资源之没有什么效率，同时，由于农民的私自宰杀或消极抵抗，一半用来耕作的大牲畜在集体化过程中死亡。农业出现了大倒退，以产值计算损失近30%。但国家控制了农民的消费比例，依然能够拿走或买到足够的粮食，用来支持日益扩大的工业社会。苏联政府因此宣布农业集体化运动获得了成功，从建设工业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成功。但农民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1932年苏联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扣除宣传的水分，1500个先进重工业企业是无可辩驳的成就。同年，苏联农村爆发大饥荒，气候因素是原因之一，但农民之所以无力抗灾，正是因为集体化拿走了农民革命以来的储备。无法预料类似的饥荒在帝俄时代或没有集体化的年代有什么样的后果，但在1932-1933年，苏联农村因此损失了500万人口，约占苏联人口的1/32。欧洲部分的农村饿殍遍野，许多村子因饥饿而成废墟，中亚成千上万的农牧民穿越边境到中国求生。急于工业化的苏联政府将粮食出口减少了80%，但没有停止用粮食换外汇；政府派出了安全人员以控制灾区秩序，舆论被禁止谈论灾荒。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减少饥荒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唯独缺乏救灾粮食，因为城市供应也捉襟见肘。农民们为苏共的工业计划付出了沉重代价。1934年气候转好，支援农业的工业物资逐步增加，苏联走出了粮食危机。此后虽然还有气候波动，但苏联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可以把大量的工业资源投入农业或外贸。即便在二战后损失了2000万劳动力，或是在1991年后经济崩盘，苏联也不会经历类似的饥荒。

• ※ 西河文萃 第24期 2009年7月1日 ※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