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疏途清眺（六）——忠义遮住慧眼的陈长捷 -- 清抒

疏途清眺（六）——忠义遮住慧眼的陈长捷

职场中的个人，如果不能够成为最高决策者，那么，哪怕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要明白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很像是一首流行歌所形容的：棋子。棋子忠实于决策者的决策，执行着决策者的决策。只是人与棋子不同的是，人有主观能动性，除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和贯彻决策者的决策外，还会为了自己所忠实的人，甚至超出其决策范围而奉献得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人可能会忘记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更加强化、美化自己的位置，而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去清醒地识时务、观大局。等到醒悟，明白自己不过是颗稀里糊涂的“棋子”，如果顺应接受这个剥去华丽外衣后的惨淡现实，加强自我修炼，强化自主意识，尚可渡过难关，否则就只有带着被背叛的伤痛，当再次遭遇重大不幸时，依然再次忽略历史时空大环境的特定局限，而仅为自身遭遇痛悔而脆弱不堪，直至彻底失去信心与耐心，最终决绝地自我毁灭。

陈长捷（1897-1968）,福建省闽侯县人，先后就读于福州师范学堂、福州武备学堂，一九一七年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学习。一九二一年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入山西阎锡山部队。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南口、张家口、平型关、怀化、忻口等战役，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中将，一九三九年三月任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五月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第四行署主任，一九四〇年任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不久改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二十军官总队总队长，一九四七年二月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一九四八年六月任天津警备司令，继而兼任天津城防司令、津塘防守区副司令，平津战役中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在天津被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获特赦，后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中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专员。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上海携妻子双双自杀。

谈到陈长捷，不得不提到其与傅作义的渊源及交情。二人之渊源及交情主要体现在四个关键点上：一是出身同校；二是陈入阎锡山部；三是陈离阎锡山部；四是陈任天津警备司令。

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学员，与陈长捷为同校师兄弟。早年陈长捷即是受傅作义之邀到晋军任职，由于作战英勇，由最初在晋军步兵第七团任见习官，逐渐升为排长、连长、团附、代理团长、参谋长、旅长、师长等职。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失败后，晋绥军由原有的十五个军，被整编为四个军和一个护路军，陈长捷的第十二师被缩编为第二〇八旅，陈任旅长。第二〇八旅隶属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二师序列，一九三六年，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被刺身亡，陈长捷升任第七十二师师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阎锡山被任命为抗日战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察三省的六、七、十八三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抗战开始，阎锡山将第七十二师和新独立二旅合编成预备第一军，以陈长捷为军长。大同保卫战中，第七集团军第六十一军浴血奋战，全军几乎被打光，军长李服膺因未执行阎锡山的死守命令，被阎锡山以放弃阵地之罪处决，并以预备第一军改称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是忻口抗击日寇的主力部队之一。忻口会战激战之烈，歼敌之多，防守之韧，在抗日战争初期为世人所瞩目。一九三八年三月陈长捷升任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五月进一步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一九四〇年，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缴化，阎锡山怀疑陈长捷与中央军有勾联，于年初解除了陈长捷的职务。陈长捷脱离阎锡山后，率自己的警卫营到缓远投奔傅作义，经傅作义推荐，被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后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此前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冬，未经与阎锡山商议，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并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扩编成三个师，傅作义自此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

在平津战役中，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义力主将时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从兰州调到天津，担任国民党津塘防守区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

以上经历，折射出陈长捷与傅作义非同一般的伯乐情、战友情、兄弟情，以及陈长捷可以完全信赖傅作义的缘由。但是很明显的是，陈长捷之于傅作义，与傅作义之于陈长捷，情谊的分量并不是平衡的。傅作义毕竟总是领先陈长捷一步，其思路也总是比陈长捷要广而周全得多。在傅作义的眼中，象陈长捷这样的傅系将领应该有很多个。从这个角度讲，傅是一名很具人格魅力的、成功的领导。

解放后，陈长捷在回顾天津战役时，解释了其拒绝放下武器的直接原因，那就是“一切应为傅负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日，东北野战军疾速入关，将傅作义部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点上。傅本身基本部队已被消灭，天津已成孤立据点，傅作义不会再来天津，遂命令分区坚守。此时蒋介石的意旨是放弃天津，部队撤退合并到塘沽，从海上逃走，以加强华中力量。而陈长捷“关切着北平方面傅作义的处境，和天津尚有许多军储。离开天津很可以卸责，但将更置北平于死地。”“也知道‘政治洽商’为必然的倾向，不外要以顽强的抗拒，把牺牲人民作‘要价还价’的条件而已”，“为了给傅以可恃为活动的基础，就尤其以为应凭天津的复杂‘险固’地带，作较长期的顽强踞守。”“我们之所以犹作困兽之斗，实因军阀派系观念，认为平津一体，要待傅作义来解决，否则要影响华北的‘政治问题’”。

一月五日，东北野战军指挥部写信给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一月十日，傅作义派周北峰为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但傅以时间仓促为由，未实施；一月十一日，陈长捷等收到了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和罗荣桓亲笔签名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牒，限十二日晚答复，陈长捷召集天津防守区副司令兼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天津市长杜建时、天津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商议后，仍旧决定等待傅作义在北平主持全局的动向，同时回信道，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云云。复信于十三日晨才送达解放军。十四日十时，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势如破竹。是夜，陈长捷召集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开会后决定放下武器，并写了一个和平宣言，连夜广播。惜为时太晚了，十五日下午，天津完全解放。

整个天津战役期间，陈长捷无论何时向傅作义请示，均由傅的参谋长以“待考虑考虑”、“坚守就有办法”等敷衍作答。傅作义在得知解放军宣布突入天津市的捷报后，于十五日晨七时，急电陈长捷说：“可以接洽和平吧！”。通完此电话后，解放军已置身陈长捷身后，陈束手就俘。

天津战役前期，为构筑天津防御工事，扫清射界，陈长捷等下令征集民工劳役，拆毁民房，第六十二军的一个团更在宜兴埠纵火焚村，给天津人民带来无比灾难。

解放后，陈长捷在战犯管理所中，真诚反省，曾自费购买《资本论》和马列等著作，认真思索了解自己的对手及革命胜败的根源，积极配合管理人员进行改造。但对于共和国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却始终耿耿于怀。一九五六年三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战犯问题。此后，中央为加速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教育改造，决定让各界爱国人士到功德林监狱探访旧友、部属，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探望，战犯们精神皆为之振奋。唯独当傅作义来到了陈长捷面前时，却遭到陈长捷瞪眼怒视、沉默不语的冷遇。对此，陈长捷私底下解释说：“他在北京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其实傅作义曾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陈长捷并不了解。陈长捷在与傅作义会见后，一些误会已经消除，虽感欣慰，然内心深处的伤痛恐并不能真正抹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陈长捷成为首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之一。陈获得特赦，虽有傅作义的请求，但主要是他本人具备了特赦的条件。特赦后，陈长捷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

文化大革命中，位于上海的陈长捷，遭受猛烈批斗和凌辱，终于不堪忍受，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决绝地携妻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据说，陈长捷是站着死的。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并将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

我以为陈长捷是个具有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人，他对人真诚和厚道，也以为别人会同样如此地对待他。他精明细致，可以解决近期疑难具体问题，却无远观之恢弘视野，步步被动。他真心地去学习、理解自己不熟悉的事物，而望能得到完全地接纳，当信任再次被残酷无情地摧毁，似乎也只有彻底否定自己才能作为解脱。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心的人物。身在职场的“成功”人士，多半对提携自己的领导、关照过自己的资深同事心存感恩，这一类人，心地颇为淳厚，“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执行力很强，而灵活性不够，以至在重大历史时刻，竟被忠义二字遮住了慧眼，最后，并未成就别人，反倒愚弄了自己。忠义并非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如果在重大历史时刻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也许反而能够承续情谊，感恩的心也不会受到严重伤害。职场中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忠义不是救命稻草，最核心的人生内容，始终只能由自己负责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