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裁剪】繁荣与崩溃-晚清的股市回眸 1 -- aryang

二十世纪初，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 交通 工具的发展，特别是新兴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例如美国的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五千七百万美元，1909年就急增至七千万美元左右。 英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八十四万英镑，1909年便增为一百四十一万英镑。 但当时天然橡胶的供应量有限而人工合成橡胶的技术尚未发明，因此，供求 规律 必然导致橡胶价格迅速上涨。事实确实也如此，据当时资料记载，从 1909年开始，“在伦敦，橡胶热潮异常高涨，橡胶公司相继成立。到本年（1910）4月已达顶峰，出现了橡胶每磅价值十二先令五便士的记录，把橡胶股票市场搞的一片混乱”。 而在正常的情况下，橡胶价格即使加上充分的利润也不过每磅二至三先令左右。 在橡胶需求量和价格持续增长的背景条件下，投资橡胶产业很容易被看成是获取暴利的便捷途径。因此，到1910年初时，设在橡胶主要产地南洋（即东南亚的马来和爪哇一带）的橡胶公司，已达122家之多。

国际市场上对橡胶需求的这种变化和价格增长情况，不可能不触动各国在上海的洋行，还在1903年，英商麦边洋行就在上海设立了以经营橡胶园、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等为业务的兰格志（橡胶产地名）拓植公司，极力宣传其发行的股票获利前景光明。这家公司还得到外国银行的支持，获得其发行的橡胶股票可以按照票面额在上海外国银行押借现款的权利。 此后， 从1909年开始，到上海来招募股份发售股票的外国橡胶公司迅速增加。这些公司除了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进行宣传外，还通过上海的洋行具体经办和发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如志摩合众橡树地产有限公司在《时报》上刊登广告，招募“股本英金壹拾壹万磅，计分二十二万股，每股英金十先令”并由公益洋行经理，向德华银行开户。 爪哇橡树地产有限公司由汇通洋行经理，向麦加利银行开户。 英脱内训纳而橡树公司由进益洋行经理，在麦加利银行开户。 泰平橡树公司由壳牌洋行经理，德华洋行则“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 等等。

随着外国洋行的大力宣传和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上涨讯息的不断传入，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终于使得上海的橡胶股票交易逐渐升温并越来越热烈，不但一般商人，就是普通市民、地主以及一些完全没有股票交易经验和完全不懂橡胶知识的人，为获取利益，也争先恐后的加入到购买橡胶股票的行列中。到1910年三、四月间时，股票交易的景气已上升到顶点，这时，虽然“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为何物者”，但是“橡皮市面大盛”的局面已经形成。 为了争购橡胶股票，甚至有人“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 上海市面上还推出“南洋一百二十二橡皮公司中西名目股份原值表说”和“定价每本大洋二元”的《上海橡树公司一览表》等书出售。 而且，从这类书需提前交钱购买“预约券”的情况来看， 也可想象橡胶股票交易当时在上海已进入何等“热狂”的状态。这一点，正如其后有人描述的那样：“不知怎样，那时人心忽然对南洋树胶大发热狂，只要有一洋人，刊布一种计划书，说‘在某处地方，购得一所橡胶园，或者还是一块待垦的荒地，可种橡胶若干枝，几年之后，可以获利若干万，而且利益是年年加增’”，就“ 自然 会有人辗转委托，向他加价买进股票，而且还加价卖得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橡胶股票的市场价格迅速攀升，投资演变成为投机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据记载，1909年4月4日时，上海成立最早的橡胶公司兰格志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每盘（每盘为十股）780两，时隔一个多月，到5月16日时就已涨到1160两。1910年4月9日时更高达1475两。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价格1910年2月19日时为25两，同样时隔一个多月，4月6日时即上涨一倍达到50两。柯罗麻公司的股票价也同样如此，1910年2月16日时为17.5两，经过一个月，到3月17日时就已上涨到36两。 这种橡胶股票价格在市场上猛涨的状况，又诱使更多认为购买橡胶股票有暴利可得的人参与进来，种种因素彼此作用，相互推进，使得上海橡胶股票市场更加升温。

在这场橡胶股票的大投机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外金融机构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在华外商银行除前面提到的允许橡胶股票可按票面额押借现款外，不少外国银行还向中国的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大量用于购买橡胶股票的贷款。同时允许中国钱庄用庄票作为购买橡胶股票的支付手段。这些做法加上上海橡胶股票市场的火爆，使得上海的钱庄主十分活跃，利用外国银行的贷款进行橡胶股票投机。尤其是具有洋行买办和钱庄庄主双重身份的人，更是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大肆进行这种交易，其中，既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买办，又是正元钱庄庄主的陈逸卿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橡胶股票的投机中，陈逸卿不仅倾出自己的全部家资购买股票，还利用自己是正元钱庄庄主、兆康钱庄股东的身份，调用大量资金套购橡胶股票，甚至不惜向汇丰、麦加利等外国银行借贷，大量的进行橡胶股票的投机。正元、兆康和谦余是上海钱庄业中很有实力的三家钱庄，这三大钱庄对橡胶股票的买卖，又影响和吸引更多的钱庄参与其中。这样一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银行（钱庄）里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投入橡胶股票的交易中去了，可用于正常商业活动的资金，却差不多完全陷于枯竭状态”。 据估计，在这场橡胶股票的投机买卖中，“正元收购该项股票竟达三、四百万两之巨。尚有兆康、谦余等十余庄，亦有巨额购存，视为无上资产”。 毫无疑问，上海钱庄对橡胶股票的大肆投机，已脱离了正常的商业轨道，从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 (“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在这场橡胶股票的买卖高潮－－亦是投机中，中国人投入的资金数量到底有多少呢？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供 参考 ：《宣统二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对当时上海橡胶股票交易情况所作的叙述为：“细核该股份之涨价，计达六、七月之久。上海股票公所之名簿上，该公司（指橡胶公司）又加三十五，被撄资本银二千万两。且由上海兑款至伦敦购买该股分者，为数亦甚巨”。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报告认为，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六千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 在中国人的投资额中，投入上海市场的数额约为二千六百万－－三千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的数额约为一千四百万两。 合计约在四千至四千五百万两之间。

但是，在不长的时期里有如此巨额的资金用于股票投机，不仅会导致国内金融市场上金融涩滞，银根紧张，而且国际橡胶市场上只要出现变化，就必然会对上海造成直接的冲击。事情果然如此，就在上海橡胶股票价格景气达于顶点之时，一场因国际橡胶价格暴落而引发的巨大金融风暴袭击了上海。从1910年7月初开始，伦敦市场上橡胶行情急剧下落，4月时每磅橡胶价格还高达十二先令五便士，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 伦敦市场上橡胶价格的猛跌，起因于世界橡胶的最大主顾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 其他国家也因橡胶价格过高而控制了使用。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猛跌的讯息传到上海，立即引起了上海的恐慌，而这时，平时经常向中国钱庄提供贷款的外国银行，“看到市场上发生了混乱现象，便忙于催索贷款，结果使中国钱庄里的华商商业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融通了”。 外国银行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自六月望日至七月初旬凡半月间”达到了顶点，“无日不在迫索中”。 而这时钱庄亏欠贷款的总数已达一千一百三十六万两， 如今，“发动机”骤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两天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做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 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 也是这位严义彬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到1911年时，其对上海钱庄业造成的影响正如当时人评论：“自去年橡皮股票惹起市慌，一时风潮所及，震动全局，倒闭者有之，收歇者有之，驯至今年（即1911年），则只存30余家，比较上年减去十之五六”。

　　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此时，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