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者授权】他们怎样成为勇士的——一段历史的辩证 -- 双石

　　接下来的问题是，搞控诉运动不追究少数官佐的历史罪恶行不行？

　　从局部看，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要跳出“以偏盖全”及主观主义的思维误区，就必须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存在决定意识。

　　以下，用六组事例说明这一历史必然：

　　在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记述了东北军政大学第11期第5团两千多名起义学员参加控诉大会的情景：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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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普遍的，是不少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一些起义官兵纷纷要求追究个别旧军官的历史罪恶。针对控诉运动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各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期，通常要开展“官兵团结教育”，以化解旧的官兵矛盾。

　　如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8连，在控诉运动中，该连士兵集体到团里请愿，非要把他们原来的洪连长揪回连队，面对面地斗争。团领导临时调由两年前海城起义士兵培养起来的浦绍林，到该连任指导员，才平息了“请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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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绍林说：“我是硬着头皮去当指导员的，干不下来也得干，但我记住了师政委陈一震交代的三条：老八路的作风，现身说法，依靠士兵。”照片为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例外的，是参加昆明起义的国民党第93军副军长杨朝伦。解放战争初期，杨朝伦曾任国民党第60军184师550团上校团长，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举行反蒋起义后，曾命令驻守大石桥的杨朝伦也随师部起义，被拒绝。我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随即发起进攻，将第550团全歼。杨朝伦被俘后，鉴于他有悔改之意，为扩大政治影响，我东北民主联军曾将杨朝伦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编入起义部队，并享受起义人员待遇。起义部队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杨朝伦被提升为该军184师副师长。

　　不料，杨朝伦反动本性不改，于当年10月策动了1300余名官兵的大规模叛变。杨朝伦回到国民党军队后，组建了新的第184师，该师于1948年10月的锦州战役被全歼。杨朝伦跑到天津后，再次组建了第184师，结果，又于不久的天津战役中被全歼。杨朝伦逃回云南后，投奔“云南王”卢汉的麾下，又组建了一个第184师，不久，杨朝伦被提升为第93军副军长，并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

　　据海城起义将领马逸飞回忆，昆明一解放，卢汉立即将杨朝伦移交人民解放军。随后，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庚就如何处理杨朝伦，委托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义将领的意见，结果，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位海城起义将领一提杨朝伦，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带过来那么多弟兄都被他带回绝路上去了，留他做啥？是祸害，杀！”

　　就这样，云南解放不久，出任新中国首任昆明市市长的潘朔端主持了公审大会，将杨朝伦公审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说到这里，还有一位典型，就是胡宗南部的某副师长，此人在控诉运动中，被揭发曾鸡奸过89名部下，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他裤裆里的家伙割了！

　　追究少数起义人员历史罪恶，大多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参加起义时，曾掩护联络起义人员在其防区进进出出，然而，他却于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此人的历史罪恶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义前，他当营长时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了3名解放军战俘；其二，是在被解放军围困期间，命令下属用机枪扫射进入阵地前沿的老百姓，并亲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属下一名机枪连连长的老婆后，竟然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这类起义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比较典型的，是对长春起义期间先行扣押的暂编52师师、团长官的处理。

　　1948年10月16日晚，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举行起义期间，鉴于所属暂编第52师是蒋介石为控制杂牌部队而“掺沙子”编入第60军的，为保障顺利起义，于发动起义前夕，将该师师长李嵩及所属三个团长先行扣押，然后，强迫他们分别向其副职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副师长欧阳午虽然受命率部随军起义，但还是用电话偷偷地将起义计划向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告了密。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师长李嵩被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副师长欧阳午则作为起义人员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准毕业，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

　　对李嵩和欧阳午处理的升级，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11月，李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于执行前病故。欧阳午于1956年3月，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回到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不少旧案“一风吹”。1980年，根据欧阳午本人的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李嵩一案，也在其家人的多次申诉下，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由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于1986年11月17日，作出撤销原判、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再审判决。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不管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是否准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原子弹，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中国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虽然，李嵩的思想衍变另有一说，他本人也不情愿为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陪葬，但无情历史还是把他葬送了。

　　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其特殊原因。由于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战俘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国民党被俘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嵩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虐杀士兵、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他更是始终只字不提。

　　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的历史永远年轻！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