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运动与科研：前言 -- 打造顶顶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它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称谓，意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外，还要将知识分子列人第九类，这与古代“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别无二致。

“文革”兴起，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荒唐无比的闹剧在科技教育界轮番上演。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先后被“砸烂”，虽然1970年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合并，组成新的中科院，对外活动仍用全国科协的名义，“三科合一”，但仍处于混乱之中。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除了被立案审查或打倒以外，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牛棚”接受改造。著名科学家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被人形象地称为“斯文扫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直处于混乱瘫痪状态。陈伯达竟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此，中科院革委会专门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刊物；“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像“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等不可理喻的谬论，作为至理名言甚嚣尘上。

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