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 -- 胡亦庄

第三部分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能量转移问题

　　不久前，我与东南亚某国发展部长举行了面谈。该国被普遍视为小有成就，尽管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但仍然在前进。随着我们共处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放下茶杯直率地问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经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与中国如此不同？我们与他们一样。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强大。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这个问题听上去似曾相识。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25年前与中国交战的越南现在就有学者在研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从中寻找可能有助于发展的某些线索。河内新近创造的经济符咒可以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提炼出来，即“稳定、发展、改革”。世界银行召开了一次北京会议，主题是“其它国家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具有性格魅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从巴西的卢拉到泰国的他信，当他们没有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调研的时候，都朝北京赞赏地点头。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解释说：“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成就应当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灵感源泉。”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走出去战略现在也成了一项让思想全球化的任务，将“北京共识”带入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最近指出的：“‘走向全球'的开放战略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保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这种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兴起带来的能量必然改变国际秩序，尽管中国国内外可能有的决策者希望不是这样。

　　在开始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北京模式能够吸引他国，也就是“北京共识”的魅力问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问题，这一概念与中学物理（“两物相撞的后果是什么？”）和发展经济学（“我们把好点子给了他们，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差不多。我们已经研究了北京发展模式的一些核心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基础就是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的实力。现在，我们将研究这些概念如何在世界各地掀起波澜，从而增强了北京的实力，即使是在他们向外推销自己的发展主张的时候。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中国从三个方面传播它的能量。第一个是，作为对旧式的华盛顿发展理论的反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能。其次，由于中国对地方化独一无二的需求，中国的这一新概念在学习它的国家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最后，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它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打破他们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把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联。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的安全观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但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和复杂，所以我将在下一章节单独论述。根据不对称防御的概念和“所有国家生来平等，无论大小”的哲学，“北京共识”让许多国家对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抱有希望。

　　出于民族自豪和国家安全两个原因，中国希望把其模式推广到国外。传递其国家发展概念并不完全是偶然为之。中国的设计者们写道：“不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以及它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合作看作是谋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与西方接触的过程是设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过程。”如果中国希望走自己的路，以实现“和平崛起”，重要的是它能够使其它国家认同它提出的世界观。承认这一点对理解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在此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反冲动能：适宜性测试

　　开始分析“北京共识”，就忍不住留意一下它在哪些方面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由此推断出它得到它的能量是过去10年失败政策的强烈反弹。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最早于1990年提出的10点主张为“华盛顿共识”打下基础，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财政原则、解除管制、向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和提高汇率的竞争力等等。当时在世界银行供职的威廉森在汇集这一政策清单时，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拉丁美洲长期性的债务问题，因此难怪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威廉森列出的政策清单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内，甚至还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这点令威廉森本人都大为吃惊。他的政策清单迅速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理论。这一政策清单当时如此吸引人和用途广泛的原因是，它是使帮助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实际上，它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到了最后，这一模式未能通过大多数国家的适应性的基本测试。

　　人们很容易看到，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另外，也很容易就看到，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 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从而表明这一主张未能解答牛顿物理学最基本的难题：它在每个地方都能发挥作用吗？不过，有关“北京共识”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不是它背离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而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个人的角度开始分析这一问题。威廉森的文章的写作出于对银行家的共鸣。当北京处于最佳自我状态时，它的想法出自对陷于发展停滞的环境下的民众的共鸣。你可以想象得到哪种做法更有用，更引人注目。你也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对已经开始抱有更大希望的平民百姓来说，北京为了维持和控制政权的另外一些本能做法，构成了严重的问题。

　　要打造一个既接受实验又接受失败的环境，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约定。它还包括想方设法 并不一定总是成功赋予个人更大的权力，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变革过快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能够自己把握变革。把目前的中国革命当作是建立于个人主义的革命，这刚开始听起来有点奇怪。也许以公民为基础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恰当。毕竟，中国一向以集体社会而著称。在这里，个人主义远远排在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后面。不过，个人主义在中国思维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很多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国精英--依赖“个人”道德、知识和体力挺过过去50年考验而白手起家的许多人--目前看待他们的国家的发展的方式。

　　一位亚洲国家元首前不久对我说，中国学者们已经研究了他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要想抓紧大权，执政党必须贴近普通民众。这一观点已经体现在胡锦涛的“三贴近”中：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他的“三贴近”小心翼翼地完善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个以人为本的治国观点的目标是让数十亿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工作、规划和自行组合，同时让中国庞大而不稳定的社会保持团结。当然，也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内官员一直小心翼翼地研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台湾国民党垮台的原因。这是行得通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但打造一种能够实现自下而上发展的环境的主张要重要得多。它体现了把自由发展与适当及可变的约束结合起来的价值和可能性。

地方化论点：文化的连锁反应

　　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这是某种超自然的实例。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150年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一些中国价值观被打碎了，尤其是中国技术优势的傲慢与自大。价值观被打碎的结果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但中国的其它价值观，从审美观到家庭和友谊的复杂情感关系，却挺过了持续不断的直接猛烈攻击。中国仍在与它自己前不久的历史作斗争。但它也表明，就像许多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它是针对中国文化的革命。

　　在亚洲国家走一圈，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饮食习惯到与父母子女的谈话方式等。从中国的历史和亚洲的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复兴。外国人曾一再入侵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侵略者们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讲普通话，吃中餐，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了中国文化模式。当蒙古人在1215年杀入北京时，他们的军队下定决心不要受到他们所谓的中原人惰性的影响。他们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帐篷城市，把自己与汉人隔离起来。他们拒绝教子女说汉语，坚持自己古老的习俗，在大多数方面假装他们还在家乡的大草原上生活。他们的运气不好。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们就完全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满族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存在许多理论，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但其含义是我们可以很快了解的，中国坚持思想观念、产品和生活方式的地方特色，这最能概括这一点。如果没有地方特色，在中国什么都理解不了。正因为此，毛才用多年时间试图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正统的列宁主义思想像刀叉一样不适合中国。正是因为对中国特色的极度喜爱，从自动取款机（用中国歌曲和图片欢迎用户）到宝塔状的摩天大楼在内的一切才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也正因为此，主要播放中国歌手作品的当地音乐台Channel V才大胜播放更多国际节目的MTV。中国不想照搬世界其他地方的东西。用邓的话来说，它希望把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知识结合起来。正如理查德·马德森所说，认为中国人都在努力寻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此，中国的发展有某种骄傲的内部力量，有助于保持国家的信心。

　　这种对地方特色的极度喜爱也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例如，大多数国家都会因具有把人送上太空的技术手段而感到满足。而中国的科学家坚持中国的第一次轨道飞行必须带有中国特色。在他们的飞行指挥中心，电脑和显示器的旁边摆放着中国茶杯、铜色和金色的吉祥符和象征好运的红丝带。在太空中绕轨道运行时，杨利伟自豪地大嚼鱼香肉丝。对中国人来说，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关于“文化是否重要”的辩论完全是浪费精力。他们说，文化当然重要。有时这种文化自豪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狭隘；有时又会带来惊人的开阔眼界和勇气。就目前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确保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邮购的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北京决意找到自己的道路。

　　结果是他们的发展道路不仅与华盛顿共识的道路截然不同，而且提供了一种关于技术全球化改变局面的设想，这比华盛顿或日内瓦提出的很多观点细致和有用得多。对中国来说，主要的参照物是而且一直是中国本身。你可能认为这就像一句格言所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国，人们对全球化始终存在着极度的不信任。政治哲学家汪晖令人信服地证明，1989年的事件与10年后西雅图的抗议活动在哲学上是一样的，都表达了对市场化经济的代价和全球化压力的担心。

　　中国过去一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现在则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有助于把北京概念推广到中国以外。当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其访华计划时，他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指出，吸引他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一位发言人在谈到卢拉对中国的关注时说：“他对社会主题同样感兴趣，例如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直接目标的计划。”卢拉对美国和欧盟贸易观点的失望不可避免地使他希望改变世界的商业布局。他说：“我们要么相信自己，要么继续大声呼喊，要求结束农业补贴。 ”但这不是要恢复上世纪70年代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相反，北京共识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普遍担心，提供了另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要融合全球的观念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当地的需要。当这条道路行得通时，它能够起到使当地文化支持发展的作用。当然，这仍然需要革新和公平的强大力量，以便与腐败现象、片面和呆滞的地方文化相抗衡。但创造与传统之间的力量平衡就好像反应堆中原子之间稳定的能量转移。保持这种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管理适当，它可以成为可再生的自信的源泉。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 把革新注入其保守地区已被世界各地采纳，以此做到既抵消全球化力量，又利用新思想。例如，墨西哥正改革其边境发展计划，以在与美国的经济密切接触之时努力保护公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比森特·福克斯总统对这种做法的描述听起来几乎与邓一样，例如具有墨西哥特色的全球化。

人民币“元”的吸引力

　　如果你是巴西、智利或者其他国家的总统，如果没有中国，你就根本不会有经济希望。在2003年头11个月，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猛增了81%，达到42.3 亿美元。1999至2002年，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商品总额几乎增长了一倍。仅2003年头10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增长了近30% 这其中还有两个月是“非典”引起的经济呆滞。2003年，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0%。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亚洲商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该国的增长还支持着钢铁、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全球市场。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样迥然不同的国家也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上对北京的依赖。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知道其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当北京宣布它打算出钱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时，这既是经济战略，又是外交政策。

　　此举的意义很明显。首先，这样的联系有助于创造一种全球经济环境：支持中国的增长符合数十亿非中国人的利益。在田里加班加点干活的巴西农民（为满足中国的需要，巴西今年增产了足够的豆类作物，其面积与以色列相当）、智利的铜矿工人（国有铜公司Codelco的利润增长有71%源自中国的需求）、以及新加坡的软件编程员（2003年出口增长了32%）都得到了同样可以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的薪金。

　　这种局面还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之间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盟。2003年，当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谈判破裂的时候，巴西总统卢拉和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中国，要求它给予支持，以说服美国调整其农业政策。北京答应了，表现出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推动北京共识的重要性的新愿望。中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将巩固亚洲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思想家指出，这样的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减少对美国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依赖。在亚洲以外，中国的规划者甚至正向非洲挺进。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宣布希望在今后三年实现非中贸易翻番。

　　“新道路”的想法在中国关于其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中处于核心地位，但直到现在，有一点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条新道路正吸引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一直试图找到新的道路。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人一直遵循公平发展模式；韩国人一直实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蓝图。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成功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显赫地位，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如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最近所说：“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另外，他还说：“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鉴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位印度思想家说出这样的话值得注意。但这两个国家有许多共同点，最突出的就是它们控制国家命运的愿望，这是北京共识智力拼图的最后一块。我接下来就将讨论这个问题。

只说不、只说是　　

　　中国正在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对称超级大国。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发展，让华盛顿丧失了警惕，直至突然意识到上述情况已经发生。毕竟，照理来说，自身的发展就够让中国应付的了。但是，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而且，就对经济、武器扩散甚至美国军队在各地区的驻扎等全球关键领域的影响力而言，这个国家还想继续扩大自身的战略力量。此外，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过去十年给我们的明确教益是：如果想行动自由，你要么得和美国毫不相干，要么就得具有某种手段能摆脱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超级大国。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成为超级大国。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 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

　　中国的战略家们现在感觉到，如果要想持续发展，他们就必须具备某种战略杠杆。与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不同，胡锦涛时代的政策特点就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这也是北京共识中讨论得越来越多的部分。当年，毛心目中的关键任务是“战争与革命”；邓基本上回避冲突，力求发展，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原则。江发展了邓的理念，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显然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套原则将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而不必付出大规模军事发展带来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中国人的目标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这种原则有时会让寻找中国“威胁” 迹象的美国分析家感到困惑，但它反映了中国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武装冲突是失败的表现。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这才是战略问题上的真正成功。这种思想源于距今最久远的中国战略思想家孙子：他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

我们要把中国非对称的战略和军事努力看作以获得避免冲突的力量为目的 这非常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必以用暴力处理危急情况的强权为基础，就像昂贵的美国军事机器那样。中国的目标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解决它们。这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对多边主义的直觉就是一个例子：与其他许多大国的良好关系将使美国难以把中国当做敌人，也将使中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便阻止冲突的发生。2004年秋，某机构受委托为中共开展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过去500年来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其结论为：确保持续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建造一个非对称的超级大国怎样符合这种理念呢？享受“和平崛起”（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郑必坚这样描述中国的梦想）不就行了吗？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安全保障，和平崛起将非常困难。（即使有这样保障，和平崛起也可能充满挑战。）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环境来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