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47）南天门之战及其以后

南天门离古北口十华里左右，在潮河南岸，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地势险要，是平古公路上的交通道口。徐庭瑶的十七军，在这里防守了五十多天。这是因为右自潮河南岸的黄土梁至左翼长城上的八道楼子，十多华里一线，便于构筑防御工事，并在第二、第三线也筑有比较坚固的预备阵地。同时敌人侵占古北口后也需要休息，准备再增加兵力。因而在四月二十三日，才开始向南天门进攻。

这时蒋介石委派杨杰任第九军团总指挥，除指挥十七军外，又增加了肖之楚的二十六军。杨杰原是陆军大学的校长，是有名的军事家，他向何应钦（这时何应钦已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建议，我军有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应以一部坚守南天门，主力用于敌人两侧和敌后，求得围歼入侵之敌。这种部署，从战术上看，比消极抵抗被动挨打高明，但是又与蒋介石主张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抵触，因而何应钦不同意。并再三要求蒋介石把杨杰调走。结果杨走后，徐庭瑶升任第九军团代理总指挥。

由于从古北口入侵之敌不多，其后方更空虚，四月五日，第二师派出行动队到色树沟以手枪和手榴弹袭击敌人，打死敌骑兵军官一名，骑兵二十多名，并炸毁了敌汽车数辆。八十三师也派出行动队袭击古北口北街。四月十一日又破坏了偏桥至承洼的公路桥，几天内敌军汽车不能通过。日本报纸曾刊登说“中国军队在运用‘苦鲁已金’战术”。但是何应钦知道后，在电话上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引起敌军前进”。徐庭瑶也认为“各师行动队在敌后活动，是敌军猛攻南天门的原因之一”。

四月十六日，敌飞机轰炸了第二师所在地石匣，十八日又轰炸了十七军所在地密云。二十日夜间，敌军一部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袭击我阵地左侧长城上的八道楼子，第二师守军一个连大部分伤亡。四月二十三日，正面敌人开始向南天门及其两侧进攻。

八道楼子失守，第二师师长黄杰大为震惊令第六旅旅长罗奇率部反攻，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第二师还有一个独立旅旅长钟斌在正面防守）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之十一团继续反攻。由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反攻不下，屡遭伤亡。只好在当天夜间将接近八道楼子的阵地移到第二线。

敌军侵占八道楼子后，乘有利地形，以陆空军及炮兵向南天门左侧阵地据点四一二高地猛攻，守军伤亡很大。奇怪的是徐庭瑶指挥的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重迫击炮营，为何不轰击敌人侵占的八道楼子和攻四一二高地的敌军？我估计是他怕敌人报复。

四月二十五日夜间，由刘戡的八十三师替换了第二师防守。这时二十五师在南天门右侧阵地防守，由于阵地工事构筑坚固，对面潮河河滩很深，敌人不易接近。八十三师在三天内被动挨打，伤亡了官兵三千多人。据说刘戡师长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伤亡了这么多人，极为悲愤，拔出自己的手枪企图自杀，被该师参谋长抢去了手枪，才自杀未遂。二十九日以后，敌虽停止了进攻，但仍以飞机、大炮向南天门第一线阵地和我军后方阵地轰击。

五月十一日，敌人乘我第二师郑洞国旅增援八十三师时，猛攻我第一线阵地四零五高地，郑旅又伤亡很大。十二日敌军增加了进攻兵力全线猛攻，南天门第一线阵地终被敌突破。这时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还防守在第一线的西北，支持到十三日才撤退到后方六里的新阵地。从此十七军全部撤退到二、三线阵地。这时敌坦克部队很活耀，十四日，十七军又继续后撤。徐庭瑶指挥的炮兵损失殆尽。

在敌人坦克部队越过石匣镇后，二十五师一四六团（新任团长郑明新，我是该团中校团附）奉命在石匣西南的南山口阻击敌坦克部队，该团第二营营长何斌因害怕坦克车，用自己的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何称是敌人打的，竞离开阵地，到后方医院养伤。全团官兵都知道何营长是“自伤”。

军团总指挥徐庭瑶，于四月十四日命令二十六军肖之楚部队，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又令二十五师之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的警戒，其余部队撤退到密云整理。十七日，又撤退到怀柔、顺义之线。八十三师奉何应钦命令担任北平城防，并构筑防御工事。第九集团军长城抗战，到此终结。将领们表面上说我们“还要继续坚强抵抗”，而内心却在等待着外交上的交涉。

这时日本侵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已大部进关，兵临香河、通县，北平受到三面包围。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蒋介石兼主任）在五月二十四日夜间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将北平军分会撤退到长辛店以南，北平防守任务，由第九军团总指挥徐庭瑶负责。在会上，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国民党亲日派他一直在暗地里和日方接触）提出他当天曾和在北平的日本武官接触，据说如果中国方面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向北平进攻，用外交方式结束这次战事。于是会议决定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贻为军使（徐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日语），于次日凌晨乘汽车由日本武官陪同出东直门到顺义县城外某村庄日军第八师团部所在地，与师团长西义一进行会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可能考虑到一口气吞下整个中国，还没把握，只要中国方面同意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就可以暂停战。当天下午，徐祖贻回到北平，带回日方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顺义西南地区和通县、香河、宝抵、芦台以南地区；二是五日内日方派代表与华方讨论停战条款；三是谈判地点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何应钦派军分会参谋长黄绍雄于当天起程去庐山请示蒋介石，蒋早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并对黄绍雄说，已电告敬之（何应钦）同意派代表到日军占领地区内进行和平谈判。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黄郛受蒋令派参谋厅厅长熊斌（日本陆大毕业）到日军占领地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所谓“塘沽协定”。把祖国大好河山热河省、翼东各县继东北三省之后，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敌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日本留学生亲日派何应钦、黄郛等人，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败类。

这次抗战，我军先后参战的有四十多万人，十倍于敌，又有长城天险，可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古今中外众败于寡的少有战例！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谈了不少，这里再谈几件事：一是当时参加抗战的将领，多数和蒋介石一样，没有诚意抵战，加以内部矛盾重重，多是想方设法谋取升官发财，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势力，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同仇敌忾。尔虞我诈，损人利已，损公肥私，成为公开秘密。二是有些将领封建思想浓厚，赏罚不公。如徐庭瑶重用安徽老乡，挂名中校团附的王起凡，根本没有参加作战，在古北口之战结束后，竟升任七十三旅副旅长（不久又调升为商震部队少将政训主任）。关麟征也是重用陕西老乡；三是战场纪律不严；如一四六团第二营营长在战场自伤下火线，我建议梁恺旅长给以惩罚，但他说这会损坏七十三旅的名誉，“家丑不可外扬”不同意，结果他伤愈后不敢回部，不知在何处混了几年。在抗日战争时，梁恺当了一九五师师长，何斌又为梁恺任用为某旅参谋主任，影响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