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我们大家都是过客《一》 -- 潘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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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哪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哪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 ”,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疾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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