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68、读书和交友

桂林有个“新生活书店”可以买到各种进步的书，还可买到《新华日报》。由于五十二军的中、上级军官的家属都住在桂林，认识我的人很多，因而我买进步的书报阅读，都要严守秘密。一九四二年，有个华容同乡杨明清，来桂林住在我家，他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火烧长沙时，他回到故乡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华容县警察局长徐上达，认为他是“急进分子”，下令抓他，他逃到湘北前线找我，那时我任旅长，正在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推行士兵爱国识字教育，我安排他到连队任文化教员。他经常在旅部办的油印小报《吼声》上写文章，思想较活跃、进步。 一九三九年，湖南第一师范在安化县复课，我帮助他完成了学生。他毕业后，又到湘北找我，这时我任师参谋长，连队文化教育已停办，我介绍他到师政训处工作，后因他和该处秘书王某吵架，犯了军规被关禁，释放后离开了五十二军。

杨明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有个同班同学邓钧洪，邓在毕业后到桂林铁道部门办的小学任教员，不久升任教导主任。杨到桂林找到我，同时也找到了邓，由邓介绍到这小学任教员。不久，邓辞职，到桂林体育场附近的“平民书店”任经理，杨升任教导主任。

据杨明清秘密告诉我说，邓钧洪是中共地下党员，“平民书店”是中共在桂林的联络点。同时我又认识我的大孩子的老师肖漪萍，并经常和他见面，谈话了解到他思想进步，对抗日战争前途表示乐观，我认为他也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我又不敢问他。

由于杨晓清把我湘北抗战时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之风，以及思想情况都告诉了邓钧洪，因而邓由杨转交我一些秘密文件阅读，其中有周恩来同志由重庆回延安时的报告。我的大孩子也告诉我，他的老师肖漪萍，常开秘密会，要他在会场外站岗。这时我知道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我已有所认识。但他们严守党的纪律，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桂林有各系统的特务到处横行，抓人、杀人，而在桂林活动的“托派”，也有向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我同肖漪萍见面和阅读秘密文件，以及阅读进步书报，都要十分注意。

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因公到桂林，顺便接他住在桂林的母亲去昆明，他听说我离开五十二军后闲居桂林，特意到我家看望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他曾电邀我去昆明任职，我以有病需医治，婉言谢绝了），并请我吃饭，他对我说：“现在已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美、英、苏等国都参战了，这几个国家正在大力支援我们，我国抗战前景好的很，最后胜利大有希望，你这样消极是很大应该的，还是去我那里工作为好”。但是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抗战前景虽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失去民心，俗话说，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国民党军队，决无好下场。我的希望，寄托在善于组织、团结、教育人民，和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持久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他讲，只好说：“我的胃病没治好，身体很虚弱，病情好转，我一定前来追随你。”

一九四三年春，梁恺任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副主任（主任黄杰我也熟悉）他要我去任少将总队长，我也以有病不能工作，婉言谢绝了。

69、被迫逃难

我在桂林定居期间，虽明知肖漪萍、邓钧洪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们一直没表露自己的身份，我也不便向他们申请加入中共组织。我还想去延安，因为我听说华容县老中共党员朱婴、方之中在延安工作。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捕杀中共党员时，他们在南京，我曾做过掩护他们的工作。但是路程太远，家庭老小又不能随去，只好呆在桂林，等着有机会时再行动。

　　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政策失败，它在东南亚的军队为从海上撤退，又怕英、美两国的海军，它的同盟国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正在败退。在五、六月间，侵占我国湖南省城长沙后，接着进犯衡阳，桂林动摇。据了解，许多机关、学校、居民开始疏散，邓钧洪去湖南沦陷区搞地下工作，肖漪萍，杨明清去贵阳，我因最小的孩子快要出生，爱人张剑云不便行动，也因还有一栋房子没买出，身边没旅费，更因错误地估计衡阳到桂林还有七百多华里，不必这样匆忙，所以未动，

九月初，湘桂边境黄沙河沦陷，桂林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只好被迫带着全家和简单的行李，同数以万计的桂林居民，向广西西南山区“逃难”。

在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下，有钱有势者生，而且是舒服、享乐的生，无钱无势者死，而且是辛苦、受罪的死，有人却认为生者光荣，死者可耻。这现象，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腐败黑暗、专制的压迫、抗战无能的统治下桂林沦陷时，数以万计的逃难群众中表现最明显了。当长沙沦陷，衡阳动摇时，住在桂林的蒋家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发了国难财的富商们就纷纷乘火车或汽车搬家，他们所有家具什物都搬上了车，有的去重庆，有的去昆明，搬走得最近的也到了贵阳。他们在路上当然是舒服、安全，到了目的地，更可以加倍享乐。这时桂林还有近十万人。接着衡阳沦陷，由长沙、衡阳逃难的人们拥进了桂林边境的黄沙河。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万人马，像一群鸭子，被日侵略军不足三个师团至多是五万人，追赶的四散逃跑。

我在九月十二日，乘一个在桂林兵工厂工作的亲戚照顾，在桂林北火车站乘上了火车，但不是坐在车厢里，而是全家坐在车的顶蓬上。这列车装满了兵工厂的机械和职工家属，车顶是用树皮搭盖成人字形，我想了许多办法才坐上去。这列车的车底上也用木板和绳子扎起来载上了人。由于逃难的人多，桂林南、北两个火车站成了人山人海，车站轨道被列车占满了，开不出去，我乘的这列车等了十多个小时才开动。我是九月十三日离开桂林，而防守桂林的国民党军队，这时就开始放火烧城外的房子，美其名曰“扫清射界”。据说桂林城防工事花了不少建筑费，但是敌人刚接近，守城部队就逃跑了。

由桂林到柳州的四百华里，我乘的这列车走了三天，因中途各车站轨道都被装着机关、学校、难民等车辆占满了，列车无法通过。车到柳州北站到西站，又用了四天，到西站后却没有开动的消息，原因是路方要先开花了钱的车，而且以钱的多少决定开车顺序。我的孩子们在车顶上日晒夜露，尤其是雨天，全家就像“落汤鸡”。每个车站因停车多而时间又长，满地是大小便，太阳一晒臭气难闻，病人、死人每个车站都有。这样，我的孩子们会活不下去的！我只好背了暂时不穿的几件衣服，到柳州街上拍卖（有钱的商人这时仍在柳州廉价收买衣物运往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卖高价），托一个朋友帮助，花了很大代价取得准备先开的一列车顶上的位置，由柳州经过两天到了宜山。因为不花钱不仅是上不了车，也不知道那一列车先开。

我到宜山后，打听到西去近两百里的金城江车站有两万多人在候车。由金城江再往西去，火车要爬坡换车头又要等很长时间。我想起我在五十二军工作时，宜山城内有熟人，宜山县城西去一百多里的九渡镇也有熟人。因而我就在宜山下车，找到了曾在一九五师当上尉副官的周某，托他租了一匹马，我的爱人剑云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小儿子骑马，请人挑着简单的行李，我带着五个能走路的孩子步行了两天，到达九渡。这里是五十二军副军长兼湖南衡来师管区司令覃异之的家乡，他全家八口人都住在老家。我承他家照顾，帮我找到了住所。几天后，覃副军长从湖南常宁县带着十几个武装士兵和几个军官绕道湘南经柳州到了九渡，我建议我同他以宜山、都安河池等县山地做根据地从事游击活动，他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侵略军不会到九渡。他竟以近千万元公款到宜山购买布匹和在九渡购买粮食、食盐，想从中获利，发一笔“国难财”。

桂林沦陷后，柳州失守，接着宜山沦陷，覃副军长还以为九渡是安全地方。在宜山沦陷后的第五天。由迁江县城撤退下来的某集团军副司令带着两个团到九渡，随着他的还有我早就认识的某参谋长。我们在谈话中，知道到了这支部队共有五个团，是某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撤退到河池、南丹之间的山地去。他们说：“这个仗无法再打下去，谁想打仗，谁就要倒霉”。又说：“某集团军总司令早已退到贵州省境内，重庆的最高统帅，对当前的抗战形势也不大关心，他（蒋介石）最近只有两件事感兴趣，一是陪伴陈小姐，二是发动十万青年学生从军。”他们在谈话中，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这批部队刚从九渡西去，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九渡，我全家同覃的全家被迫逃到九渡西面山区加发洞，这里住着覃的亲戚，帮我们找到了住房。这时，我们听说某副总司令带的步兵被敌人骑兵追上了，副总司令被打伤，我认识的那个参谋长被打死。

覃副军长囤积的粮、盐、布，在敌人侵占九渡时，全部损失，但他身边的财物还有不少，他害怕再受损失，带着他的夫人和四个孩子经百色回云南文山五十二军（他到文山后，被调任住在重庆的青年军第四师师长），留下两个小的孩子和他姨妹全家四口仍住加发洞。他还给我准备了乘马，要我和他同行，我的家属暂和他的姨妹住在一起，以后再去云南，我未同意。他临走时和我谈了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现在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已有大转变，美国正在大力帮助我国，最后胜利在望”。他知道，我对五十二军的几个负责人包括他在内是不满意的。他说：“我们衡量人要看他的全面，不能只看他的某些缺点，过于苛求，大致过得去就行，如果用显微镜看人的面孔，那当然是满脸大麻子。”我当时笑着对他说：“我已离开五十二军三年了，现在不好再回去”。他又说：“你不回五十二军，可以到杜光亭（杜聿明）那里去，早就听说他欢迎你去”。结果我还是下定决心不走，他再三嘱咐他的亲戚，要在多方面照顾我家的生活，必要时，共同行动。

覃走后不久，敌人小分队到了加发洞，我家简单的行李被抢走！加发洞的老百姓送给我两床破旧棉被，才渡过冬天。由于敌人小分队到处搜山，我在两个月内，移动了三次住地，最后搬移到都安县的下乡镇。

广西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散居，他们生活的困苦，实在难以形容，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地狱”的话，那他们就是生活在“地狱”里。他们居住在半山腰或山沟里，用乱柴扎起来做房子，上盖树枝和树皮，四面进风，冬天全靠烧柴烤火取暖。穿的衣服少而且破烂。在石头缝里种玉米作为粮食，很难吃上油和肉食。他们没有农具和耕牛，也无法用耕牛，全靠一把砍柴刀和松土用的像狗舌似的一柄锹。这个地区山与山之间也有谷地、良田，但多被地主和富农占着，穷人的女儿多嫁给富户我的做妾、做婢，成为富家能说话的劳动工具。

我到下坳后，听说宜山至河池、南丹沾铁路、公路逃难的人们，遭遇更为悲惨。当敌军侵占宜山县城后，金城江接着沦陷。敌人骑兵小分队从左翼进占南丹，把难民行列拦腰截为两段，前一段为敌骑追上，行李衣物被敌枪光，青年妇女被敌人奸污。最先头的难民逃到都匀附近时，又遇上国民党军队溃退士兵，以检查“汉奸”为名，把难民的衣物枪走，难民讨饭到贵阳。停留在河池的难民，知道南丹沦陷，有日本骑兵拦头时，只有向公路两侧的山地逃，但结果也同样悲惨，因为敌人步兵侵入河池后，又同侵入贵州。独山骑兵回头，到南丹与河池之间“搜山”。我到安县属下坳后，有几个难民从河池逃到下坳，他们沿途讨饭吃，瘦弱到不像人。他们中间有两个是浙江人，原在湖南做五金生意，有一个是广西合山煤矿的小职员，还有一个是柳州某小学校的教员，他们告诉了我许多不忍听的悲惨遭遇。他们逃难到金城江等乘火车去贵阳找朋友，但是等了一个多月搭不上车，眼看在金城江的难民病死的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小孩子也死了两个，只好和别人一样扶老携幼，沿着公路拥挤在逃难的人群中向南丹步行，但在中途得到前面传来的消息，有一座桥梁被国民党军队炸断了，河水深，不能过去。他们和许多难民一样走投无路时，后面有日本鬼子兵追上了，有的丢掉了年幼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只顾自己往路旁山地上逃，有的一家被冲散，哭声和呼叫声震动山谷。敌人在未逃脱的难民中带走了一大群年轻妇女，送到所谓“慰问所”。接着之说：他们和父母妻儿失散后，逃到离公路十多里的一个村子，村里的坏人不准他们进村，说是怕难民中有汉奸。他们当夜露宿在山沟里，半夜又来了十多个带枪的国民党士兵，以“检查”为名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衣物抢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剥去。那煤矿小职员说，他的妻子正在患痢疾，被冲散后生死不明！说这话时泪水直流，我当时只好怀着同情的心，回到自己的住所，说了一句：“这是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反人民的结果”。

在日本侵略军退出独山、南丹以后，就在河池、宜山及其他各县组织伪政权，每一个乡镇都有日本兵担任警卫，这些伪政权的负责人地主、恶霸、流氓。他们对待乡民，无恶不作。下坳北面有个宜山县属的龙头镇，这里有日本兵一个小分队（等于排约四十人），设了个镇公所，所长是当地有名的恶霸。他们召集附近各村坏人到伪镇公所开会，会议决定各村接受日本“皇军”“劝告”“皇军”随时检查；要各村给“皇军”送粮、送菜，并规定多少猪肉和鸡鸭；要各村青年男子，随“皇军”外出挑运东西，要青年妇女输流到“慰安所”“服务”，实际上是供日本兵取乐。就这样由近及远，使整个乡村就范，如有不服从者“皇军”就要进行“讨伐”。所谓“讨伐”，就是捉人，烧房子。最初有些老年人害怕捉人和烧房子，劝青年人忍受。后来各村倍感困难也最使人们忍受不了的无休止的强拉妇女，拉去了就不放回。有血性、有勇气的年轻人就联合起来反抗杀亲日派，杀鬼子兵。于是“皇军”进行“讨伐”，抓人、烧房子。龙头镇周围各村的年轻人被鬼子兵杀害了不少，房子也被烧了很多！国民党宜山县流氓县长（桂系的一个失意军官花钱买的县长）却业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收缴民枪，间接援助敌伪杀害自己的同胞！”

我在下坳住了四个月，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将家属托姓韩的熟人（原在一九五师任上尉军需）照顾，自己离开下坳，步行到独山，由独山县公安局长原十五师一四五团少校团附钟湘涛帮我安排乘汽车到贵阳。我在贵阳会见了肖漪萍，也会见了《大刚报》副总编辑王淮冰。我在逃难中写的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情况，以及假抗战、真反共、反人民某些事实，想投某进步刊物上发表，给他们看后，他们认为要从长远利益着想，不主张刊登。他们主张我到昆明杜聿明防守司令部去，暂时有个落脚之地，以后看情况再说。王淮冰并给我向杜聿明发电报，第二天就接到杜的回电，欢迎我去昆明，并给我寄来了足够的路费。

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立即写信，让住在下坳的爱人张剑云带着孩子来昆明，并告诉她到独山时找钟湘涛安排汽车经贵阳、安顺到昆明，因为贵阳、安顺都有人照顾。她到昆明后，杜聿明并叫他的后勤负责人蒋瑞清给我置备了全家需用的行李衣物。这些朋友们对我的照顾，我终身不会忘记。

这里叙述一个故事：五十二军衡来师管区新兵团有个姓晏的连长，在衡阳沦陷前，到湘桂铁路线上某城市住的步兵学校学习，衡阳沦陷后，学校搬到贵州。他是湖南醴陵人，其妻和一个四岁的孩子随他住在耒阳，请假到耒阳接妻儿，绕道湘南经柳州到宜山九渡，随后又到龙头镇，准备步行回贵州，接着河池、南丹沦陷，龙头镇也来了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敌人用欺骗宣传所谓“招抚流散难民”，“遣送难民回老家”的号召，到一个“难民登记处去登记，结果，到登记了的难民青壮年，却安排做苦工，不能和家属小孩在一起，年青男女没有送走一个。十多天后，他逃到下坳找我，这时我已离开下坳，后来他随着我的家属到了昆明。当他和我见面时，我问他的妻子和小孩是否同来，他望着我淌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我后来介绍他到防守司令部警卫团当上尉副营长。”

我渡过了七个多月的逃难生活，吃尽了艰难困苦，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慄！我的老伴张剑云同志，和六个孩子也跟着委屈、受罪，正因为我全家历尽苦难，所以都痛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腐败、无能。张剑云同志后来到东北帮助我做准备起义工作，他是因为在思想上对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

在旧社会，由于我不善于交际，拉拢人，知心朋友不多，但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我来说，感觉到还不是那样明显，这也是因为我待人真诚、直爽，不会说假话、耍手段。我在逃难期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对我有帮助，这里我对他们表示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