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在同一条光辉大道上的国共精英们（1）从前有条路 -- 禅人

张国焘在回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刚成立的情况时说：“李（大钊）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动，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

陈独秀在上海筹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许最终目的是集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在适当的时候结党，但是初始的情形，应该与李大钊的小组大抵相似，即着重于理论研究而暂不过问实际政治。我们来数一数这期间陆续前来聚会的主要参与者：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张东荪、沈雁冰、俞秀松、李达、杨明斋、周佛海，等等。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信仰者，也非有志于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学说付诸于社会实践的真正共产党人，在共产革命刚刚开始或遭遇挫折途中，他们一个个先后落跑或转换了跑道。

也有一开始就无意于参与结党活动的，《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就从没想过搞什么共产党。这位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早年追随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一度活跃于政坛，还加入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后来却改弦更张，“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与孙中山的国民党也保持距离，他埋头学术，热衷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输入，成为著名政论家，他的《时事新报》是梁启超“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副刊《学灯》以介绍新思潮著称，他来参加研究小组的活动，仅出于对西方哲学和政治的研究兴趣而已。所以当维辛斯基酝酿一段时间后，在座谈会上向各位长衫先生提出先组研究小组后建中国共产党的设想，对于结党从政兴致索然的张东荪就不再露面了，但是他仍然热衷于西方各种主义的研究，几个月后还在报上挑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说”论战，与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等人笔战打得不亦乐乎。顺便说一句，张东荪最终还是违背了不从政的誓言，四十年代加入了民盟，后来的结局，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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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张东荪

张东荪退出，原来的两报两刊现在三缺一，好在不是打麻将，有意参加结党者继续与陈独秀碰头，同道越聚越多。戴季陶住的新渔阳里6号比陈独秀的地方大，维辛斯基觉得更便于众人聚会，后来的会议就多在戴季陶家举行。多次讨论的结果，确定由南陈北李各负责一摊，建党准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建党首先要有纲领，由谁来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呢？有早期活动的参与者回忆说，负责起草党纲的笔杆子，有一杆就是戴季陶。后来的党国反共理论大家，竟然曾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最初的执笔者？现在说起来，此事简直难以置信，不过回顾当时，戴季陶与陈独秀过从甚密，陈独秀那时还坦承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研究尚不如戴季陶，如此看来，陈独秀把起草党纲的任务托付给老戴，确也不算匪夷所思。

但是戴季陶还没划拉下几行字，也提前落跑了，倒不是他自己临阵脱逃，他是被孙中山逼的。别以为中山先生不几年后实行了联俄容共政策，貌似对共产党很Nice，当初就一定会对中国共产党胎儿很慈爱，没有的事情。得知戴季陶在瞎起劲参与陈独秀的建党活动，还要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中山先生很生气，他把国民党员传贤同志叫去骂了一顿，质问他究竟是要三民主义还是要共产主义。戴季陶可能本想专职三民主义兼职共产主义，挨了中山先生一骂，只好辞去了兼职，但退出时还是表示，如有需要，他会鼎力相助，唯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可是世事难料，五年后中山先生过世了，他戴季陶却早在另一条主义之路上一蹦一跳跑得老远了，不但不可能回过头来加入共产党，还发了许多反共帖子，诸如《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主张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要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并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只会导致流血和仇恨，只有中庸温和的三民主义才是合作共信的基础，他的戴季陶主义，已经成了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的理论指导思想。而昔日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则与他展开了理论大论战，此乃后话。

说到专职与兼职，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反倒是搞起了专职共产主义兼职三民主义。虽然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党中央起初几乎全体一致地强烈反对，再三向共产国际提出异议，要求搞党对党的平等合作，不同意用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寄生蟹方式被“容共”。但是，学步期的小共娃娃没有自决权：“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看上去共产国际很横很霸道啊？唉~怎么说呢，国际也有国际的苦衷。国共合作，当时是孙中山国民党的买方市场，俄国人和国际联手向中山先生做市场促销推出未来明星小共，实在是煞费苦心，还贴了厚厚的老本。

前阵子在青史版写《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系列之一之二，当写到中山舰事件，有朋友问：如果孙中山当时在世，会如何？当写到四一二，又有朋友问：如果孙中山当时在世，会如何？和尚只能王顾左右：没有what if，俺不假设历史。以后之三将写到武汉分共，估计还会有没看过前期讨论的朋友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读历史课本，听到过不少孙中山先生对于达成国共合作所奏响的高调华彩乐章，不过，有些不和谐音律，在教科书里是听不到的。这里且放上一段，各位姑妄听之：

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可能会难听得让人掩耳，但是，这是陈独秀在被中共开除出党时向全党同志的含恨控诉（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以陈独秀的人格，不由人不信。

难道这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真实背景，首次国共合作的结局早就有推背图了？只好装嫩，学一句90后的时髦网语：无语望天摊手中…

我们的古人实在太有智慧，常说些参透人生的箴言，还作成琅琅上口的诗句，诸如倘使当时身便死，云云。

小声说一句，有时候，历史人物多活几年，可能似乎大概真的…未必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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