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少数民族席位的发展变化简介 -- 神仙驴

（一）

从上面对少数民族在中央高层的发展看，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高层有少数民族代表势在必然；

其次，进入第一代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少数民族领袖，与集体内其他成员的进退类似——第一代是死而后已，第二代是高龄离职；

再次，进入中央高层的少数民族官员集中于人大政协副职，国务院领导中有一位负责民族事务的少数民族官员，基本已成惯例；

最后，极个别少数民族官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政治局是否还会有少数民族成员则难以定论。

这里公平的说，以汉族在全国总人口中高达九成以上的比例看，政治局25个左右成员中有一两位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比例一致的。

（二）

各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政权中能获得多高的位置，与该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传统和现实中以其为主体少数民族所拥有的自治地方的级别与数量等有密切关系。我看来大约可按自治地方的级别分为：

拥有省级民族自治区的藏族、维族、蒙古族、回族、壮族；

出现在地级民族自治州名称里的朝鲜族、土家族、苗族、羌族、彝族、侗族、白族、傈僳族、傣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

其他。

这里需要注意，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并不拥有自治州，但拥有数量较多的自治县，这样的民族主要是满族、瑶族、黎族，比较适合归于第二类中与之并列。而在上面所讲拥有地级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里，部分自治州是以两个或以上民族冠名，因而个别民族的实际政治地位其实要略低一些。

以上各类少数民族，仍可细化区分。比如五大少数民族中，关乎西部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维、藏两族，其政治地位为最高。

然而，就藏族而言，虽然每届国家领导人里都保有两席以上席位，但是不妨查看下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藏族人士——达赖、班禅、帕巴拉是活佛喇嘛，一任终生；阿沛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藏族功臣，极具象征意义，因此百岁之际仍能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除以上四人外，迄今仅有热地是翻身农奴把歌唱、翻天覆地做主人的典型代表。但2008年热地离任后，并没有再补充藏族高级干部。

由于西藏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宗教环境，喇嘛教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巨大影响，西藏自治区和地区一级政协有许多本地宗教人士。国家领导人中少数民族席位有限，而活佛却几乎是一任终身，这样实际造成藏族地方土产官员晋升国家领导人的希望不大。未来阿沛老仙去后，国家领导人中的藏族空缺，是由藏族活佛或高官还是一起补上，还是有些文章可做。

这点上，维族干部晋升中央领导人的希望反而还大些。开放时期，自赛福鼎、包尔汉之后，又有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司马义铁力瓦尔地4人相继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四人也正好是1979年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恢复以来的前四任主席。第五任即是现任主席努尔白克力。可以说，在新疆做到自治区政府主席，便已经搭上了直升国家领导人的直通车。

比较起来，1979年后，7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4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只有阿沛、热地两位国家领导人（其中阿沛早在1965年即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以说在宗教人士必然占据一席的情况下、藏族土产官员的晋升前景其实并不很好。

但无论怎样，国家高层领导人中，长期以来维、藏两族拥有两席以上席位，仍是足够说明其政治地位的。

相对而言，内蒙古自治区按面积在省级行政区中占第三位，与新疆西藏相似，拥有着与外国接壤的漫长边界线，但蒙古族在国家领导人中长期以来也只有一个较固定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政协副主席李四光虽是蒙古族，毕竟更看重的是其专业成就），比回壮族可能略高（回族通常只有一个政协副主席席位，而壮族在人大或政协副职不定，也只有一席），与维藏族比较则相对略低。民族的分布、人口都可能起一定作用。在蒙古族这里，与内蒙古距离首都极近、蒙古族领导比较“听话”可能也有一定关系。1982年十二大后，至今已有布赫、乌力吉、云布龙、乌云其木格、杨晶、巴特尔六位蒙古族人士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由于国家领导人中蒙古族只有一个席位，所以往往出现自治区政府主席届龄退休而蒙古族国家领导人还坚守岗位老骥伏枥的情况，因此，自治区政府主席虽然是蒙古族官员晋升国家领导人的必经之路，但能否晋升还要看造化。

壮族自韦国清后，首次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壮族人口虽多，但比较稳定，不折腾。韦国清1989年病逝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1993年八届人大，选举刚卸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甘苦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时合适的壮族领导人不多，最后是69岁的甘苦而不是71岁的自治区政府前主席韦纯束胜出，年龄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任职仅仅4个月后，甘苦即告病逝，成为任职时间最短的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5年之后，人大换届，选举刚卸任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的成克杰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这位副委员长仍然点背，2年后东窗事发，被判死刑，成为第一个因经济犯罪处死的国家领导人。一时间，对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等好事，壮族领导人似乎有些难言之隐了。2003年又一位广西壮族官员李兆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连任至今，总算摆脱了人大魔咒了。（以上是玩笑话，共产党员还迷信乎？）与上述蒙古族情况相似，壮族也仅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席位，不能像新疆维族一样，成为自治区政府主席就能保证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席位。典型如陆兵，下面还会讲。

如蒙古族有乌兰夫、壮族有韦国清、维族有赛福鼎/包尔汉、藏族有阿沛/帕巴拉一样，回族也有自己土产的领袖级人物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他就是杨静仁。杨静仁自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起，到1998年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止，中间也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历经20年。然而，自1982年5月国务院调整到1983年6月政协换届，这一年时间里，杨静仁只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并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这算是开放时期来少有的现象。其他少数民族领袖级人物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间跨度分别是：乌兰夫，195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去世；韦国清，1965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9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去世；赛福鼎，1954年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逝世；包尔汉，1954年至1965年、1980年至1988年两度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9年逝世；阿沛、帕巴拉1959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目前仍担任这一职务，两人年龄分别是99岁和69岁。

但与其他四大少数民族偏于一隅不同，回族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较广，在沿海发达省市亦如此，这使得回族在各地各岗出头的机会大增，也同时造成一个现象，即许多出头的回族官员，能够出头固然与民族身份有一定关系，其工作专长其实却与回族身份并无多少联系。这方面最著名如回良玉，后面再说。

第二类少数民族，在所在民族自治州内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如同五大少数民族在所在自治区一般。同样，第二类少数民族在所在省级地方，通常也较固定拥有一些副省级职务（如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与五大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关系可以对照。而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如满族，则与回族有类似地方，即呈现出“多处冒头”的特点。

（节略）